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焯、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並稱為康熙年間“帖學四大家”。我們今天就來看看，這四位大家的書法作品，如何再現一個康熙時代的書壇文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那個時代，對書法時風轉變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何焯
義門先生
何焯（1661-1722），字潤千，因早年喪母，改字屺瞻，晚號茶仙；崇明人，為官後遷居長洲(蘇州)。先世曾以“義門”旌，學者稱義門先生。
何焯少時鈍拙，14歲後方發奮攻讀，學問大進。焯於考據學頗有造詣，年輕時先後拜吳縣邵彌、安溪李光地為師，又與太原閻若璩為友，寓居閻家，與閻通宵切磋議論。焯治學嚴謹，藏書數萬卷，凡四部九流，直到雜說小學，無不一一探索考證，辨明真偽，疏清源流，各作題識。對書坊出版書籍的錯誤、缺漏，字體的正寫、俗寫，也逐一分辨訂正。焯校定兩《漢書》、《三國志》，凡議論人物，必究其家世，明其表裡；議論事情，必曉其始末，盡其變化；指點時政，必根據國勢民俗，析其利弊。
焯25歲時以拔貢生進京城，被尚書徐乾學、祭酒翁叔元收為門生。焯秉性耿直，遇事直言辯正，因而常遭妒忌和中傷，徐乾學也對他漸生惡感。焯便上書徐，更求削去門生名義。從此，六次應考被排擠。1702年(清康熙四十一年)，皇帝南巡，訪覓逸賢，經宰相李光生推薦，通過考試，被安排在南書房供職，賜為舉人。次年，參加禮部考試，末取，賜為進士，又選為庶吉士。後於親王府當侍讀，兼任武英殿纂修。
不久，受人誣陷被囚，家藏書籍被抄。朝廷派人未見任何犯上之語，相反卻發現了焯退還吳縣知縣贈送金錢的信稿，終於發還書籍，僅免其官職，仍在武英殿工作，並表彰他清正廉潔。焯身陷囹圄時，身帶著鐐銬，仍在朗讀《易經》。
▲何焯楷書《桃花園詩軸》，
紙本，楷書，縱60.4釐米，橫33.8釐米。
軸書桃花源詩一首。自題“臨湜庵老師法”，湜庵即王遵訓，順治年間進士，康熙間官御史。
此軸書法結體工謹端秀，筆力勁健，佈局舒展明朗，深得歐陽詢意韻。近人馬宗霍曾雲：“義門日事點勘，故小真，行書不習而工，較之習而工者為雅。”此作反映出何焯日事點勘抄寫所積累的深厚書法功力。
何焯於62歲時去世。死後雍正皇帝下詔，復其原官。破例贈予侍讀學士，並賞賜金錢，給予立傳，回鄉治喪，令地方從優撫卹後代。何焯一生輕資財，重情義，他將財產讓給弟兄，並經常接濟貧困的親戚朋友，對有才學而家境貧窮的學生則供其食宿，有記載的即達400人。生平著有《詩古文集》、《語古齋識小錄》、《道古錄》、《義門讀書記》、《義門先生文集十二卷》、《義門題跋一卷》等。
何焯博覽群籍，長於考訂。校勘古碑版最精。喜臨摹晉、唐法帖，所作真、行書，併入能品。時人以為可與晉唐書法家媲美，與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並稱為康熙間四大家。曾受命為康熙皇帝寫《四書集註》，刻成木版藏於宮內。宮內書籍則大多由焯校勘。雍正皇帝接位前曾囑焯寫《困學記聞》的註解。
▲何焯老杜詩一篇 立軸
▲何焯書法 扇面
▲何焯五律詩軸
笪重光
藝術之道
笪重光（1623-1692），清朝書畫家，字在辛，號江上外史，自稱鬱岡掃葉道人，晚年居茅山學道改名傳光、蟾光，亦署逸光，號奉真、始青道人，江蘇省句容人。一江蘇丹徒人作。順治九年(1652)進士，官御史。以劾明珠去官。工書善畫，與姜宸英、汪士鋐、何焯稱四大家。
“坐深春氣暖，清音多古言。”
乾隆年間，揚州畫家汪士慎贈給來訪的京口畫家蔡嘉這樣的詩句。它蘊含著一個史實：自古以來，維繫瓜洲與京口的，從來就不只是一葉扁舟，千百年孕育生成的禮樂風儀，早已將這一地域燻拂、灌溉成了一個關聯、互動的人文之所，培養出一代代作為傳統人文細胞的名人佳作。笪重光當是其中典型的一例，雖然他一度處身於被歷史忽略的狀態。
精古文辭，康熙十一年(1672)嘗作《仿元人山水》軸，著錄於《虛齋名畫錄》。傳世作品有順治十七年作《松溪清話圖》，圖錄於《神州國光集》；康熙二十五年(1686)作《柳陰釣船圖》軸，藏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著有《書筏》、《畫筌》，王翬惲壽平作評註。其人在當時不僅為四大書畫家之一，而且有“官御史，有直名”之譽稱。風骨稜稜，雖權貴亦憚之。書、畫名重一時，書法蘇米，筆意超逸，與姜西溟（宸英）、汪退谷（士鋐）、何義門（焯）齊名，稱四大家。最為王文治所稱服。山水得南徐氣象，其高情逸趣，橫溢毫端。兼寫蘭竹，精鑑賞。惲壽平、王翬嘗主其家。著有書筏、畫筌，曲盡精微，有裨後學。卒年七十。
▲笪重光草書五言詩扇面
事實上，笪氏的藝術發展也依託於這樣一種地方文化，北宋的米芾曾經是京口文人藝術一個深刻的潛臺詞，因為京口人士信念這樣一段史話，曰：中年的米芾曾經臨幸此地，而“樂南徐（京口）山川風土之美，因家焉”。這是一個莫大的鼓舞，他“激發了京江人士對地域風物的無限自豪”（趙力語）。在如此時態語境中，這就自然而貼切地解釋了笪氏書畫作品為何多顯出對米氏藝境的祖述與漫延。有一種觀點以為，笪氏一度的被冷落，是因其未能順合稱雄一世的董（其昌）氏藝術之大流。
但筆者私見，真正應予強調的，是後來居強的笪氏晚輩鄉人王文治，他對重光的傾力宣揚，對笪氏藝術價值的再現重生是功不可沒的；他一再稱頌：“吾鄉笪江上先生書格超妙……飄然有凌雲之氣。國朝善書之家如先生者未可數覯見也”；“江上書上至章草下至蘇米，靡所不習，恨不能確然指其得筆之淵源。然其遊絲嫋空，蕭然自得之處，無所秉承不能獨造也”（《快雨堂題跋》）。所論未免玄誇，但也無妨人們去領其妙悟。
▲笪重光書札
於議論的領域，重光亦有不俗的傳授，他金針度人，以實踐理性的感悟寫下了《書筏》、《畫籤》二著。得其大要，皆以老子“道”的精華為綱目，強調書畫本體在“道”的辨證中所應具有的表現，他將黑白、虛實、清渾、順逆、起落、伸屈、呼應、轉折等一系列對立的範疇，對應到藝術的手段與詞彙中加以擴傳，而循循善誘乎讀者去作超越凡塵，突破常形的奇思妙想。因而筆者認為，笪氏的藝術與理念依然是企圖在有形與有限中，拓展與弘揚自由的人生、印象的藝術以及實踐的精神。（薛翔）
姜宸英
楷法正宗
姜宸英（1628-1699），明末清初書法家、史學家。字西溟，號湛園，又號葦間，浙江慈溪人。
康熙十九年(1680)以布衣薦修明史，分撰刑法志，記述明三百年間詔獄、廷杖、立枷、東西廠衛之害。又參與修纂《大清一統志》。在京因得罪大學士明珠受冷遇。曾撰《張使君提調陝西鄉試闈政記》。康熙三十六年（1697）探花，授編修，年已七十。康熙三十八年（1699），任副主考官，是科發榜後，物議沸騰，當時落第士子戲稱：“老薑全無辣味，小李大有甜頭。”
因科場案牽連，十一月丁酉（初三日），被江南道御史鹿祐彈劾，姜宸英與李蟠入獄，宸英飲藥自盡，死於獄中。死前自擬輓聯：“這回算吃虧受罪，只因入了孔氏牢門，坐冷板凳，作老猢猻，只說是限期弗滿，竟捱到頭童齒豁，兩袖俱空，書呆子何足算也；此去卻喜地歡天，必須假得孟婆村道，賞劍樹花，觀刀山瀑，方可稱眼界別開，和這些酒鬼詩魔，一堂常聚，南面王以加之耳。”不久康熙得知浙江寧波考生姚觀確有文才，下旨釋放姜宸英，追回被充軍的李蟠。康熙得知宸英已於獄中自盡，痛惜諮嗟不已。
▲姜宸英《小楷洛神賦冊》，紙本，縱24.7cm，橫28.8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此冊小楷書錄漢曹植《洛神賦》，末款“姜宸英書”。鈐“姜宸英印”、“西溟”印，引首鈐“畦風閣”印。冊後附清末黃易題跋一段。據跋稱，此冊為清末李鴻裔所藏，並見示於黃易，因題於後。
此冊無具體書寫時間，但從書風推測，當為姜氏晚年所書。姜宸英作為清初康熙時四大書家之一，晚年尤長於小楷，此冊書法風格秀勁，取法於唐代虞、褚、歐諸家，兼融漢魏之意，正如黃易所評“詢為楷法正宗，不可多得也。”
姜宸英有文名，輿朱彝尊、嚴繩孫合稱“三布衣”，曾參與修纂《明史》，史稱為文“姜宸英行書詩軸宏博雅健，但敘事稍差”。擅書法，與笪重光、汪士鑑、何焯並稱為“康熙四家”，為清代帖學的代表人物。宗米芾、董其昌，書法以摹古為本，融合各家之長，七十歲後作小楷頗精。山水筆墨遒勁，氣味幽雅。楷法虞、褚、歐陽，以小楷為第一。
惟其書拘謹少變化。包世臣稱其行書能品上。楊賓《大瓢偶筆》評曰：“西溟少時學米（芾）、董（其昌）書有名，至戊辰後，方用第四指學晉人書，丁丑後方用大指，專工小楷，是時年已七十矣。使其少時即知筆法，力學至老，豈非豐勞功後一人哉？”。《頻羅庵論書》言：韋間先生每臨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亦兼精鑑，名重一時。家藏籣亭石刻，至今揚本稱姜氏蘭亭。
▲姜宸英 臨《王聖教序》 冊頁(15開選3)
汪士鋐
由帖轉碑之先聲
汪士鋐（1658-1723），字文升，號退谷，又號秋泉，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會元，官中允。書法與姜西溟（宸英）稱姜汪。﹝姜宸英﹞得執筆法，書絕瘦硬頡頏張照，諸子莫及。曾題沈凡民印譜自謂初學停雲館麻姑仙壇、陰符經，友人譏為木板黃庭，因一變學趙得其弱，﹝趙孟頫﹞再變學褚得其瘦。﹝褚遂良﹞晚年尚慕篆、隸，時懸陽冰顏家廟碑額於壁間，﹝李陽冰﹞觀玩摹擬而歲月遲暮，精進無幾。其書能大而不能小，然有奇勢，縱橫自放，而分間布白，無分寸失。名公卿碑版多出其手。著瘞鶴銘考、秋泉居士集、全秦藝文志。卒年六十六。
▲汪士鋐尺牘
從《汪士鋐手札》看清初崇董書風之漸變
清代前期書壇崇尚董其昌書風的主要原因是，康熙帝愛好董書。科舉殿試是由皇帝主考，能寫一手皇帝喜歡的書體，在閱卷時的確能佔有優勢。康熙三十六年（1697）汪士鋐、姜宸英同中進士的那一科當屬典型案例，姜宸英久困山林，以“江南布衣”聞名，屢試不中，當時已經七十高齡，擅書法，與汪士鋐齊名，時稱“姜汪”。姜氏因康熙帝識其書法風格而被特擢一甲第三名（探花）。而汪士鋐舉一甲第一名（狀元），此科狀元、探花皆當時書壇名家，學董高手，一時傳為美談，並將清初崇董書風推向極致。
▲汪士鋐《東坡評語》軸，紙本，行書，縱91cm，橫50.9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釋文：餘謫居黃州，唐林夫以書遺予，雲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略評之，而次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右東坡書唐氏六家書後，汪士鋐。下鈐“汪士鋐印”、“退谷”印2方，引首鈐“秋泉”印。無鑑藏印。
包世臣還將汪士鋐書列入“佳品上”。其實汪士鋐的書法師承並非董其昌一家，學董只是受到時風左右。在題《沈凡民印譜》中汪氏自述其學書歷程雲：“初學《停雲館》《麻姑仙壇》《陰符經》。入都後，友人陶子師譏為木板《黃庭》，因一變學趙，得其弱；再變學褚，得其瘦。晚年尚慕篆、隸，時懸陽冰《顏家廟碑》額於壁間，觀玩摹擬。”作為帖派嫡系的汪氏，晚年卻尚慕篆、隸，書法觀念開始逐漸轉向碑派，在董風瀰漫的當時確屬難得的新聲。
▲汪士鋐 《節臨蘭亭序》立軸（1713年作）
再從汪士鋐的學術背景來看，這一轉變並非偶然。汪氏生平著述甚富，尤勤於考古，曾著《瘞鶴銘考》。《鶴銘》刻於江蘇鎮江焦山西麓崖壁，其書被譽為“神仙之跡”。因以干支紀年且撰書人僅具字號，故其作者與鐫刻年代歷來眾說紛紜，大要在晉唐之間，而以南朝梁說較為通行。此銘嘗崩入江中，人鮮有知者。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原蘇州知府陳鵬年與汪士鋐等命工起殘石於江中，剔垢得銘文八十六字，其中九字殘缺。殘石經綴合復位，於焦山定慧寺大殿左側建亭儲之。汪氏所著《瘞鶴銘考》即以鵬年所出石本為圖，列諸卷首，備採昔人之論，並引張弨《瘞鶴銘辨》折衷之，蒐羅匯考頗稱詳盡。碑派書法經典--《鶴銘》的早期研究著作竟出自一位帖派楷模之手，正說明清初書法由帖學轉入碑學之過程是漸變而非劇變。
▲汪士鋐 書法 立軸 水墨絹本
今上海圖書館舉辦明清名家手稿展覽，出示館藏《汪士鋐致勉齋書札》一通，內容涉及借閱《鶴銘》善本之事。其後有張廷濟跋語：“陳滄洲（鵬年）太守出《鶴銘》於水，退谷（汪士鋐）同襄其事，此札蓋在是時。”此札書法雖無法擺脫董氏藩籬，但卻蘊藏著帖派向碑派漸變的思路，還承載著一段《鶴銘》運轉佳話，可謂集數美於一札，眼福！（仲威）
▲汪士鋐 行楷四言聯
▲汪士鋐 行書詩 立軸
▲汪士鋐 行書五言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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