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支平
福建省惠安县人，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民间文书与明清族商研究》等，编纂的大型丛书有《台湾文献汇刊》等。
林东杰
厦门大学国学（哲学）博士，集美大学讲师，主要关注区域史、中国社会文化史，参与编纂《客家珍稀谱牒文献丛刊》《天柱文书（第一辑）》等书。
摘要：宦官擅权是明代的弊政之一，尤其是皇帝外派各地的镇守太监，恶迹甚多；学界对此硏究较为深入。然而对于派驻市舶司的提督太监，则硏究者很少涉及。市舶司是明朝政府与外国交往的专门职能衙门，提督市舶太监不仅是明代宦官干政地方事务之始，而且还剥夺了市舶司原设提举官吏的权力，把持市舶事务，营私舞弊，肆意妄为。更为严重的是提督市舶太监直接导致了嘉靖年间倭寇的蜂起。而对于明代中期提督市舶太监的横行妄为，不少士大夫采取了包容甚至合作的姿态。士大夫与宦官的这种暖昧关系，才是明代宦官干政在体制上的内在因素。
关键词：明代 市舶司 提督市舶太监
明代市舶司是明朝政府与外国交往的主要职能部门，《明史·职官志》记载市舶司的职能云：“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市舶司的官员设置，大致有提举一人，从五品；副提举二人，从六品；其属吏目一人，从九品。但是自从永乐年间中央政府派驻宦官提督市舶司之后，市舶司的管理职权，基本上为提督市舶太监所掌控。明代市舶司的这一沿革，学界往往言之不详。本文试图对明代的提督市舶太监一职，做一初步的探索，以期对明代的市舶司制度的沿革始末，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
一、明代提督市舶太监的设置与兴废
关于明代宦官的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明史·宦官传》有一段比较简要的记述云：“明太祖既定江左，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颁《祖训》，乃定为十有二监及各司局，稍称备员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敕诸司不得与文移往来。……有赵成者，洪武八年以内侍使河州市马。其后以市马出者，又有司礼监庆童等，然皆不敢有所干窃。建文帝嗣位，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及燕师逼江北，内臣多逃入其军，漏朝廷虚实。文皇以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永乐元年，内官监李兴奉敕往劳暹罗国王。三年，遣太监郑和帅舟师下西洋。八年，都督谭青营有内官王安等。又命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阯。十八年置东厂，令刺事。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学界对于《明史》的这则记载，虽然也有不同的讨论，但是对于宦官外出监军、镇守等掌握实际权力，基本上都认同始于永乐年间，特别是关于明代的镇守太监，学界论著甚多，意见虽有所分歧，但是镇守太监始于永乐年间，并无异议。
但是如果我们对明代永乐年间宦官外派执掌权力的文献记载进行仔细的检索，就可以发现，其实永乐年间外派宦官到地方执掌权力的最早案例，却是提督市舶太监。徐三重《采芹录》记云：
永乐元年八月，命齐喜提督广东市舶，此国初内臣任外事之始。《水东日记》谓中官之宠任肇于永乐中，然犹未敢大恣，自后益胜矣。盖高庙手三尺与诸将臣起事行间，其后创立宫府，则俱扫除供给之人，又监于前代，防约甚严，无有得干外事者。文庙起潜邸危廹艰难之间，不无参密谋任保护以劳瘁同济大业者，此一时缓急之赖，乃委任假借之所由始也。
其他的许多文献也都记录永乐元年八月永乐帝派遣内官到广东提督市舶，如雷礼《皇明大政纪》云：“（永乐元年八月）庚午，遣内官杨瑄等赍勅抚谕麓川、车里、八百、老挝、古刺、孟定、孟养、木邦等处土官。……命内臣齐嘉提督广东市舶。”何乔远《名山藏》云：“（永乐元年八月），始命内臣齐喜提督广东市舶。”成化年间担任过广东左布政使的彭韶，在其奏议中说：“广东市舶提举司衙门，先于永乐元年八月内该内官齐喜钦奉太宗皇帝圣旨设立。”
当然，徐三重在《采芹录》中所说的（永乐元年八月），“命齐喜提督广东市舶，此国初内臣任外事之始。”只是专指宦官外出执掌地方权力而言。至于作为外交使节或者安抚边疆少数民族的使节及市马志伟差遣，则从洪武年间就已有之。故在永乐元年（1403）的九月间，还有“庚寅，初遣中官马彬使爪哇诸国”的记载。从此以后，“始命内臣出镇及监京营军”，所谓“镇守太监”逐渐成为制度。
《福建市舶提举司志》记载福建提督市舶太监的派驻时间，没有具体的年份，但是也是始于永乐初年。该志载在《官职》中附有先年市舶府太监历任职名，其中“杨斌，交趾人……永乐初年任；梁著，湖广人……永乐初年任。”该志对于提督市舶太监名单的记录不全，梁著之后的提督市舶太监还有：来住，交趾人，正统九年任，正统十三年迁本省镇守；张贵，北直隶人，成化元年九月任；蒙信，广西人，成化四年十月任；施斌，山西人，成化九年七月内任；韦查，广西人，成化十二年九月内任；董让，浙江人，弘治二年三月任；刘广山，山东人，弘治十年六月十八日任；刘彝，山后人，正德二年二月初十日任；许通，顺天府人，正德三年十月十三日任；吕宪，山东人，正德四年十一月初八日任；尚春，保定人，正德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任；赵诚，保定易州涞水县人，正德十四年十月十一日任。
从永乐元年（1403）宦官齐喜出任广东提督市舶之后，宦官提督市舶逐渐成为常态化，随着镇守太监等宦官在地方权力中的不断加强，提督市舶太监也俨然专任一方，原先的市舶提举司，在市舶司的管理上基本成为陪衬，沦落为摆设性的冷官。《福建市舶提举司志》使由该市舶提举官高岐所撰写，他在《官职》中自嘲自己：“岐谨按诗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则知古者俸以养廉，君子恒惧其覆餗也。惟市舶提举司衙门，建于福，支候款兵额派于兴、泉、漳三府，征解多逃逋，不惟官无以资用，顾役屡虚，无怪其啧啧也。虽有年例银，不敷岁用。然署僻官贫，俸薄役稀，恒称贷以应之。莅此亦可以为清心寡欲之助，岂特逭素餐之讥哉！”宁波鄞县籍士大夫张邦奇自宦官提督市舶，原先的市舶提举无所事事，宜于清修养生云：“我国家威德旁流，极天所覆，绝海岛夷，往往帆䫻修职贡。明州滨东海，日本夷舶之来于是焉止，故朝廷命中贵主其事，而提举市舶之职，率选科目胄监士为之。盖重边隅柔远人清货贿，势不可以不慎。然闽广之地，富商远贾，帆樯如栉，物货浩繁，应无虚日，而日本之夷朝贡无常期，十数年间仅一再至，虽滛工巧技、委载如山，而率以其异物博同至物。其供应之节，控驭之方，掌于郡守，犒待之仪、贡输之数主于中官，职提司者不过捡视之而已。士之清修而恬静者，亦乐为之。”广东右布政使林富在谈到这里的提督市舶太监专权时指出：“及查先年畨舶虽通，必三四年方一次入贡，则是番舶未至之年，市舶太监徒守株而待，无所事事者也。迨番舶既至，则多方以攘其利，提举衙门官吏曾不与知。万一启衅外夷，则该管官员固有莫知其由而反受其咎者矣。”
朝廷外派提督市舶太监也同派遣镇守太监一样，有日益猖獗的趋势。陈全之《蓬窗日録》记云：“间常考内官之制，洪武中，内官仅能识字，不知义理。永乐中始令吏部听选教官入内教书。正统初，太监王振于内府开设书堂，选翰林检讨、正字等官入教，于是内官多聪慧知文义者，然其时职专办内府衙门事，出差者尚少。宣徳间差出颇多，然事完即回。今则干与外政，如边方镇守、京营掌兵、经理内外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矿、市舶、织染等事无处无之。”成化年间担任过广东布政使的彭韶指出当时广东提督太监韦眷不断增设私衙人手、滥役民户的情景云：“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内府抄出钦差提督广东市舶提举司事内官监太监韦眷奏：‘自愧疏庸，叨沐圣恩如山高水深，粉身碎骨无足以报涓埃，夙夜兢惕，寝食弗宁。幸惟仰我圣君之徳，天地同仁，恩盈四表，光被海隅，越诸小邦，罔不臣服，絶漠穷荒，无不归化，自古圣王之治，莫盛于此时矣。臣承命广东，然其地方遇有所产土物等件，宜当用心采买，谨以贡用，此以臣子事君诚敬之心也。缘臣孑立孤身而人力不及差用，今查得广州等府番禺、南海等县人民，每岁编充均徭余剩空闲人户数多，用之不尽，或经过人员送之听用，或公差官僚赠之跟随，俱不为役，公用何在？伏望圣明悯臣㷀独，如䝉乞敕该部行令广东布政司转属本府，递年定拨番、南等县余剩空闲人户六十名，与臣差拨差买土产品物等件造办进贡’等因具奏：成化十五年八月十九日，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杨鼎等于奉天门钦奉圣旨，准他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合就连送该司仰类行广东布政司转行广州等府番禺、南海等县着落，当该官吏照依太监韦眷奏奉钦依内事理钦遵施行，仍行太监韦眷处知会。承此除钦遵施行外，臣忝备藩司，职在牧民，所有事干利病，不敢不推陈之，乞赦臣万死。伏惟国家升平百十余年，生齿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谓盛矣。然而官府仓库少有储蓄，人民衣食艰于自给，比之国初，无经营战征之事，无创作营造之大，富强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财之多也。国初设官有数。今则内外文武加数倍矣。……广东市舶提举司衙门，先于永乐元年八月内该内官齐喜钦奉太宗皇帝圣旨设立，彼时佥民殷实户四十七名、军殷实户三十七名在本司用，其他工脚夫并跟拨皂隶等项，又各不等。内臣相承接管，于今七十余年。近太监韦眷奏乞均徭余户，特䝉圣恩，悯其独身久劳于外，准拨六十名与他使用，诚天地之心也。但朝廷立法，四方视效。今内臣差出各布政司者众，设若比例陈请，难尽应付。伏望圣明以祖宗为心、以万世为念，遇事思畏慎终于始，将韦眷所奏余户，合无暂与一年，以后递年乞且停罢，则臣民幸甚。”明孝宗登基时，姜洪在《陈言疏》中说：“我太祖高皇帝深鉴前代委任宦官之失，虽设监局一监，常职止五人，一局正副止二人，官不过四品，所掌不过洒埽供奉之事，未有干预朝廷之政也。近年一监有太监十余员，少监以下无数，四方藩镇之地、市舶财利之处，在在有之。蟒衣玉带，视为常服，名位之滥，莫此为甚。然君侧之人，众所忌畏，恃势纵横，所至害人，假称进奉，货赂公行，损朝廷之大体，夺百生之衣食，甚至引用奸邪，排斥正士，阻塞人言，左道害政，如梁芳、陈喜辈，虽百死不足以谢天地。幸赖皇上明圣，寻皆贬黜，中外清明，人心称快。然其中亦有忠谨守法可任使令，但不可干预政事。使弄威柄滥设者，愿加裁抑，在京仓库草场马房九门，在外镇守市舶仓场池矿，皆非太祖高皇帝旧设之数，悉宜取回以免害人。”
提督市舶太监等宦官群体在外干政者，至正德年间成为高峰。黄凤翔在《嘉靖大政类编》中说：“阉宦自正徳间中外盘结，内则口含王爵、手握天宪，外则凌轹诸司、渔猎氓黎，几同汉桓灵之季矣。”毛凤韶在世宗登基之初指摘正德世的宦官云：“臣闻官多则民扰，十羊九牧莫保其安，而况望生息乎？迩者陛下诏革冗官，山谷愚民亦知感泣。臣谓革冗安民，当自镇守内臣始。盖国初无镇守，以各省有府卫有三司有抚按，可不用矣。永乐间设辽东、固原、山西三处后，乃添设二十一处，又有分守、守备、监仓、市舶、织造等项，民始不胜其扰矣。……今各镇如故，供给之繁、差役之苦，不可胜言！况安静行事者固有，而生事害民者尤多。在各边者，军粮则扣及升合，在各省者，民利则侵及鸡豚，党附群奸，分投四出，凌轹有司，棰楚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嘉靖皇帝继位之后，宦官干政的现象一度得到遏制，许多外派的镇守太监等也陆续召回。因此人们在论及嘉靖朝的政治时，一般都认为嘉靖皇帝对于宦官的治理较为严格。嘉靖二年，浙江市舶司发生日本贡使宗设、瑞佐因争贡相互仇杀而殃及宁波等地之事，史称“宁波之乱”，朝廷中有人如给事中夏言等倡言关闭市舶司的建议。其后在大学士杨廷和及其后大臣张璁的主导下，朝廷开始召回外派的镇守太监等宦官，于是，提督浙江、福建和广东的市舶太监，也在嘉靖十年前后先后被召回。其中广东提督市舶太监的召回，缘于时任广东布政使林富的力争。林富在《乞裁革珠池市舶内臣䟽》中说：
臣照得广东滨海与安南、占城等番国相接，先年设有内臣一员，盘验进贡方物；廉州府合浦县杨梅靑莺二池、雷州府海康县乐民一池，俱产珍珠，设有内臣二员，分池看守。前项各官，或用太监、少监、监丞，初无定衔。成化、弘治年间，乐民珠池所产日少，至正德年间，官用裁革，惟廉州珠池一向存留㸔守。臣窃计各官供应之费，市舶太监额编军民殷实人户各五十名，而珠池役占不减其数，珠池太监额编门子弓兵皂隶等役，而市舶所用亦不为少。……况递年额编殷实及所占匠役无故纳银以供坐食为费不赀，珠池约计十余年一采，而看守太监一年所费不下千金，十年动以万计，割万金之费守二池之珠，于十年之后其所得珍珠几何？正谓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也。臣故以为市舶、珠池太监，俱不必专设，以贻口浚月削之害。市舶乞敕巡视海道副使带管，待有番舶至澳，即同备倭提举等官督率各该官军严加廵逻，其有朝贡表文见奉钦依勘合，许令停泊者照例盘验。若自来不曾通贡生番如佛朗机者，則驱逐之。少有疏虞，听臣纠察，庶几事体归一，而外患不生。若欲查照浙江、福建事例，归并总镇太监带管，似亦相应。但两广事情与他省不同，总镇太监住札梧州，若番舶到时前诣广东省城，或致久妨机务，所过地方且多烦扰，引惹番商，因而辄至军门，不无有失大体。故臣愚以为不如命海道副使带管之便也。……伏望皇上轸念边方军民穷困，特敕该部从长查处，将市舶、珠池内臣取回别用其，额编军民殷实人户及所占匠役并门子皂隶等役尽数裁革，仍乞降敕廵视海道及海北道兵备官，各行严督官兵廵察，以待抽盘，看守以待采取，则省二内臣之费，不啻齐民数十家之产，而地方受惠、边徼获安矣。
从林富的奏疏中我们多少可以领略到嘉靖前期罢免宦官外派干政，还是相当勉强的。因此虽然说嘉靖一朝比起成化、正德等朝来说，宦官外出干政的事情大有控制，但是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杜绝。如吴仲在《修省疏》中说：“陛下奉行天地之事，群臣奉行陛下之事，凡阳不能以胜阴，阴不安于从阳，皆足以致此（灾异）。臣请为陈之，陛下即位之初，诛逐宦官数十人，裁抑内外冗员数千余辈，天下称庆，今则镇守太监每每违例请敕侵越职掌，而织造、市舶之差，亦渐次朦胧増复矣。”章侨在《寝贪图以保元化疏》中说：“仰惟皇上改元一诏，凡系新添内臣俱已革回，与天下相休于无事之中，岂宜复有此举。臣浙人也，偶有所闻为地方祈哀焉，诚恐管带未已，必有专差，衅门一开，诸獘皆作。镇守买办也，市舶采办也，不独一织造之弊也，江西烧造也，陕西织绒也，南京龙衣也，畿甸皇庄也，与凡添设者之率而路也，又不独一浙人之病也，则朝廷其失信于天下乎。”即使是在大学士杨廷和执政期间，外派宦官的事情也往往是旋革旋复，难于彻底遏制。杨廷和自己就曾经为此事叹息道：“正德间权奸乱政，始有擅自改拟营求御批以济私欲者。陛下登极之初，罢镇守、市舶及看守珠池等官，不意今者复降前旨，且出御批，不知出何左右撰呈？陛下何忍堕其奸，欺祖宗天下？正德几危，赖陛下旋定，然国势民力比之成、弘百未及一，岂堪更自败坏？兴言及此可为流涕。”
嘉靖年间虽然未能完全杜绝宦官太监等外出经管市舶、采珠等事情，但是毕竟不能堂而皇之地宣扬“提督市舶太监”的名头，宦官外出干政的事情比起前朝大大减少。但是到了万历中期，万历皇帝惑于矿税、市税之征，正式委任宦官外出征税、经管市舶、珠池的事情时有发生。王圻《续文献通考》记云：
（万历）二十七年二月留守后卫千戸张宗仁奏敬陈末议请复旧课等事，……奏浙江旧有市舶税课，见今尚复征收，就着奏内崇文门奉御刘成督率原奏官民前去……府军右卫前所正千户陈保奏:自去岁见圣旨差内臣李敬前去广东雷廉琼三府所属合浦等处采取，然其间未尽事宜，不敢隐黙。看得广东一省十府之地，产珍奇之物，则有珍珠、玛瑙、珊瑚、琥珀、玳瑁、雄黄、象牙、倭段、翠毛、冰片、朱砂等物，杂货之类则有沉香、降速、苩草、苏木、胡椒、白糖、龙枝及诸品药材等物，古称丰稔之乡、万物丛集之处。若令各商各行牙税银两，每年不下三万余金，皆被本土势豪霸侵肥己。此臣之汲汲于心者一也。臣查得世宗初年，广东原设有总镇两广地方御马监太监潘忠、市舶司太监熊宣、看珠池廉州府杨梅青莺平江三池太监牛荣，臣见近奉钦依内臣李敬虽在彼处率众采珠，三府所属动经千里之外，使李敬一人两目，不能遍观，只身不能兼历，第恐群下作弊，以致精细者不能以进供上用。此臣之汲汲于心者二也。臣访得在内忠正之臣，惟内官监太监李凤历事三朝，忠诚廉朴，年逾五十，动止周详，伏望我皇上俯察臣言，遵照祖制旧例，敕命内官监太监李凤充任总镇两广兼管广东等处抽税并珠池等地方，访察军民利病得失，不时密封奏闻，如有土产及方物珍重器宝不时差人进献，及将先年彼处原设市舶司内臣衙门，伏乞钦赐店名，不妨总镇事务，协同臣等前去征收税租银四万两，每年两季解进御前交收，庶民无侵扰之私，则大工得以克济矣。上即俞允。
在福建月港地方，由于隆庆年间巡抚涂泽民奏请准贩东西洋，在此地设立督饷馆，对往来海外的商船征收税饷，万历皇帝又专任宦官高寀前往督饷，肆意搜刮，激起民变。“高宷者，顺天文安人也。幼给事上前，累迁御马监监丞。先是大学士张位以国帑虚耗，请开采以充边储，比三殿之役。于是四方言利之徒，奸弁积猾，率上章请遣中贵出督矿，岁输巨万万，足供大工，又徐及榷税。上俞其议，廷臣争之，强不能得也。燕山卫指挥冯纲、千户胡志嗣请以宷使闽，帝命寀往闽。自市舶、镇守先后报罢，四封老稚久不识貂珰为何物。比宷衔命南下，金钲动地、戈旗绛天，在在重足，莫必其生命。而黜吏、逋囚、恶少年、無生計者，率望羶而喜营充稅役，便觉刀刃在手，乡里如几上肉焉。宷在处设关，分遣原奏官及所亲信为政，每于人货凑集，置牌书圣旨其上，舟车无遗，鸡豚悉算，然税额必漳、澄之贾舶为巨。宷躬自巡历，所过长吏望风披靡。……每岁辄至，既建委官署于港口，又更设于圭屿；既开税府于邑中，又更建于三都。要以阑出入、广搜捕，稍不如意，并船货没之。得一异宝，辄携去曰：吾以上供。（万历）三十年贾舶还港，寀下令一人不许上岸，必完饷毕，始听抵家。有私归者逮治之，系者相望于道，诸商嗷嗷。因鼓噪为变……”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张养蒙强烈指出矿使、税监的危害，他给万历皇帝的奏疏中说：“陛下试思五七年前，圣意未动之先，何京弁腋珰无一人一字及矿店等事？及今连章累牍，指地坐名，其为交结逢迎意亦可见。惟是巧伺之党实繁有徒，肘赖头钻，靡所不至，必将以小信而饬其大诈，以小忠而济其大贪，采矿不已，渐及采珠，皇店不足，渐及皇庄，继而营市舶，继而复镇守，内可以谋坐营，外可以谋监军，正德敝风其鉴不远，恐非社稷苍生之福也。”朝野上下虽然强烈反对外派矿使、税监，但是在万历皇帝的纵容下，税监依然控制着福建、广东海舶征税十余年之久。而到了这个时候，明王朝的颓势已日益严重，海外贡船所剩无几，私人海上走私贸易虽然相当繁盛，但是海舶的管理和征税，逐渐为郑芝龙等海商海盗集团所控制，明朝政府已经失去了对于海上贸易的控制，市舶司及提督市舶太监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二、提督市舶太监的不法行为
自从永乐年间中央政府在浙江、福建、广东三地市舶司派驻了提督市舶太监内官之后，市舶司的实际管理权为提举市舶太监内官所掌控，由于提督市舶太监内官掌控了市舶司的实际管理权力，加上外派太监内官与内廷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外派太监内官触犯法律，又往往得到皇帝内廷的庇护，这就使得提督市舶内官经常在任内肆意妄为、违法窃取。这种情景我在前面所引述的材料中已有反映，下面，我再举一些外廷及地方官员揭发提督市舶太监肆意妄为等不法行为反被宦官陷害诬告的例子如次。
陈继儒在《见闻录》中记载成化年间广东省布政使陈选因弹劾提督市舶太监韦眷不法事、反而为韦眷所陷致死的史实。该书记云：
陈恭愍公名选，浙江临海人，天顺庚辰以会试第一人授监察御史，提学南畿试卷。……除擢广东右布政使，逾年转左。会肇庆大水，公即具奏灾伤状，便宜发仓赈之。市舶太监韦眷纵恣掊克，籍富民供辨，公奏减之。眷复以私舰通番，为番禺知县高瑶发觉，没货巨万，都御史宋旻等不敢诘，公独移文奖瑶。眷深憾之。番人马力麻者，贸货海口，诡称苏门答剌国贡使。眷利其珍奇，将许焉。公发其伪，逐之。又有撒马儿使臣泊六湾，还国枉道至广，谓将往满剌加市狻猊入贡，所过震惊，疏入留中。眷知中官咸疾公，乃诬摭公党比高瑶和同贪墨，上遂遣刑部员外郞李行会同廵按御史徐同爱鞫之。行、同爱畏眷，不敢反异。复赂公所黜吏张聚，令诬执公，聚不从，行等阿眷，执聚栲掠。聚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灭公义、䧟正人也！行等罗织无所得，乃诬公矫制发粟，意在侵欺；褒奖属官，志图报谢，论罪当徒。奏入，诏夺公官，遣锦衣千户张福逮公。士民数万人号泣遮留，以卫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于石亭寺，时年五十八。
陈选弹劾提督市舶太监反遭诬陷一事，在明代的文献中多有记载，如陈建《皇明通纪法传全録》记载戊午成化二十二年“四月广东左布政使陈选被逮赴京，道卒。……提督市舶韦眷倚进贡为奸利，役戸苦于供需，特减三十人。其后番人马力麻与海商松通贩易，诡称苏门荅刺国使臣。眷利其货，不问，选发其伪。时又有撒马儿罕使臣泊六湾以狮子入贡，将浮海还国云，欲往满刺加更市狮子。选言此西域贾，胡为图利耳？使堕其谋，必贻诸番之笑。眷怨选每事沮抑，乃中以他事。……上怒，遣刑部员外郎李行，会同廵按御史徐同爱鞫之。行、同爱畏眷，不敢反异常。复贿选所黜吏张聚，令诬执选。聚不从，行等阿春，执聚拷掠。聚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灭公义、䧟正人也。行等罗织无所得，乃诬选矫制发粟，意在侵欺；褒奖属官，志图报谢。谕罪当徙，奏闻，诏夺选官，遣锦衣卫千户张福逮选，士民数万人号泣遮留。至南昌疾作，卒于石亭寺，时年五十八。张聚乃上言讼其冤，不报。正徳中，赠光禄卿，谥㳟愍。”再如黄瑜在《双槐岁钞》中说：“吾广方伯陈克庵士贤选，尝作《奖贤文》曰：保民以固邦本者，臣之忠；教子以尽臣节者，母之贤。贤母、忠臣，国家之所褒嘉，方伯连帅之宜奖予也。广东市舶太监韦眷，招集无赖驵侩数百十人，分布郡邑，专鱼盐之利，又私与海外诸番相贸易，金缯、宝玉、犀象、玳瑁之积，郿坞不如也，然犹奋其威诈，渔猎民财无厌，衔寃者莫敢诉，持禄者莫敢问，官府所鞭挞者、囹圄所系者，皆种禾捞蚬之民耳。由是岭表之民不蒙至治之泽，而诸司慑其威、甘遂其非，非惟莫敢问，又从而助其虐。番禺令高瑶独毅然不与为之屈，民有遭其茶毒者，力捍御之，……及盘眷私货归县库，以身当之，克庵称为古循吏。及克庵奏眷不法，反被诬就逮。瑶亦落职，束书数筴，戴平头巾，飘然去。士民拥道涕泣交送之者几千人。”邓元锡在《皇明书》中记载时人称提督市舶太监韦春（韦眷）与监守太监、珠池太监韦广东三凶：“始祖宗时，内官禁不差，即有差事，竣遄罢。王振专衔命岀奉差者始比比。后两广边方置镇守，珠地、银矿、市舶监收，织染监造，无虑皆内官赐敇行，威重于大臣，至是乃大肆。守备南京太监覃得朋乘马快船夹贩私盐，殴杀廵检，而直欲卖以为功，自往南京治之。广东按察使彭韶具疏言：自古明王不宝远物，而监守太监顾恒非礼贡献，市舶太监韦春矫进奉庇富豪人，珠池监丞黄福采捕禽鸟，雷廉骚动，广东之人目为三凶至乱。”
天顺、弘治间名臣刘大夏，亦曾向弘治皇帝密陈提督市舶太监不法事，而遭到宦官们的陷害，“刘忠宣公大夏在司马，孝皇眷之，造膝奉对，所谋虽辅臣不与闻。一日，上张缀衣于内宫之隙，屏左右召公问曰：朕守祖训，不敢逾分渔民，然各省岁奏民穷而亡者何？大夏叩头曰：臣在广东久，请言广事。市舶一阉，岁所敛与省大小官俸廪埒，稍纵又倍蓰，皆办于民。上曰：此弊久病之，但朕在内势孤，如陈宽靖已、李荣庸劣不足虑，惟萧敬习故事，朕所须问然不假以权，此事卒难大更，但老者死或以罪罢不令嗣代可也。缀衣后一童阉伏地窃听，未己孝皇弃天下，忠宣竟戍甘州。”焦竑《玉堂丛语》中也有相同的记载：“刘忠宣公大夏造膝奉对，所谋虽辅臣不与闻。一日上张缀衣于内宫之隙，屏左右召公问曰：朕守祖训，不敢逾分渔民，然各省岁奏民穷而亡者何？大夏叩头曰：臣在广东久，请言广东事。市舶一阉，岁所敛与省天下官俸廪埒，稍纵又倍蓰，皆出于民。上曰：此弊久病之，但朕在内势孤，如陈宽、李荣，庸劣不足虑，惟萧敬悉故事，朕所须问，然不假以权，此事卒难大更，但老者死，或以罪罢，不令嗣代可也。缀衣后一童阉伏地窃听，未几，孝皇弃天下，忠宣竟戍甘州。”
正德年间韩邦奇弹劾浙江等地的提督市舶太监崔珤，与该地的镇守太监王堂、织造太监晁进、督造太监张玉，并称“四府太监”，扰害地方，几生大变。陈子龙《明经世文编》收进韩邦奇《苏民困以保安地方事》云：
浙江等处提刑按察司佥事臣韩邦竒谨奏为苏民困以保安地方事。臣巡历至严州府建徳等县、杭州府富阳等县地，据军民人等禀称：本处地方虽出鱼鳔茶绫等物，人民艰苦，四府太监差人催督，扰害地方，鸡犬不得安生，要行禁约等因到臣。为照前项鱼茶绫鳔系供用之物，未敢擅专，又访得镇守太监王堂、市舶太监崔珤、织造太监晁进、督造太监张玉，各差参随人等，在于杭、严二府地方催攒前项进贡，固已勒要收头银两，而不才有司官吏及粮里人等，倚是贡物无敢稽察，任意科敛，地方被害，人不聊生，而四府太监伴贡之物，动以万计，是陛下所得者一，而太监即所得者十，参随人等所得者百，有司官吏所得者千，粮里人等所得者万。利归于私家，怨归于朝廷。上供者一，而下取者万。况此等之物品不甚奇，味不甚美，何足以供陛下之用哉？及照建、富等县地方地瘠民贫，山枯乏樵猎之饶，江清鲜鱼鰕之利，兼以近年以来水旱相仍，征科肆出，军民困瘁已极，故前岁流民相聚为乱，一呼千百，几生大变，幸赖抚捕而安，今尚汹汹未靖。往事在鉴，实可寒心，伏望陛下勅下该部，将前项贡物特从停止，仍行巡按御史并按察司及该道分巡官揭榜戒谕，今后敢有指称进贡名色，在于各地方需索财物、骚扰为害，应参奏者奏请究治；应拏问者，径自拏问。庶民困可苏，而地方可保无虞矣。
但是韩邦奇的弹劾，同样遭受宦官的报复，《明史﹒韩邦奇传》记云：“时中官在浙者凡四人，王堂为镇守，晁进督织造，崔珤主市舶，张玉管营造。爪牙四出，民不聊生。邦奇疏请禁止，又数裁抑堂。邦奇闵中官采富阳茶鱼为民害，作歌哀之。堂遂奏邦奇沮格上供，作歌怨谤。帝怒，逮至京，下诏狱。廷臣论救，皆不听，斥为民。”蒋一葵在《尧山堂外纪》中也记述了此事：“正德末，韩汝节（邦奇）为浙江按察佥事，廉劲自持。时镇守太监王堂怙势害人，如茶、笋、鲥鱼，种种勒办，民不聊生。汝节数裁抑。堂遂以沮遏进贡诬之，诏锦衣械治，百姓感泣，哀动城市。汝节为诗云：‘非才尸位圣恩深，士庶何劳泪满襟。明主昌言神禹度，斯民直道葛天心。还看匣有平津剑，更喜囊无暮夜金。惆怅此时不忍去，且维轻舸越江涛。’”时任給事中的孙懋，对于正德年间宦官的妄为不法并且诬陷外官的现象十分愤慨，他在《重委任以存国体以安人心疏》中提到镇守太监于喜和市舶太监崔珤不法事时说：“臣仰惟我朝稽古建官，内则严御史之选，外则重郡守之职，诚以风纪之司关国家之重轻，牧郡之官系生民之休戚，委任之权不可不重焉者也。陛下即位以来，尤加慎择，所以委任之重，而望其独持风裁，为民造福之意至深切矣。顷者切闻御史张经巡按直隶，劾奏镇守大监于喜烧荒失事，而反为于喜所诬；宁波府知府翟唐承勘部民王臣不法事情，而反为市舶太监崔珤所构，是二臣者俱奉钦依拏解来京。臣庸愚闻命惊愕，诚不知圣意之所在也。将张经、翟唐风纪有不职民社有不胜邪？抑于喜等报复私仇诬执其事而误陛下之听邪？不然以陛下平日委任之重、责望之深，而何至于此极也。夫天下之事有是有非，而处事之权有轻有重，斟酌可否之几，在陛下一转移之间耳。臣风闻于喜者故违勅旨，轻举烧荒、损折官军，几至大挫，其罪甚重；张经亷得其实而劾之，不为不是矣。彼喜之所奏不过挟仇之举耳，陛下何置于喜不问，而独怒张经邪？又闻王臣者，乃崔珤用事人也，诈取民财、奸淫妇女，其事发露，知府翟唐承委勘问，虽刑罚过峻，不过欲得其实，以与民除害为陛下造一郡之福耳，亦未为不是矣。彼崔珤知而不戢，纵使害民，亦未能无罪也。陛下何不忍于害民一王臣，而独忍于为民之郡守邪？且臣闻之朝廷之体，不可不重御史以司监察之权，重郡守以任师帅之责。迩年以来，凡御史奉差于外者，如施儒、余珊、李稳，累经拏问，而知府孙禄、周统亦往往曾解赴京，中外惊惶，人人自危。臣窃料圣意特欲因此以薄示天威、整肃臣工耳，然方今天下中材最多，庶官之中涵养纯固、虽利害祸福交至于前而能确然不夺者，无几也。万一为御史者，皆以经等为戒；为知府者，皆以唐等为戒，惟事诡随靡然日趋于下，如昔人所谓宁忤天子而不敢忤权臣，宁负公门而不敢负私室者，陛下何利而使士风至此哉？”
明代提督市舶太监中最为妄为不法者首推赖恩。赖恩于正德末、嘉靖初出任浙江省提督市舶太监，由于他的贪赃受贿，激成日本使者的“争贡之役”，亦称“宁波之乱”。《明史﹒外国三﹒日本》对此事记载如下：
嘉靖二年五月，其贡使宗设抵宁波。未几，素卿偕瑞佐复至，互争真伪。素卿贿市舶大监赖恩，宴时坐素卿于宗设上，船后至又先为验发。宗设怒，与之斗，杀瑞佐，焚其舟，追素卿至绍兴城下，素卿窜匿他所免。凶党还宁波，所过焚掠，执指挥袁璡，夺船出海。都指挥刘锦追至海上，战没。巡按御史欧珠以闻，且言：“据素卿状，西海路多罗氏义兴者，向属日本统辖，无入贡例。因贡道必经西海，正德朝勘合为所夺。我不得已，以弘治朝勘合，由南海路起程，比至宁波，因诘其伪，致启衅。”章下礼部，部议：“素卿言未可信，不宜听入朝。但衅起宗设，素卿之党被杀者多，其前虽有投番罪，已经先朝宥赦，毋容问。惟宣谕素卿还国，移咨其王，令察勘合有无，行究治。”帝已报可，御史熊兰、给事张翀交章言：“素卿罪重不可贷，请并治赖恩及海道副使张芹、分守参政硃鸣阳、分巡副使许完、都指挥张浩。闭关绝贡，振中国之威，寝狡寇之计。”事方议行，会宗设党中林、望古多罗逸出之舟，为暴风飘至朝鲜。朝鲜人击斩三十级，生擒二贼以献。给事中夏言因请逮赴浙江，会所司与素卿杂治，因遣给事中刘稍、御史王道往。至四年，狱成，素卿及中林、望古多罗并论死，系狱。久之，皆瘐死。
陈全之在《辍耰述》中对赖恩的妄为不法记述得更为详细，赖恩不仅在接待日本贡使时袒护纳贿得一方，而且当日本贡使瑞佐、宗设相互争斗仇杀之时，还私下授予瑞佐一方兵器等物，致瑞佐等横行无忌，“杀总督备倭都指挥刘锦，大掠宁波旁海乡镇。”，该书记云：
正徳六年，宋素卿、源永寿来贡，求《祀孔子仪注》，不许。鄞人宋澄告言素卿本澄从子，叛附夷人，守臣以闻。主客以素卿正使，释之，令谕王效顺毋侵边。八年僧桂梧等来贡。嘉靖元年，王源义植无道，国人不服，诸道争贡。大内艺兴遣僧宗设，细川髙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后至宁波。故事凡番贡至者，阅货宴席，并以先后为序。时瑞佐后至，素卿奸狡，通市舶太监，馈宝贿万计，太监令先阅瑞佐货，宴又令坐宗设上。宗设席间与瑞佐忿争相雠杀，太监以素卿故，阴助瑞佐，授之兵器，杀总督备倭都指挥刘锦，大掠宁波旁海乡镇。素卿坐叛论死，宗设、瑞佐皆释还。
可以说，浙江省提督市舶太监赖恩得妄为不法，直接导致了“争贡之役”的发生，也导致了嘉靖年间祸害东南沿海二、三十年之久的“倭寇之乱”。“争贡之役”发生之后，明朝朝廷检讨追究事由，“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但是对于夏言关于“倭祸起于市舶”的说法，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并不认同。如范守己《皇明肃皇外史》引嘉靖年间士大夫郑晓的话说：“郑端简有言：当是时给事中夏言上言祸起于市舶，礼部遂请罢市舶，而不知所当罢者市舶内臣非市舶也。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故祖训虽绝日本而市舶司不废，盖以通华夷之情，迁有无之货，收征商之利，减戍守之费。又以禁海贾抑奸商使利权在上也。市舶罢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内诇，海上无宁日矣。噫！斯言不为无见，犹非穷本之论也。盖奸商贵官家负欠舶金，固为厉阶，然使番舶不至，则奸商贵官家又何从诳取其货、负欠其金以阶厉耶？故靖海之道，唯绝番舶、严海禁而已。夷货非衣食所急，何谓中国不可缺耶？绝之则内外隔，而相构之衅无由生矣。夷虽欲窥伺我也，何可得耶？然朱纨严其令而言者纷纷，则衣冠之盗甚于夷狄也。纨去禁弛，不旋踵而蹂躏之祸半天下。市舶内臣所为乎，经国者可以深长思矣。”陈全之在《辍耰述》中亦言道：“给事中夏言上言祸起于市舶，礼部遂请罢市舶，而不知所当罢者，市舶太监，非市舶也。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以故祖训虽绝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废。市舶初设在太仓黄渡，寻以近京师改设于福建、浙江、广东。七年罢，未发复设。盖东夷有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华夷之情，迁有无之货，收征税之利，减戍守之费，又以禁海贾、抑奸商，使利权在上。罢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内诇，海上无宁日矣。”
嘉靖年间的“倭寇之乱”，给明朝政府及东南地区的百姓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伤害，而造成这一祸乱的直接关系人之一——提督浙江省市舶太监赖恩，不能不说是罪大恶极。
三、提督市舶太监与地方士大夫的微妙关系
嘉靖二年“争贡之役”之后，作为妄为不法的直接当事人之一的提督市舶太监赖恩，无论是从法律的层面，还是从情理的层面，都是应该予以严惩的。当时确实也有许多官员极力主张惩治赖恩等当事的罪人。如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记载礼科都给事中张翀等力主惩办赖恩等人云：“按太监赖恩受素卿赂，浙参政邵锡、副使许完、都指挥江洪俱惧失事之愆，多匿其实，故疏词多左右素卿耳。后得旨：宗设免究，素卿无别情罪，责令回国，宣布天朝威徳，令国王严束夷酋，畏天保国；并查颁降勘合是否宗设夺去，今次朝贡果差何人，务见真伪。待后该贡年分具本回奏，以凭议处。河南道御史熊兰疏曰访得宋素卿原本华人，叛入夷狄，先年差来进贡，已经败露，时则逆瑾当权，阴纳黄金之贿，遂逃赤族之诛，国法未行，人心未厌。今乃违例入贡，大起衅端，迹其罪恶，虽死犹不足以容之也。参照海道副使张芹、市舶太监赖恩与同府卫掌印廵海等官，禁令不申、守备不设，既不能善处以息其争，又不能预谋以防其变；分守参政朱鸣阳、分巡副使许完各有地方之责，俱怀观望之私，以致蛮夷公行劫杀，把关管海指挥千百户等官任夷人出入往来，未有能拦截防御者，指挥袁琎承委自䧟其身，推官高浅越墙以避其锋，凡其侵掠之地，若履无人之境，按法原情通合查究。除备倭同知刘锦被杀外，乞各正典刑，一以为蛮夷猾夏者之戒，一以为备御不严者之惩。……礼科都给事中张翀疏曰：参照副使张芹、市泊太监赖恩、参政朱鸣阳、都指挥张浩等均承委任，便乐因循，议处未定，……避地观望，恣贼纵横，策未展于一筹，祸几延于两浙，合应据法查究，创艾后来。”
但是意想不到的是，赖恩很快就被无罪论处，夏良胜在《勘处倭冦事情以伸国威以弭后患疏》中复云：
……进贡夷人大肆狂悖，围城劫库、放火杀人、拒敌官兵、占据门禁，逆谋显著，巡视守巡等官先事不能关防，临事不能擒捕，以致奔逸入海，杀死备倭官员，情罪俱重，本当拏解来京，但有事之际，且都住了俸，着镇巡官督率各官调集官兵严加防守设法追捕务将首恶及余党日下擒捕究问明白，并失事官员分别等第奏来处治，还通行各该备倭衙门一体防御毋得观望推托致误事机，其应否入贡事宜，礼部看了来说。又奉圣旨，是宋素卿着镇巡等官省谕就彼回还本国，其余俱依拟行，又奉圣旨礼兵二部会官议了来说。又奉圣旨，是宋素卿及宗设夷党都牢固监待报发落，这事情还着镇巡等官上紧研审明白来说。又奉圣旨，是这地方巡视海道及府卫所寨巡捕等官正为备倭而设，因循日久，人多怠玩，致令倭夷不畏中国法度，纵横往来，杀人放火，甚至戕害方面官员，扰害地方，事情重大，着巡按御史查勘明白参了来说。彼处镇巡等官并南直巡抚都御史各督所属，用心议处设法擒捕。又近该兵部总议前项事情题奉圣旨，是这进贡番船进港日久，各该官员不行遵照旧例上紧盘验，以致夷人在于中国地方杀人放火，戕害总督备倭官员失事情重。冯恩等并张芹着巡按御史提问明白奏来处治，不许回护容隐。赖恩虽无地方之责，提督欠严，本当究问，且饶这遭，着改过自新，以图后效。刘锦情有可悯，赠指挥使，与阵亡的张镗胡源子孙各照例袭升一级，刘恩及詹尚等都量与优恤，其余俱依拟行钦此。
赖恩此次纳贿不法导致“宁波之乱”，不仅没有受到严惩，只是轻描淡写地所谓“提督欠严，本当究问，且饶这遭，着改过自新，以图后效。”而且在事过不久，竟然向朝廷奏请监管提督海盗，授权调动官兵剿捕御寇，得到嘉靖皇帝的批准。严从简《殊域周咨録》对此事记云：
（嘉靖）四年，浙江市舶太监赖恩奏请颁换勅谕，与臣管市舶司事兼提督海道，遇有夷贼，动调官军剿捕，以固地方便益。上命照成化年间例换勅与他。兵部尚书李越疏曰：“政毎患于纷更，法当务于谨始。此地内官，缘为提督市舶司而设，比与边方腹里镇守守备内臣专为地方者不同，即令沿海督兵御寇，自有海道副使与备倭都指挥使分理于下，又有镇守太监与廵按御史提调于上，事体相因已久。沿海有警，俱可责成。若复又令市舶太监提督，诚恐政出多门、号令不一，必掣肘误事。又况动调官军系朝廷威柄，遇有缓急必须奏请定夺。赖恩小臣，岂宜得辙擅自专？推原其心，不过欲假借纶音以招权罔利也。乞将原降成命收回，仍戒谕赖恩，令其谨守旧规，安静行事。”给事中郑自璧亦疏曰：“赖恩肆意揽权，恣情黩货，信郑泽之奸计，则延伪使为上宾；受素卿之金银，则致宗设之大变。三司兼欲受辖兵权，辄冀专擅。心每上人，动将坏法，内臣中之奉职无状者也。乞将取回别用，另选老成安静内臣代其任事。惟复痛加切责，姑令扪省前愆，用图后赎。其勅书仍照旧止管夷人进贡并抽分货物，卫所官军不得干预，勿得轻信拨置，纷扰事端。”上诏：前已有旨。俱不从。
如果说赖恩的妄为不法屡屡逃脱惩处，是受到嘉靖皇帝的庇护的话，则当时一部分士大夫对于赖恩的吹捧奉承，则十分令人不解了。宁波籍士大夫张邦奇于嘉靖初提学四川，迁南京祭酒，改南京礼部右侍郎，改掌翰林院事，充日讲官。可谓居“清华之地”。但是在张邦奇的文集中，却屡屡为赖恩歌功颂德。如当赖恩庆寿时，张邦奇写了《寿赖市舶》，为其祝寿云：“紫霞深处祝长生，红日扶桑万壑晴。金谷故应追胜赏，玉堂先已识佳名。仙宫有露天香满，云汉无风碧海平。欲向安期问真诀，官居偏喜近蓬瀛。”赖恩刊行《东巡稿》，张邦奇为其撰写序言云：“宁波古甬东郡也，太监赖公提督市舶于斯。乃者由杭城历金华、温、台以至于宁波，为自西而东，征途题咏合五十余篇，号《东巡稿》焉。夫浙东诸郡名胜甲天下，士之经由率无虚日，然溺声利者遗丘壑之情，乏华藻者缺登髙之赋。公廉静恬虚，于世味泊然無所好。卉木清幽华于锦绮，禽虫啽哢异于丝竹。与人交忘势分去边幅，嗒焉无复彼已，而其中识见卓然，不可摇惑，严义利之辨，不辄取一毫于分之外。在武宗时，退而藏修者十有六年，遭皇上丕厘庶政，始有提督市舶之命。视篆三载，未尝搒笞一人，而庭户肃然，士民感颂。默休静室，手一编玩味终日，兴至则发为文词。平生所得，积成巨帙，虽垣屏竹石之间，率镌佳句，举目粲然，如入骊龙之宫，应接不暇。所谓《东巡稿》者，特一时纪兴之作耳。盖声利薄而丘壑之趣深，绩学专而赋咏之才赡，而其忠君之心、恤民之志，又往往因所触而形焉，此在处贵势者尤难，而吾党之士所为歆慕而称叹者也。余君文通辈将绣梓以示久远，为之序而归之。
嘉靖五年（1526）赖恩病逝，张邦奇为其撰写墓志铭云：
上御极之初，肇新庶政，内外臣僚淸淑端愿者咸见擢用，惟时太监赖公，始获将命颁赏于寿藩，未几，承敕提督浙江市舶司事，至则革宿弊、悯饥羸，戒饬左右不丝毫扰于民，服食器用雅素如寒士，敬贤好儒，怡然去边幅，人之有技虽韦布与之钧礼。或苦贫乏，捐俸给之，然饮其德不言，故鲜有知者。庭户翛然，园池竹石淸幽寂静，如隐者居。凡居宁波六年，敲朴弗施，音乐弗用，图书左右，鼓琴赋诗，适辄尘□之外，而民怀其德、士颂其贤。间出巡海徼，忧民怀君形之于言。为《东巡稿》、《南行稿》若干卷。嘉靖丙戌旱既太甚，公寝食弗宁，冒暑徒跣祷祠山川，中热得秘结疾，以七月三十日卒于宁波之公署，远近闻者莫不掩泣焉。公见话柔而内见卓然，得于天性。六岁入□□宪庙，简入内馆禀学词臣，年十三赐牌㡌伴读春宫，孝庙登极，遂入司礼监，历升奉御监、丞少监以至太监，赐蠎衣玉带。正德丁卯，逆瑾日张，公守正弗阿，出居天寿山，寻复出南京，摈弗用者数年。瑾既伏辜，□宗乃召掌鞍辔局事。及在浙江馆，尝产芝一茎，缙绅咏□其事，公所著复有汉赋十篇、琴谱隶韵等书，皆梓行于时。讳恩，字天锡，别号非丘子。福建上杭人，考讳某，携家客于长乐，生公，成化己丑八月十二日也，未已考没，妣温氏。公卒之日，耆民谢淳辈相率闻于有司，捐赀构祠以报公德。公所知畲文通氏，将以□年□月□日葬公□山之原。乃摭行实，率公参随史通辈，谒铭于予。铭曰：小雅巷伯，烨垂篇章，勃貂垂管，于邦有光，清忠退厚，如贺如强，咸炳青史，曷负银珰，嗟嗟非丘，为陵为冈，违世不惧，维时显蔵，好善忘己，视民恐伤，以赫厥声，永怀不忘，有祠越徼，有原冀方。于戏！天道维人之常，作善恒休，不善恒亡，来者必思，以勖专良。
在这篇墓志铭中，赖恩完全是一位谦己修身、爱民施仁的提督市舶太监，与其他文献中所记载的妄为不法、擅权行私的宦官迥如二人。饶有趣味的是，张邦奇还曾经为担任过福建提督市舶、时任南京守备太监吕宪撰写过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该墓志铭曰：
予昔视学湖南，至于均州见庙宇、黉舎崇闳坚饬，甲诸郡邑，问之诸生，咸曰太监吕公之成之也。公由福建市舶徙主太岳太和山，兼分守地方，尝治桥掘地得白金数十镒，丝毫不自私，而以赈饥佐公费，故吾州有是学焉。予岀访，公则古貌奇格，谦冲而肃乂，燕对移时，不一作世俗语。予叹曰：内贵中固有若人也乎！今天子龙飞，移公镇汴，汴自廖氏朘削，公私赤立。公至厘戢暴横，务底宁谧。省城外河堤有柞薪之利，旧皆入私藏，公见城垣谯楼颓敝既甚，积至若千万缗，饬新之。复捐己资修道途，民无病渉者。岁屡旱，毎祷辄应。以擒贼功上降敕奖励，有“体国爱民，不负委托”之语。仍岁加禄米十二石，在汴八年，以足疾乞休者三，而抚巡相继保留至于六七，大意谓公清行逈出时辈，而经纬区画动中事宜，虽老师宿儒不能过。章毎上，上辄温旨留之。己丑又辞，始获允。而言官复交章荐之，以为可大任，上复命守备留都，恳辞不许，遂力疾受命。至则罢私门之役，礼缙绅、剔奸蠹、戢台隶，都人感悦。庚寅疾笃，复辞，上不许，会守备太监赖以解任回京，乃命公掌符验关防，将专任之，而公已卒矣，嘉靖辛卯正月十日也，距生天顺戊寅十一月三十日，寿七十有四。公明哲英毅，而浑和不露，其补内员也，在成化丁酉，而由内官监出典福建市舶也，在正德己巳。去闽之日，父老遮道请公靴留之，公不可，众泣以请，坚却之。或曰：请可伪，泣不可伪也。乃许之。在太岳时，念貂珰之饰非事神所宜，以祭服请，上嘉之，诏尚方制而给焉。去汴尽籍幕府供具以还有司，士民垂泣遮留不忍舎，乃乞公像为生祠，诚心素节，所在感孚，晚遭明圣宠遇日隆。……
张邦奇所撰写的关于赖恩等提督市舶太监的文字，与明代其他文献中的关于赖恩恶行的记载，以及我们一般所认知的太监品行，反差实在太大。明代的宦官群体，不可否认也存在某些品行高尚、肯于为国为民办事的太监，但是就整体而言，毕竟属于少数。《明史·宦官传》云：“（宦官）虽间有贤者，如怀恩、李芳、陈矩辈，然利一而害百也。”这一评述基本上时符合事实的。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宦官一旦外出担任镇守、监军、提督市舶珠池、刺臣民隐事诸职务，就不能不与地方上的官吏以及士大夫们，产生许多直接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利益。当宦官在执行其权力而妄为不法时，固然有一部分官吏，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披露的资料所显示，敢于挺身而出，对宦官的妄为不法行为，予以揭露弹劾，但是也有相当部分的地方官吏以及士大夫们，碍于种种的利害关系，宁愿与宦官相安无事、互为利用，进而采取了与宦官合作的态度。正德年间担任广东右参议的吴廷举，屡屡揭发宦官不法行为而遭诬陷，他曾经对地方官员与外派宦官的关系言道：“近年以来法度渐弛，人心转贪，势足以欺压盐司者，凭胁威权而肆然不惮，分足以平等盐司者，嘱托造请而冥然妄行。别处地方臣所未悉，只以两广所见言之，镇守市舶内外官员明使家下舍人，或令军牢伴当，靖江王府长史司托以关支戸口食盐为名，起关驰驿，使令内使仪宾等官校尉军余等役，坐支廪饩，买引行盐，利己是图，害人不恤。初然市买则挟制水客少与价钱，及其买盐又不依次序高抬时价，巡抚非不知此，念与同官，难为禁察。”从宦官这方面讲，一味地与地方官吏及士大夫们对抗，我行我素，同样有着极大的风险，远不如采用与地方官员和士大夫们相互合作的立场，来得稳妥，从而保持较多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之下，外出担任镇守、监军、提督市舶珠池的宦官们，往往与地方官员及士大夫们，保持着一种某种程度上的利益均沾的极为复杂的平衡关系。这种错综复杂的平衡关系，恰恰时明代宦官制度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而这种关系，恰恰又是我们以往研究宦官制度时所忽视的。
这里，我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广东、福建两地的市舶司衙门与提督市舶太监，由于掌握来往于海内外的商舶抽分征税的权力，而明朝中央政府对于出入于海内外的商舶进行抽分征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于是，提督市舶太监对于征税课银有着很大的自主权，每年可自主支配的银两甚多，为了于地方官府保持在利益上的平衡，他们往往要把其中的一部分，分给地方官府共享，并且逐渐成为不成文的规定。景泰、天顺年间，福建人陈爕担任广东按察司佥事，广东市舶司向广东其他地方主管衙门分发“番舶报水钱”，“广东地濒海，每互市畨舶至，诸司皆有例钱，谓之报水钱。爕独不受，广人至今称之。”成化年间，江西人何乔新在广东为官时，也遇到提督市舶宦官照例分发私下征收“番舶”商税钱的事情，雷礼在《国朝列卿纪》中记云：“何乔新，字廷秀，江西建昌府广昌县人。……典番舶中官死，镇守太监分其余财，遗三司，力辞不得，乃受而输之库。”在何乔新的《椒邱文集》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典番舶中官死，镇守太监分其余财，遗三司，先生力辞不得，乃受而输之库。”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上记载：“朱英，字时杰，桂阳人，“登正统乙丑进士。……成化五年升福建右布政使。福建八郡岁输大青大绿，非土所产，厚价买诸他省，吏胥毎缘以为奸，英择属官廉能者总收之，买以输官，民免科敛。提督市舶中官死，镇守太监分其余赀遗藩臬，力辞不能，却乃受而输于官。”像陈爕、何乔新、朱英这样不接受非分之财的官员毕竟不多，但是由此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提督市舶太监每年必须向地方官府移交一定数额的征税银两，几乎已经成为定例。清廉的地方官员不愿接受这些银两，等于破坏了定例，行不通，只好上交到官库以凭公用。
有的地方官员不愿与提督市舶太监同流合污，其所损害的并不只是提督市舶太监，同时也危害到地方官府及地方上的利益共沾者，因此这些正直的官员，往往会引起许多人的不满，不仅会受到宦官们的陷害，甚至受到士大夫的攻击。如江南昆山籍的官员盛洪，因拒绝市舶中官的赠馈，导致许多同事官僚不满，怨谤沸腾，“升广东海道副使，厘宿弊、严条约。先是通番买港之徒，夤缘假藉骚扰驿传，至是屏绝。市舶中官利通私货，以黄金百斤暮夜馈之，坚拒不纳，禁戒益严。由是怨谤沸腾，终不为动。尝斩捕海贼千人，又上章论通番奸弊及保安事宜，悉见嘉纳。遇例裁革归，寻以海道旧事檄召朴广，卒于道，超擢山东按察使，已不及矣。”嘉鱼籍的官员吴廷举，不愿听从上司的指令替提督市舶太监办事，结果招致御史官的弹劾，“吴廷举，字献臣，嘉鱼人。洪武中其祖戍梧州，遂隶戎籍。成化癸卯，年十九举于乡，丁未举进士，授广东顺徳知县，洁己如水，字民如子，减赋息讼，乃刻《家礼》实行之。都御史屠滽檄·吴公至督府，与之言甚温。吴公曰：廷举越境奔命，宜有地方重事，请发令。顺徳权珰，屠为修家庙，吴公曰：守土官非奉旧例新恩，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辞出。屠令他邑成之。市舶太监给银买葛，吴公即用之买二疋曰：奉此为式，如不中意请还金。且葛雷产也，太监怒取金去。御史汪宗器恶吴公，曰：彼专抗上官，市已能何也？”
从以上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明代提督市舶太监等宦官集团，与地方官府以及士大夫阶层，保持着相当复杂的平衡关系，这种平衡关系并不是我们以往所认知的那样，外廷士大夫与宦官集团总是相对抗的。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关系，很有可能超出他们之间的对抗行为。我们了解了这一点，就对于上面所引述的官居“清华之地”、同时又是宁波籍人的张邦奇，如此罔顾事实、肉麻地吹捧提督市舶太监赖恩的行为，不难理解了。
四、关于明代市舶司史实的两点辨误
《明史·职官四·市舶提举司》的记述仅有二百字左右，但是至少有两处错误。该志写道：“市舶提举司。提举一人，从五品；副提举二人，从六品；其属，吏目一人，从九品。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吴元年置市舶提举司。洪武三年，罢太仓、黄渡市舶司。七年，罢福建之泉州、浙江之明州、广东之广州三市舶司。永乐元年复置，设官如洪武初制，寻命内臣提督之。嘉靖元年，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
其一，夏言奏革福建、浙江两市舶司，是在嘉靖二年（1523），而非嘉靖元年（1522）。嘉靖元年（1522）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事，指的是嘉靖初年因日本贡使争贡导致“宁波之乱”的所谓倭祸。但是《明史﹒外国三﹒日本》记载日本贡使争贡在于嘉靖二年（1523）五月。其中记述我已在本文第二节谈及浙江提督市舶太监赖恩的恶行时予以引用。这里再引黄凤翔的《嘉靖大政类编》南倭的记载相互映证：
嘉靖二年六月，日本国夷人僧宗设等赍方物入贡，泊浙之宁波。已而僧瑞佐、宋素卿等后至，互争真伪。宗设遂杀瑞佐，而素卿者故宁波叛民也，率其党至慈溪，纵火大掠，杀指挥刘锦，蹂躏宁绍间。宗设等夺舟遁，掳指挥袁琎以去。事闻，上切责镇廵等官，令督兵追捕。其入贡当否，事宜下礼部议报。兵科给事中夏言言：丑夷恣逆，沿海无备，宜遣风力近臣由山东循淮扬历浙闽以及两广，会同抚臣按视，预为区画。其倭夷应否通贡，乞下廷臣集议。
在明代的相关记载中，关于嘉靖初年日本贡使再宁波争贡一事，也有许多文献说是嘉靖元年（1522）的，如方孔炤的《全边略记》中云：“嘉靖元年，王源义植无道，国人不服，诸道争贡。大内艺兴遣僧宗设，细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后次宁波。故事：凡番贡至者，阅货筵宴并以先后为序。时瑞佐后至，素卿奸狡，馈市舶大监以重宝，先阅瑞佐货。宴又令坐宗设上，宗设席间与瑞佐忿争与相雠杀。太监又阴助佐，授之兵器。杀都指挥刘锦，大掠宁波。素卿坐叛论死，宗设、瑞佐皆释还。给事中夏言上言：祸起于市舶主客，遂请罢市舶。”黄光昇的《昭代典则》中记载：“（嘉靖元年）日本诸道争贡。……给事中夏言上言倭祸起于市舶，礼部遂请罢市舶。”雷礼的《皇明大政纪》云：“嘉靖元年，宋素卿、宗设仇杀，夏言谓祸起于市舶，礼部遂请罢之。”徐学聚《国朝典汇》亦云：“嘉靖元年，给事中夏言上言倭祸起于巿舶，礼部遂请罢市舶。”显然，《明史﹒职官四﹒市舶提举司》中关于嘉靖元年夏言请罢浙江、福建市舶司的记载，受到以上各种明代文献的影响时显而易见的。
那么，夏言奏革福建、浙江两市舶司，究竟是在嘉靖元年，还是嘉靖二年？明代文献记录的可靠性，当然首推明代历朝《实录》。这一方面是《实录》所载，距离事发之时比较接近，不易辗转传讹，另一方面后朝编撰前朝《实录》，均以前朝的第一手官方记录为依据，断不至于在年月时间上出现很大的错误。我们搜检《明世宗实录》上关于日本贡使争贡仇杀的记录：“甲寅，日本国夷人宗设、谦导等，赍方物来。已而瑞佐、宋素卿等后至，俱舶浙之宁波，互争真伪。佐被设等杀死，素卿窜慈溪，纵火大掠，杀指挥刘锦、袁琎，蹂躏宁、绍间，遂夺舡出海去。巡按御史以闻，得旨切责巡视、守巡等官，先是不能预防，临事不能擒剿，姑夺俸，令镇巡官即督所属调兵追捕，并核失事情罪以闻，其入贡当否，事宜下礼部议报。”根据《明世宗实录》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日本贡使来到浙江宁波，诚如《明史·外国三·日本》中所记，是嘉靖二年五月。而争贡仇杀的“宁波之乱”发生之后，报至朝廷，嘉靖皇帝切责当事官员并且下旨礼部议报，当在次月，即黄凤翔在《嘉靖大政类编》中所说的“嘉靖二年六月”，以及《明世宗实录》中所记得嘉靖二年六月甲寅日。
其二，《明史·职官四·市舶提举司》中所谓夏言奏请罢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这一记录也不准确。事实上，夏言奏请罢革浙江、福建两市舶司之后，并没有得到立即的施行。浙江市舶司因朝廷追究“宁波之乱”的行政官员责任，但是市舶司似乎没有被罢革，原来属于提督市舶太监的事务，一度交付镇守太监监管，所谓“浙江、福建事例，归并总镇太监带管”。市舶司提举一职，在嘉靖九年（1530）仍然由刘汶村担任。戴鱀的《戴中丞遗集﹒送市舶刘汶村考成入觐叙》云：明（明州，即宁波）之有市舶，以待倭夷之贡也。海中诸夷多道闽广，而倭夷独道浙舶。明自永乐间专官置司，以提举之阶下郡大夫一等，所以宣上德威柔来卉服而熙辑海宇，其任可谓重矣。厥后增遣中官莅之，因复参预海防诸事，衔命怙势，供亿轥輮，吾明之民，无所释肩。……嘉靖初年倭夷之使先后至者，相戕于境上，自明及越，若渉虚邑，溃流末熖，濡毁于民。圣天子赫然震怒，执夷使戮叛人、黜罚执事者，慎择主客之臣。而安福汶村刘君以才谞擢副舶事。比岁议者尝虞海夷之复至也，贰顺之莫逆知也，岌然若有朝夕之忧。君相咨厥寀洎郡大夫，先事周防，发机中括，民恃无恐。乃九年庚寅，朝廷至简中台重臣廵视海上，其年又以言者召还中官。……今年春，会君将以考成上于天曹。……君之为市舶也，民犹有所恃也，其遂进而司牧焉。则夫所以厚辑者尚有既哉？一舶事固不足以烦君……”；从戴鱀的记述中可知，提督浙江市舶司太监，是在嘉靖九年（1530）撤回的，而市舶司衙门，则又稍后一些时间，刘汶村在这期间担任市舶副提举，可能因为市舶司罢革之故，他从市舶司副提举之职，转任当地地方官员，“遂进而司牧焉”。
相反的，《明史﹒职官四﹒市舶提举司》中所谓“惟存广东市舶司”，却也只保留了数年之久，也是在嘉靖十年（1531）前后由于广东布政使林富的奏请，罢免市舶司和提督市舶太监，原来属于市舶司衙门的事务，划归海道衙门兼管。这一点，本文在第一节中已有论及。
至于福建市舶司，在嘉靖年间一直存在，没有罢革。根据周用《周恭肃公集﹒乞悯恤遇害方面官员疏》所记，嘉靖九年间，福建市舶司提督太监的事权，与上引林富的奏疏中所言一致，由镇守太监监管，“嘉靖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臣节据福建都布按三司各呈为反狱事。该廵按福建监察御史施山、镇守福建地方兼管市舶司事内官监左少监师章会案行，……”当然，这种状况也同浙江一样，不久随着镇守太监的召回而不复存在。惟有市舶司衙门，则保留到万历年间。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记载嘉靖元年至嘉靖三十四年（1555）间历任福建市舶司提举的名单，先后有：刘廷臣、陈九韶、徐廷杰、何公溥、陆时雍、江汝璧、杨育秀、陈瑷、鲍冕、杨琏、高岐。申时行《大明会典》记载：“福建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旧有市舶提举司，万历八年裁革。”福建的海舶管理及其征税，自从隆庆年间巡抚涂泽民奏请“准贩东西洋”之后，督饷馆设置于漳州府的月港地方，位于福州的市舶司衙门，越发清闲，少有事做，朝廷于万历八年（1580）予以裁革，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由此可见，《明史﹒职官四﹒市舶提举司》中关于夏言在嘉靖元年（1522）奏请罢革浙江、福建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的记载，均是错误的，有必要予以辨误指正。
【注】文章原载于《东南学术》2019年第2期。
閱讀更多 邊疆時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