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網絡時代背景下，微博等社交媒體成為網民自我呈現和政治參與的重要場域。本文構建了微博用戶自我呈現與政治參與水平關係的結構方程模型，發現微博用戶的自我呈現影響其政治參與的廣度和深度。能力顯示、榜樣示範和示弱求助三種自我呈現方式正向影響政治參與的廣度；在政治參與的深度上，能力顯示、榜樣示範正向影響其政治認知的充分性，能力顯示、榜樣示範、示弱求助正向影響其政治表達的充分性。而逢迎討好、威逼強迫兩種自我呈現方式對政治參與的廣度、政治參與的深度均沒有顯著影響。最後，本文在研究發現的基礎上給出了改善微博用戶政治參與的建議。
在國內，微博等社交媒體近年來持續高速發展，成為互聯網上最活躍的角色之一。政府出臺政策推動“兩微一端”政務新媒體發展模式，為公民利用微博等虛擬社區進行政治參與提供平臺，在改進政府政務服務、推動輿論監督上發揮重要作用。同時，網民在微博中彰顯自我、表達個性也是現代社交中一大內容，微博用戶通過發佈文字、圖片、音視頻等表現自己的思想、觀點及生活，在與他人的交互中進行自我呈現。
以往研究指出，網民的自我呈現具有自我規避保護、理想塑造和表達的特徵，與網民網絡政治參與的心理特點共通。同時，網絡政治參與亦是微博網民自我呈現的表現和內容之一。鑑於此，本文意圖以實證方法探究微博用戶自我呈現與政治參與水平的關係，對於明晰微博用戶政治參與的影響因素，改善用戶政治參與行為、推進網絡政務具有重要意義。
01
研究設計
（一）文獻回顧與相關變量提出
1.自我呈現相關研究及變量提出
美國社會學家戈夫曼首先提出“自我呈現”的概念，他認為，人們會通過自我有目的性的呈現方式，如言語、姿態等使他人形成自己所希望的印象，該過程又稱為“印象管理”。馬忠君認為，自我呈現包含著“自我控制”、“自我建構”的含義，指“調整自我以對他人所產生的印象進行控制的行為”（馬忠君，2011）。丁道群以大學生“網名”為分析對象，發現網絡空間中的自我呈現既是現實生活中的個體為幫助他人瞭解自己的行為進行的網絡包裝，又是突破現實禁忌展開的廣義呈現（丁道群，2005）。黃少華等認為網絡中的自我呈現不僅能避免他人對自己身體的傷害，還能展示個體在現實生活中被壓制的自我面貌，塑造新的自我形象（黃少華，孫秀麗，2006）。通過梳理自我呈現的相關研究發現，網絡空間中的自我呈現逐漸從規避式、取悅式呈現向自主式、突破式的理想塑造呈現方式過渡，發揮著自我保護和自我表達的雙重作用。
Tedeschi在研究虛擬社群時，歸納出網絡成員的7種自我呈現方式：承認自己弱小無知或者假裝無知以獲得期待的信息；表露自己的信息，誘使對方表露信息；以較諷刺的言語、玩弄文字遊戲、或以批評的話語等保持與對方的距離；經驗分享顯示權威；分享個人目的、動機，建立雙方間的信任機制；分享私密；利用激烈指責的言語表達自己的態度（Tedeschi，1981：311-335）。
Jones和Pittman總結了人們在網絡空間中自我呈現的五種類型，分別是討好、能力顯示、強迫、榜樣和求助。Pittman指出，討好策略的目的是希望被他人喜歡，其特點是談論他人積極的事物，話語謙虛、親切、幽默；能力顯示策略的目的是想讓自己被他人知覺為有能力、有資格的人；運用強迫策略的人把擁有權力作為目標，典型特點是威迫他人；榜樣策略則希望自己被他人知覺為具有較高道德水平的人；求助策略是為獲得幫助進行自嘲、並向他人請求（Jones EE & Pittman TS，1982）。Dominick發現，逢迎討好、能力顯示、示弱求助這三種策略更多地被用於博客、個人主頁、社交網站等社區網絡的角色扮演中（Dominick，1999）；Boz和Guan調查發現，土耳其青少年使用Facebook時最常用的自我呈現策略是榜樣示範、逢迎討好和能力顯示（Boz， N. & Guan，2017）。
Cheng等學者則採用了逢迎討好、能力顯示、榜樣示範和示弱求助四種方式作為框架研究微信用戶的自我呈現（Cheng， Z.， Pan， Y. & Ni， Y.，2019）。目前我國學者對網絡用戶的自我呈現研究分成兩個路徑：
一是將其綜合劃分為逢迎討好、能力顯示、威逼強迫、榜樣示範和示弱求助等多種類型，如陳啟玉等學者基於上述五個維度探討了SNS中網絡欺負與自我呈現的關係（陳啟玉，唐漢瑛，張露，周宗奎，2016）；
二是在美國學者Kim和Lee將自我呈現劃分為“積極自我呈現”、“真實自我呈現”的基礎上拓展延伸（Kim & Lee，2011）。如崔曦曦、劉慶奇等學者以積極反饋為中介變量，探究社交網絡上積極自我呈現和真實自我呈現對青少年友誼質量、大學生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崔曦曦，孫曉軍，牛更楓，2016；劉慶奇，孫曉軍，周宗奎，牛更楓，孔繁昌，連帥磊，2016）。
第二種自我呈現劃分路徑雖然簡潔，卻忽略了影響網民自我呈現背後的社交動機，Pittman在總結自我呈現研究框架時提出，自我呈現的劃分必須以可識別的社交動機為基礎，並指出逢迎討好、能力顯示、威逼強迫、榜樣示範和示弱求助五個維度的劃分雖不徹底，但是包括了大多數的自我呈現類型。因此，運用第一種劃分路徑能更好地探究微博用戶自我呈現的社交動機，能夠從社會心理動機的角度深入探討不同自我呈現方式的用戶的政治參與行為差異，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
因此，本文結合前人及本團隊研究基礎（王君玲，2009；張學波，馬相彬，2017），將微博用戶的自我呈現具體劃分為以下五個維度並進行闡釋：逢迎討好，表現為微博用戶在與他人交流互動過程中迎合他人的喜好與心意，獲得潛在受眾好感；能力顯示，表現為微博用戶展現個人學習工作等方面的能力，獲得自我滿足感、成就感；威逼強迫，表現為微博用戶的虛擬形象、名稱、背景、內容等設定莊重，希望他人認可自己的觀點能力等，獲得威懾感；榜樣示範，表現為微博用戶展現自身正面積極的形象或表述個人經歷，為他人提供示範；示弱求助，表現為微博用戶公開展現自己的軟弱與缺點，向他人尋求幫助，博取同情和關注。
2.政治參與相關研究及變量提出
關於政治參與的研究最早源於西方，亨廷頓認為，政治參與是指“平民試圖影響政府決策的活動”（塞繆爾•亨廷頓，1968/1998：233）。《政治學分析詞典》將其指為“治理過程有關的人的思想和行為。既包括觀察到的人的行為如投票、反抗、會議、競選等，也包括人的內心，反映為思想、知覺、判斷、態度、信仰”（傑克•普拉諾，1973/1986：105）。楊光斌認為“政治參與就是普通公民通過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間接影響政府的決定，或與政府活動相關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為”（楊光斌，1998：329）。
《中國大百科全書》將其定義為“公民自願通過各種合法方式參與政治生活的行為”。政治參與僅指代行為本身，還是也包含著政治心理活動，學界尚未達成統一結論。因此政治學研究者將這種政治參與的表現方式分為顯性政治行為和隱性政治行為，隱性政治行為是人們對於政治的綜合感受、態度等，如政治認知、政治關注、政治信任、政治責任感等。本文則關注微博用戶的顯性政治行為，即人們外在的具體政治行動，表現為政治參與行為。
在我國，由於受到經濟、人口、地理等因素制約，傳統政治參與實行的是一種間接式的參與，由民眾選舉代表替使參政議政職能；而網絡政治參與則實現了直接參與的可能。網絡政治參與行為指網絡時代背景下，發生在網絡空間、與現實社會政治體系相關的、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一切行為的總和，包括瀏覽政治信息、網絡選舉、網絡投票、與政黨、政界人士及政府進行對話等一系列政治活動（李斌，2009：33）。本文關注微博用戶的主體地位，側重考察個人的政治參與行為能力，因此以微博中人與人的互動、人與組織的互動作為政治參與關注的要點。人與人的互動具體指微博用戶之間的交流、溝通與影響模式，如點贊、評論、轉發等；而人與組織的互動則表現為用戶與政務微博、組織機構等之間的互動模式，包括官方問政、參與投票、意見徵集等。
卡爾•科恩提出，衡量民主的尺度分為廣度、深度與範圍：民主的廣度由公民是否普遍參與確定；民主的深度由公民參與是否充分確定；民主的範圍是指公民參與對於公共決策所起作用的大小，指代民主的效能問題（科恩，1971/2005：12）。亨廷頓和納爾遜認為，在分析政治參與水平時，應區分出廣度和深度（強度）兩個次維面，廣度即指從事某種政治參與活動的人的比例；深度即該參與活動影響政治系統的程度和持續性及它對政治系統的重要性（塞繆爾•享廷頓，瓊•納爾遜，1976/1989：12）。李元書等借鑑上述觀點，提出應從政治體系設計的參與孔道、政治參與的廣度、政治參與的深度及政治參與的效度四個方面測量不同政治系統公民的政治參與水平。鑑於本文是從微博用戶的個體角度測量其政治參與水平，因此在研究設計時排除政治參與孔道這一頂層設計因素與非個體層面的政治效度問題，綜合採納廣度、深度測量微博用戶的政治參與水平，反映其政治參與範圍及程度。
（二）研究假設
數據顯示，2018年上半年，手機端微博用戶數量為3.16億，佔手機網民數量的32.6%，新浪微博是國內用戶數量最多的虛擬社區（中國，時間不詳）。從用戶特徵上看，新浪微博用戶多為青年用戶，微博用戶中，31歲以下用戶佔總人數的81%，是微博使用的主力人群（微博，2019），青年用戶往往具有更高自我表達、表現的活力和政治參與的熱情。截至2018年6月，新浪政務微博數量達17.58萬個，政務微博總粉絲量達29億（上半年，2018）。新浪微博作為國內最大的政務新媒體平臺，也是網民政治參與的首要陣地。
因此，本文選取微博用戶探究其自我呈現與政治參與水平的關係。由上文可知，網民的自我呈現具有自我規避保護、理想塑造和表達的特徵，許多學者也指出，網民尤其是青年網民，網絡政治參與時往往帶有規避風險、利益訴求強烈及缺乏理性的特點（漆亞林，王俞豐，2018），兩者具有共通性。因此本文認為微博用戶的自我呈現影響其政治參與的廣度和政治參與的深度。
Rosenfeld等指出，人類具有渴望被人積極看待、避免被人消極看待的基本動機，個體試圖使他人積極看待自己所做的努力是一種積極的自我呈現策略，又叫獲得性印象管理（Rosenfeld P， Giacalone R A， Riordan C A.，1995：13）。逢迎討好（討好）、能力顯示（自我宣傳）、榜樣示範（以身作則）、威逼強迫（威懾）、示弱求助（懇求）均被認為是積極的自我呈現策略（Jones EE & Pittman TS，1982；Becker， T.E. & Martin， S. L.，1995）。
同時結合五種自我呈現的定義可知，以能力顯示、榜樣示範、逢迎討好三種方式進行自我呈現的用戶傾向展現正面積極的內容，樂於與他人維持關係，因此可能更願意廣泛深入地參與到政治事務中；採用威逼強迫呈現方式的用戶渴望得到威懾性的身份，習慣利用強迫性的表達方式使他人屈從自己的觀點，此類用戶可能會經由政治參與擴大影響力，因而政治參與水平較高；採用示弱求助呈現方式的用戶希望自身權利、利益能得到維護和伸張，此類用戶會因自身不利境遇積極參與到與其切身相關的政治事務中，因此該呈現方式可能對政治參與水平有正向影響。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H1-1至H1-5：逢迎討好、能力顯示、威逼強迫、榜樣示範、示弱求助五種自我呈現方式正向影響政治參與內容的廣泛性。
假設H1-6至H1-10：逢迎討好、能力顯示、威逼強迫、榜樣示範、示弱求助五種自我呈現方式正向影響政治參與形式的多樣性。
假設H2-1至H2-5：逢迎討好、能力顯示、威逼強迫、榜樣示範、示弱求助五種自我呈現方式正向影響政治認知的充分性。
假設H2-6至H2-10：逢迎討好、能力顯示、威逼強迫、榜樣示範、示弱求助五種自我呈現方式正向影響政治表達的充分性。
微博用戶自我呈現對政治參與水平的影響模型及研究假設如圖1所示。
（三）研究方法
1.變量測量
由自我呈現五個維度的定義出發，本文對微博用戶的自我呈現進行測量，具體問項設計如下：
逢迎討好，分2個題項：在微博與他人互動時，我會迎合他人的觀點和態度；我會在微博中發佈有趣實用的信息，獲取他人友善與好感。
能力顯示，分2個題項：我會在微博中展現掌握的技能和經驗；我會在微博中展現工作或學習的成績。威逼強迫，分2個題項：我會在微博中將個人形象、網名或背景、內容設置莊重得體；我在微博中希望別人贊同我的觀點，敢於糾正他人觀點。
榜樣示範，分2個題項：我在微博中展示積極陽光、正面健康的形象；我會在微博中向他人表述個人經歷，給他人提供參考。
示弱求助，分2個題項：我會在微博中展現自己的缺點或脆弱面；我會在微博中發佈消息尋求幫助和安慰。
微博用戶政治參與水平的測量設計如下：
政治參與的廣度。李元書等指出，政治參與的廣度側重考察公民的政治參與面、公民個體政治參與的方式和渠道的個人使用量（李元書，劉昌雄，2003）。從微博用戶個體角度出發，政治參與的廣度一方面強調用戶參與領域的廣泛性，表現為微博政治參與內容的廣泛，本文在盧家銀、童春花對參與內容劃分為五個方面的基礎上（盧家銀，2018；童春花，2012），將微博用戶政治參與的議題細化至具體的政務事件類型測量其參與內容的廣泛性，分為5個題項：我會在微博中廣泛關注社會突發事件的新聞信息；我會在微博中監督政府權力，如官員貪腐、濫用職權等問題；我會在微博中就危害社會安全、公民權利的問題伸張社會正義和公民權利；我會在微博中就危害社會誠信、社會公德的問題呼籲人們承擔責任，喚起警醒和良知；我會在微博中就經濟改革、社會改革等問題對社會深層矛盾及國家政治命運進行思考。
政治參與的廣度另一方面強調政治參與形式的多樣性，本文從窮盡微博用戶政治參與形式可能性的角度，參考《中國微博用戶行為研究報告2014年》中，將微博用戶行為分為瀏覽、關注、點贊、轉發、評論、@好友、收藏、私信和參與熱門話題討論等（中國，時間不詳），結合本文實際，將微博用戶的政治參與形式整合為6種，分別為：在微博中，我會經常以瀏覽的方式關注時政訊息；在微博中，我會經常通過點贊、轉發的形式參與政治事務；在微博中，我會經常通過發表評論（包括髮佈政務相關話題帖子及評論政務帖子）的形式參與政治話題討論；在微博中，我會經常通過參與官方微博機構發起的政務活動（如在線投票、話題討論），積極參與政治事務；在微博中，我會經常通過@官方微博、發送私信的方式與政府機構溝通交流，建言獻策等；在微博中，我會經常將時政信息、新聞等推薦給粉絲好友並與其討論。
政治參與的深度。科恩曾提出，民主的深度指的是參與者參與是否充分的問題。充分是指公民在政治參與過程中對該政治過程有清楚明白的認識，自己的意見、要求和願望完整準確地得以表達（科恩，1971/2005：12）。李元書等提出，政治參與的深度主要考察公民在政治參與過程中的自主程度和充分性，公民對所參與的政治事務的理解程度（李元書，劉昌雄，2003）。
因此，本文從政治認知的充分性及政治表達的充分性兩個維度探究政治參與的深度。認知的充分性從微博用戶的政治信息獲取、認知與態度三個方面測量，分別為：在微博中，我會持續地關注某些政治事務的發展動態，對其來龍去脈十分了解；在微博中，我會對關注的時政信息進行思考並有清楚的認識；在微博中，我對關注的政治事務有明確的政治態度和看法。表達的充分性從微博用戶的政治願望及政治觀點表達兩個方面測量，分別為：當政府機關進行意見徵集時，我會在微博中通過投票、話題評論等形式充分表達對政治事務的意見、要求和願望；當發生重大時政事件時，我會在微博中主動發佈相關評論、充分表達自己的看法和意見。
2.問卷發放與觀察訪談
本文編制的自我呈現、政治參與的廣度、政治參與的深度問卷均採用李克特五級量度法。本文以新浪微博用戶為調查對象，根據人民日報發佈的《2018年度人民日報•政務指數微博影響力報告》（人民日報，2019）挑選影響力排名在前十的政務微博，如“中國警方在線”、“共青團中央”、“中國長安網”、“中國消防”、“最高人民法院”、“成都發布”、“北京發佈”、“上海發佈”、“中國廣州發佈”、“平安北京”、“深圳公安”等，在這些政務微博的發帖評論區裡隨機抽取參與互動的粉絲，私信說明調查緣由，邀請對方填寫問卷。
問卷採用線上自填問卷法，由被調查者自行閱讀、回答和提交。問卷發放時間為2019年4月30日至2019年5月9日，共10天。預調查階段以68份樣本進行信效度分析，分析結果證明問卷的信效度良好。本研究共發放問卷368份，其中有效問卷312份，問卷有效率為84.8%。數據統計分析採用軟件SPSS24.0、Amos17.0。
為了更深入地瞭解微博用戶的不同自我呈現方式對其政治參與水平的影響，探究用戶自我呈現的動機，進一步解釋關係模型，本文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對微博用戶進行隨機抽樣識別，通過分析其微博呈現內容確定用戶的自我呈現類型，並對五種自我呈現方式的用戶進行了訪談。
抽樣方式仍採用在政務微博評論區裡隨機抽取的方式，對其呈現內容的分析則結合了五種自我呈現方式的定義，通過顯性觀察分析微博用戶的虛擬形象（主頁裝扮、用戶名稱、頭像、關注量、粉絲量、個人簡介）、信息內容（更新頻率、發佈方式、內容形式）、話語體系（語氣、表達方式、情感色彩）三個部分確定其自我呈現方式；並通過內容分析其政治參與行為（積極性、影響力），結合私信、QQ聊天、面對面和電話訪談等多種方式，從受訪者自我呈現時是否感知到自己的網絡行為、受訪者參與政治事務中是否會採取特定方式表達自我、受訪者如何感知自己的政治參與行為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三大方面進行半結構化訪談。
3.問卷信度及效度檢驗
信度分析採用Cronbach's alpha（α）係數公式。通過SPSS數據可靠性分析，得出總量表、自我呈現量表、政治參與的廣度、政治參與的深度量表的Cronbach's α係數分別為0.917、0.782、0.904、0.883，均大於0.7，說明整份問卷及各觀察變量量表具有理想信度，可靠性較高。本文采用因素分析檢驗建構效度，總量表、自我呈現量表、政治參與的廣度、政治參與的深度量表的KMO值分別為0.912、0.796、0.899、0.818，Bartlett球形檢驗的近似卡方值為4187.899、783.929、1864.504、862.584，P值均小於.001。因子分析得出自我呈現各變量的累計解釋方差均大於64%，各因子的負載值均大於0.8；政治參與的廣度各變量的累計解釋方差均大於60%，各因子的負載值均大於0.5；政治參與的深度各變量的累計解釋方差均大於78%，各因子的負載值均大於0.8，表明各量表均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
4.樣本描述性統計
在N=312的有效樣本中，男性用戶、女性用戶佔總人數的比例分別為28.5%、71.5%。鑑於本文抽樣方式是在政務微博評論區裡抽選活躍評論用戶進行調查，因此不排除微博女性用戶在“發表評論”這一政治參與形式中更為活躍的可能。21-30歲年齡段者在受調查者中佔比為72.4%，說明受訪者相對集中於青年群體，也即微博的主要使用人群。受教育程度調查顯示，受調查者主要為本專科及研究生學歷，分別佔總人數的66.3%、28.5%。
從職業上看，學生佔比為59.6%，企事業單位人員共佔總人數的29.2%，表明職業結構尚合理。在收入方面，無收入者佔比為42.6%，4001-6000元收入階段者佔總人數的12.8%，6001元及以上收入階段者佔總人數的比例為19.2%，這與調查對象中學生群體所佔比重較大有關，與微博使用報告中大學生群體所佔比例較高的情況一致。總的來說，樣本數據基本符合微博用戶的整體分佈。
02
實證分析與研究發現
（一）驗證性因子分析
本文經由驗證性因子分析，得出總量表十個擬合指數統計值如下：CMIN/DF=2.734，GFI=0.846，AGFI=0.794，RMSEA=0.075，IFI=0.888，TLI=0.859，CFI=0.886，PGFI=0.634，PNFI=0.708，PCFI=0.717，均符合模型適配標準。
自我呈現量表各題項（除第一個題項Q1外）的標準因子載荷介於0.51-0.86之間，政治參與的廣度兩個維度各題項的標準因子載荷均介於0.55-0.84之間，政治參與的深度兩個維度各題項的標準因子載荷均介於0.80-0.85之間，標準因子載荷均大於0.5，說明模型聚斂效度較好（吳明隆，2010）。其中逢迎討好第一個題項的標準因子載荷為0.34（>0.3），p值小於.01，達到顯著性水平，因該題項在理論和內容上確實反映微博用戶的討好取向，因此在因子載荷大於0.3的最低水平上予以保留（Roderick P. McDonald，2010）。
自我呈現量表中，逢迎討好、能力顯示、威逼強迫、榜樣示範、示弱求助五個維度的組合信度分別為0.542、0.777、0.549、0.512、0.639；政治參與的廣度量表中，政治參與內容的廣泛性和政治參與形式的多樣性兩個維度的組合信度分別為0.858、0.873；政治參與的深度量表中，政治認知的充分性和政治表達的充分性兩個維度的組合信度分別為0.863、0.822，組合信度均大於0.5，表明模型內在質量較好，可進行下一步分析（Raines-Eudy， Ruth，2000）。
（二）模型擬合和假設檢驗
本文依據相關理論建構了自我呈現對政治參與的廣度、政治參與的深度的影響模型，模型擬合後依據修正指標（Modification Indices）進行修正，修正後的模型適配度情況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模型十個擬合指數均通過擬合優度檢驗，由此得出微博用戶自我呈現與政治參與水平的關係模型如圖2所示。
潛在變量的路徑係數如表2所示。
並由表2得出以下結論：
逢迎討好、能力顯示、威逼強迫、榜樣示範、示弱求助五種自我呈現方式對政治參與內容的廣泛性的路徑係數分別是-0.071（p>.05）、0.356（p<.01>.05）、0.703（p<.05>
逢迎討好、能力顯示、威逼強迫、榜樣示範、示弱求助五種自我呈現方式對政治參與形式的多樣性的路徑係數分別是0.056（p>.05）、0.238（p<.05>.05）、0.925（p<.01>
逢迎討好、能力顯示、威逼強迫、榜樣示範、示弱求助五種自我呈現方式對政治認知的充分性的路徑係數分別是0.066（p>.05）、0.233（p<.05>.05）、0.867（p<.01>.05），說明能力顯示、榜樣示範兩種呈現方式正向影響政治認知的充分性，逢迎討好、威逼強迫和示弱求助對其影響不顯著，因此子假設H2-2和H2-4成立，子假設H2-1、H2-3和H2-5不成立。
逢迎討好、能力顯示、威逼強迫、榜樣示範、示弱求助五種自我呈現方式對政治表達的充分性的路徑係數分別是0.006（p>.05）、0.247（p
<.05>.05）、0.836（p<.01>綜上可知，20個研究假設中共11個成立。
03
結論與討論
（一）研究結論
本文通過實證探究發現，微博用戶的自我呈現影響其政治參與的廣度、政治參與的深度。在政治參與的廣度上，能力顯示、榜樣示範、示弱求助三種自我呈現方式正向影響其參與廣度；在政治參與的深度上，能力顯示、榜樣示範兩種自我呈現方式正向影響其政治認知的充分性，能力顯示、榜樣示範、示弱求助正向影響其政治表達的充分性。而逢迎討好、威逼強迫對政治參與的廣度、政治參與的深度均沒有顯著影響。
第一，能力顯示、榜樣示範、示弱求助三種自我呈現方式正向影響微博用戶的政治參與廣度。影響力大小依次為榜樣示範（對政治參與的廣度兩個維度的影響係數分別為0.703、0.925）、能力顯示（對政治參與的廣度兩個維度的影響係數分別為0.356、0.238）、示弱求助（對政治參與的廣度兩個維度的影響係數分別為0.179、0.163）。在以往自我呈現的積極/中立研究路徑中，學者們指出，試圖使他人積極看待自己的自我呈現是一種獲得性印象管理；儘可能弱化自己的不足或避免使別人消極看待自己的自我呈現是一種保護性印象管理（歐文•戈夫曼，1959/2008：138）。
由上文可知，能力顯示、榜樣示範、示弱求助三種自我呈現方式均為獲得性印象管理，使用榜樣示範進行自我呈現的用戶樂於呈現自身積極正面的形象，希望在群體中起到模範帶頭作用，因此在政治參與中會相對更加積極，敢於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看法，這部分人更易成為意見領袖，從而起到影響群體成員的效果。使用能力顯示進行自我呈現的用戶，既傾向於在微博上展示自己的工作學習能力和經驗成就等，也期望能多方面展示自己的“過人之處”，因而能廣泛參與政治事務討論。
研究發現，示弱求助正向影響政治參與的廣度，Backer與Martin指出，求助是使用者利用自己的弱點影響他人，通過宣傳無能來激活一種強有力的社會準則：社會責任規範——我們應該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從而達到預期目的（馬瀟瀟，2007）。本文結合對示弱求助類自我呈現的用戶的訪談及微博內容分析，發現此類用戶並非其所呈現的懦弱膽小，而是多懂得進退得當，通過適當示弱尋求幫助，反而獲得他人的理解，贏得積極性評價，在廣泛參與政治事務中表現得獨具一面。
第二，在政治參與深度上，能力顯示、榜樣示範兩種自我呈現方式正向影響微博用戶的政治參與深度，示弱求助正向影響政治表達的充分性，對政治認知的充分性無顯著影響。能力顯示、榜樣示範兩種呈現方式的影響係數大小依次為榜樣示範（對政治參與深度兩維度的影響係數分別為0.867、0.836）、能力顯示（對政治參與深度兩維度的影響係數分別為0.233、0.247）、示弱求助對政治表達充分性的影響係數為0.181。以往研究發現，高自我監控人群，尤其是青年學生群體更傾向使用積極自我呈現策略，經由積極呈現維繫自我和諧與外界人際和諧（伍翎瑄，2015）。
由榜樣示範的定義可知，榜樣示範是對用戶虛擬形象的監測，人們試圖塑造出品德高尚，有良知和正義感的形象進行榜樣化，發揮出榜樣效能。調查發現，使用榜樣示範進行自我呈現的群體社會地位一般相對較高，社會影響力較大，如媒體人士、公共知識分子等，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對公共事件、政治事務有著較高的興趣和認知水平，期望能發揮自己的影響力推進進展，對政治參與的深度影響較大。而能力顯示類自我呈現用戶的圈層作用效果明顯，其社會認知水平和影響力相對有限、僅在一定圈子內發揮榜樣示範作用，因而對政治參與深度的影響不如榜樣示範類自我呈現用戶。以榜樣示範、能力顯示進行積極自我呈現的用戶往往具有高自我監控水平，在政治參與過程中經由監控、調整維持積極形象，從而形成持續不斷的形象管理，實現自我呈現的個人功能與人際功能（肖崇好，2005）。
由於後天環境所形成的性格穩定性，用戶自我呈現的形式雖然複雜多變，但仍會在某一方面具有相對突出性。以示弱求助方式進行自我呈現的用戶長期設置“無助—求助”的形象，在政治認知可能上出現“內卷”趨勢，但也正因為其示弱進而求助，才能充分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
第三，實證研究發現，逢迎討好、威逼強迫兩種自我呈現方式對政治參與的廣度、政治參與的深度沒有顯著影響，與本文最初的研究假設相悖。本文對以逢迎討好、威逼強迫方式進行自我呈現的用戶進行深入觀察，發現逢迎討好類自我呈現的用戶，興趣相對廣泛、關注點分散，對政治的關注度和參與度並不高，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不高。Schlenker認為，成功的自我呈現能在有利性和可信性兩方面達到平衡，有利性（beneficiality）即儘可能呈現對他人有利的印象；可信性（believability）則需要保證呈現的印象是可信的（Schlenker B R.，1980：46-78）。
以威逼強迫方式進行自我呈現的用戶，其微博內容綜合反映出該類用戶強勢的性格，他們在政治參與中多進行情緒化表達，以自身利益為導向發表激烈觀點，較少真正關注、參與社會公共事件，單一性的訴求呈現也使其未能顯著影響政治參與的水平，該自我呈現方式在政治參與中的有利性和可信性較低。微博用戶的自我呈現在決定其網絡表達方式的同時，也反映了網民在行使政治權利、參與政治生活的偏重與失衡。部分以逢迎討好、威逼強迫方式進行自我呈現的用戶，主動或被動地隔離在政治信息及公共討論之外，引起新的政治參與不平等（郭慧，2018）。
（二）討論與建議
本文發現，網絡虛擬環境中，微博用戶在政治參與的廣度上表現為政治參與內容的廣泛性有所拓寬，參與內容包括討論時政話題、關注突發事件、對公權力進行監督、關注社會安全問題與社會經濟改革問題等多個方面；政治參與形式的多樣性有所不足，微博用戶以瀏覽政治話題、點贊轉發相關政務新聞為政治參與的主要形式，政治參與的形式較為單一。在政治參與的深度上，微博用戶政治認知的充分性和政治表達的充分性總體處於一般水平，政治參與對多數用戶來說，僅是一種一時興趣激發的暫時行為。
總體而言，微博用戶政治參與的素養與成效較低。其原因是綜合性的：首先，用戶在網絡社區發言時不能使用有效的途徑和手段，用戶的發言無人問津，其參政議政行為不能起到實效；其次，微博用戶往往因為突發性事件聚集，在表達政治訴求時過於情緒化，個人利益導向嚴重，出現重情感、輕事實甚至誇大歪曲事實的現象，政治參與風險高，尤以威逼強迫的方式進行自我呈現的用戶為甚；另外調查發現，用戶在微博中以社交、休閒娛樂為主，對政務信息的關注不及娛樂信息敏感，政治參與的意識薄弱。利益考量是影響微博用戶政治參與的主要動機，在社交網絡的娛樂環境下，提升用戶的利益意識、政治權利意識和參政綜合能力等政治素養是當務之急。
以往研究指出，影響用戶政治參與水平有兩大路徑：一是政治能力路徑，即通過提升用戶自身政治參與興趣、知識與效能擴大參與；二是技術工具路徑，強調以技術革新推動用戶政治參與（Ya-Wen Lei，2011）。本文結合對微博用戶自我呈現與政治參與廣度、政治參與深度的關係研究，提出從引導政治參與、搭建技術平臺和提升政治素養三方面改善其政治參與。
首先，瞭解微博用戶自我呈現的方式，引導用戶政治參與。由前文可知，以榜樣示範和能力顯示的方式進行自我呈現的用戶，其政治參與往往比較積極，政務平臺應充分利用此類“輿論領袖”用戶在信息傳播方面的獨特優勢及在社交網絡上的中心效應，經由他們積極宣傳國家政策、方針和路線，對突發的、緊急的問題及時發聲，推進政務公開透明。同時調查發現，部分積極參與網絡政務的微博用戶，如威逼強迫類自我呈現用戶，在微博平臺表達政治訴求和政治觀點時，多發表憤怒、不滿等負面情緒內容，政治表達缺乏理性，因此亟需合理引導此類用戶進行理性政治參與。政府瞭解微博用戶自我呈現的內容與形式，把握其呈現的行為和特徵，才能針對不同自我呈現方式的用戶對症下藥，引導微博用戶政治參與。
其次，完善微博政務平臺建設，促進不同呈現方式的用戶進行合理有效的政治表達。調查發現，微博用戶參與政治活動最主要的方式是關注時政熱點新聞，用戶利用政務平臺主動搜尋瞭解政治信息與動態的行為較弱、對政治事務的認識不充分，在政務機關意見收集時政治表達不積極，政治參與的深度不理想。較傳統政治溝通而言，在微博等社區中政治參與是網絡政治活動最主要、最重要的環節，實現網民政治權利、使微博在社交娛樂之外充分發揮政治表達功能，需要搭建垂直、定製化的政務新媒體平臺，通過規範運作微博政務平臺及政務媒體品牌，增強用戶政治參與黏性、提高用戶政治參與的深度，擴大有效參與。
同時，完備的微博政務平臺建設對於促進不同自我呈現方式的用戶的政治表達具有重要作用，如以榜樣示範、能力顯示進行自我呈現的用戶，其對國家社會政治生活的認知比較深入，政治參與的認知和表達更為充分，搭建微博政務平臺有利於官方把握輿論主導權，發揮此類用戶的政治影響力（張學波，羅昕，劉兢，2015：76）。同時也為示弱救助類自我呈現的用戶提供了合理政治訴求的渠道。
最後，提升用戶政治素養，培養網民政治參與責任感。研究發現，整體上微博用戶的政治參與素質還不高，如以逢迎討好、威逼強迫進行自我呈現的用戶政治參與的意識較低。政府提升網民的政治素養，應積極引導網民的網絡政治生活，為網民普及基礎政治知識，使網民正確理解政治參與；並通過網民政治素養教育，提升公民的參與意識和政治責任感，培養網民網絡政治參與的法律意識，避免像威逼強迫類自我呈現的用戶情緒化、宣洩式的政治表達。網民自身也應提高警惕，增強信息分辨能力，形成客觀正確的判斷，避免因他人操縱致使政治參與行為偏失。
記者圈/羅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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