马克思曾指出，"人是由思想和行动构成的，不见诸行动的思想，只不过是人的影子；不受思想指导和推崇的行动，只不过是行尸走肉——没有灵魂的躯体

按照这样的思路，人就是思想和行动的结合体，有什么样的思想，受什么样的思想影响，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动或结果。若以德川晚期日本全国掀起的倒幕运动而言，则此前社会一定受到过颠覆性思想的影响，毕竟大规模的倒幕运动不可能在短期内一下子形成，必然有一个思想准备的过程，何况幕府势力坚如磐石，要想推倒它，思想不统一很难办到。

事实上，进入十八世纪以后，由于接连发生灾荒，加上包括大名在内的整个武士官僚阶层挥霍无度，脱节失序，社会日渐衰落。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评论："今天的武士已经悠游自在地过了两百年……在最近的五六代亦完全生活在歌舞升平中。他们不知战斗为何物，同时……他们十个中有七八个羸弱得如妇人一般。"

一边是百姓整日处于饥饿状态，一边是统治阶层醉生梦死，而同期欧美捕鲸船、商船及炮舰不时出现于日本附近海域，对幕府统治俨然构成挑战。鉴于此，德川幕府也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否则迟早将在内忧外患中毁于一旦。

然而，尽管从八代将军

而这时期颇具颠覆性的思想纷纷出炉，强烈撞击着人们的心灵，对社会的影响与日俱增，最终成了武装倒幕运动的有力推手。那么颠覆性思想都有哪些？

国学思想营造了推翻幕府统治的气氛

本居宣长是这个时期国学派的代表，他曾与其他志同道合者一起创立了国学派。鉴于思想家荻生徂徕曾借助汉学典籍批判时政，推动改革，这给了他以启示，在其看来，日本本土文化就存在改革的答案。

根据日本古代典籍《古事记》和《源氏物语》，他总结出日本民族价值的核心所在，即从感性出发对别人给予同情理解，对善与恶的辨别应凭直觉而非理性。他认为日本神道介乎人神之间，与人间联系紧密，而日本天皇就扮演着将现世与精神相连接的角色。这就突出了天皇在日本的重要地位，而将军的作用受到削弱。

国学思想受到农村信徒的广泛认可，平田笃胤就是众多信徒的佼佼者，他还进一步将本居思想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推广并突出"忠义"在日本的重要性。

德川时代，藩国林立，并在幕府的监控下不得擅自往来，连大名间相互通婚都受到严格限制，故而人们的脑海只有自己所属的藩，也就对藩和大名尽忠。平田倡议人们的尽忠对象不应局限于藩国，而应放眼整个日本，这样民族主义便悄然滋生于人们内心，渗透于社会，为将来回应西方列强的侵入作了准备。据记载，平田笃胤的信徒达到了3745人之多，这些人的身份包括老师和国学者，他们具有很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以当时平田所处的社会现状，已经显现出内忧外患，平田认为日本历来住着神道诸神，有超越宇宙秩序之势，日本危机四起，表明幕府统治者在诸神、天皇及广大民众的履职尽职上并没有尽其本分，言下之意，只要社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大动乱，在国学思想浸染下，推翻德川幕府将势在必行，不可阻挡。

幕府时期，将军取代天皇统治日本，然而其统治合法性随着国家危机日益深重而遭到质疑，于是国学者立足日本古代典籍寻求改革突破口，他们结合天皇和忠义，要求社会在履行尽忠时要着眼于日本整体，而非藩国，而天皇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政治象征，则天皇就是整个社会要尽忠的对象，这样幕府统治一旦大乱临头，则受到国学思想鼓动的人们会自觉地将矛头指向幕府，届时德川幕府统治也就岌岌可危。

《新论》思想成为广大志士日后推翻德川幕府的指南

水户藩属于幕府亲藩，该藩儒者会泽正志斋名义上以巩固德川体制为本，实则要颠覆德川政体，其所撰《新论》颇具颠覆思想，该书总基调反对西方和幕府一直激荡着广大志士的心。

《新论》历数统治阶层的罪状，指出大名及其他政府高官挥霍无度却又不知羞耻；无法应对西方舰船在日本海域频繁而带有侵略性的活动；出于维护德川霸业的考虑，存心让各藩实力衰靡，以致于面对入侵者无能为力。不过，会泽正志斋认为群众缺乏智慧，他们轻易相信外国传教士的宣传，简直就是无知者和不忠者，日本神国的特质迟早将丧失。

鉴于此，会泽一方面呼吁幕府重视人才，任用贤人，以改变现阶段羸弱状态，同时身体力行，扭转社会不良道德，此外，为达到共同抗击外国侵略者的目的，他强调天皇在日本的象征作用，建议统治者高度团结在天皇的周围，而这样做也有利于德川幕府权力的强化。

德川时代，宋儒备受推崇，会泽正志斋作为幕府晚期最具影响力的儒学思想家，他的言论具有鼓动性和指导意义，其著述的《新论》富于挑战色彩，1825年一经出版，便很快洛阳纸贵，私下里传抄者不绝如缕，在西方列强"敲开"日本国门前受到各地勤王志士的热烈追捧，为不久后"尊王攘夷"和武装倒幕汇聚起强大精神动力，这些武士就是推翻幕府统治有力掘墓人。

"兰学"所体现出来的西方科学思想催化着社会变革

幕府早期，荷兰商人因专注于经商而有幸成为唯一留下来的西方人，他们自始至终获得在日本长崎贸易的许可权利，而这也成了日本了解西方科技的重要窗口。

从1639年起，幕府曾颁行禁令，规定除医学、航海等方面的实务著作外，其他书籍一概不准外国人带到日本，这样包括中译本在内的有关西文科技类书籍得以流入日本。

这样，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以荷兰文写成的有关自然科学、医术和植物学书籍便在日本有一定的市场，特别是贸易开展地长崎尤为兴盛，这些学问被统称为"兰学"。

为掌握并推广这门学问，兰学者甚至编撰了与之相关的字典、地图。到1840年代，兰学者又开始主攻西方军事科技，从而推动了日本西式武器装备和西法军队的诞生。

兰学盛行的时代正是西方列强蠢蠢欲动之时，学习兰学有助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同时也在不断改变着日本人因长期闭关锁国所致的闭目塞听，对日本的生存状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和焦虑，为有识之士推翻幕府、实行维新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应运而生的各色新宗教成为广大穷苦农民的思想武器

1720年以来，由于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很多农民面临死亡威胁，他们有的不惜杀掉自己的骨肉，或者拖家带口逃荒，以求保命。但即便如此，官府的苛捐杂税依然分文不少，这就难免激起众多穷苦农民的强烈反抗。

在诉苦无门的情况下，农民开始有组织地建立宗教团体，诸如1814年成立的"

农民是幕府时期人口最多的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治者治理国家的能力以及所持有的态度。面对接二连三的灾荒，幕府应该基于实际情况，主动进行自我调整和变革，让社会制度富于灵活性，并去除不合理的因素，以赢得百姓的支持，毕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特殊时期减免赋税、赈灾济民倒是不错的举措，遗憾的是他们一直信奉"农民的生活应该是过的不死不活"，要像芝麻一样努力榨取，这就不可避免地将农民逼上绝路，从而通过创立宗教组织散播仇恨思想，一旦社会大变乱到来，幕府统治也就离垮台不远了。

结语

西方有句名言，曰"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由此我们能够看出，思想是行动的向导，促使人们打破原有机制，以改变社会和命运。

德川幕府进入中后期以后，各种弊端暴露无遗，加上饥荒不断，外来威胁有增无减，这就迫使幕府不得不进行改革。诚然，从1716年德川吉宗的"享保改革"起，到1841年"天保改革"止，其间幕府也的确作了多次改革尝试，然而由于总是围绕着强化统治而展开，所以改革结果最终免不了归于失败。

既然幕府如此无能却又对权力紧抓不放，这就催生了各种思想潮流，这些思想无不针对幕府有感而发，一旦社会陷于混乱抑或幕府行动有损国家利益，则对幕府不满者必将在思想支配下闻风而动，揭竿而起，而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川幕府屈服于西方列强的淫威，接连与其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出卖国家利益，让日本不断滑向殖民地半殖民的深渊，这样在早已郁积的思想触动下，"尊王攘夷"、武装倒幕也就势在必然。

于是我们看到，此前受到国学思想、《新论》思想、西方"兰学"思想及新宗教思想影响的各类人士，诸如部分大名、朝廷公卿、武士、农民、城市平民等，无不跃跃欲试，其中武士革命最为激烈，他们在攘夷失败后，转而攻击幕府，势如破竹，与此同时，农民起事、都市暴动也不可小觑，在综合力量作用下，四面楚歌的德川幕府不得不走向终点。

综述，德川幕府的垮台并非当时人们一时冲动所致，早在此前就已经深受颠覆性思想影响，当时机到来时，思想上殊途同归的人们便戮力向不得人心的幕府发起打击，终使其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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