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通過自己不懈的努力、好學再加上過人的天賦，到他30歲的時候，他終於可以自豪地說“三十而立”了。
“三十而立”的標誌性事件，就是參與會見到訪的近鄰大國的齊國國君齊景公及其名臣晏嬰。
一個人，是否立起來，要看兩個指標。
第一個指標：自己心中是否有主見。
第二個指標：別人眼中是否有自己。
首先是一個人要有主見，然後，要能自信地表達出來，這樣才能讓別人對你另眼相看。我們常說“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就是用“三日”的時間，充實自己，然後展現出來，讓別人眼中有自己。如果這“三日”你毫無長進，別人就只能是老眼光看你了。你自己要先刮垢磨光，別人才會對你刮目相看。
所以，首先你要自己行。但光是你自己“行”還不行，還要人家說你“行”才行，也就是說要別人認可你。而且普通人說你“行”還不行，要很行的人說你“行”才行。自己行，是英雄；很行的人說你行，是給你用武之地。多少“很行”的人，就是沒有行的人說他行，就終身埋沒，還被俗人認為“不行”。
對於孔子而言，我們都知道，他自己是行的。但是還要很行的人說他行才行。
30歲時，超級大國齊國的國君齊景公和總理晏子來訪，孔子已經可以列席參與並發表談話了。也就是說，魯昭公和三桓一致認為他行了。
於是，孔子“立”必須具備的兩個指標都有了。
我們記得，27歲時，小小郯國國君來訪，孔子還不能參與接見。這說明，那時孔子雖行，但魯國君臣不說他行，所以，那時的孔子還不是真正的行，還不能叫“立”起來。所以，孔子說自己是三十而立，二十七都不行。
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闢，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闢，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縲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世家》）
百里奚原為虞國大夫，秦穆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晉獻公借道伐虢，滅了虞國和虢國，俘虜了虞君和他的大夫百里奚。晉獻公的姐姐出嫁秦穆公時，百里奚作為陪嫁的臣妾家奴之一被送到秦國。百里奚逃離秦國被楚國人抓住了。穆公聽說百里有才能，本想用重金贖買他，但又擔心這樣做反而提醒了楚國，此人是個人才，楚國反而不給了，於是他就派人對楚王說：“我家的陪嫁奴隸百里奚逃到這裡，請允許我用五張黑色公羊皮贖回他。”楚國答應了這筆交易，交出百里奚。此時，百里奚已經七十多歲了。穆公向他討教國家大事。百里說：“我是亡國之臣，哪裡值得您來詢問？”穆公說：“虞國國君不任用您，所以亡國了。這不是您的罪過。”穆公堅持詢問，與百里談了三天。穆公非常高興，委任其為上大夫，把國家政事交給了他。因為百里是穆公僅用了五張黑色公羊皮收買回來的，故號稱“五羖大夫”（《史記·秦本紀》）。
齊景公對身處西方邊蠻之地的秦國在秦穆公時代強大起來很疑惑，於是，他就此請教歷史學家孔子。孔子告訴他，像秦穆公這樣思賢若渴，又能不拘一格提拔人才，還能毫無戒備地重用人才，就是稱王也是可能的，現在僅僅能夠稱霸，還是小的。
這樣的回答固然符合歷史事實，其實，也未嘗不暗含著孔子自己的政治訴求：30歲的他，雖然出身低賤，但才能優異，志向遠大，也應該有一個承擔大任的機會。
齊景公來訪，孔子參與接見，並且侃侃而談，言之成理，言之有物，言之有據，可見他的自信，可見他的自立。
那麼，孔子三十而立之時，做成了什麼樣的事業呢？
他創辦了“私學”，並藉此實現了經濟上的“立”和事業上的“立”。
通過自學和多方求教，孔子在傳統儒業“六藝”上已經有了很高的造詣，已經成為一個專家；並且，對於“六藝”，他還有了自己的獨特見解和獨立思想，他完全可以開班授徒，培養社會需要的人才。
於是，在30歲之前，孔子就退出仕途，不再擔任季氏的委吏、乘田，而創辦了私學。
本來他在季氏家做家臣，後來甚至可以參加國家大典，擔任助祭，是很有地位了。但是，既然他“志於學”，那麼，隨著學問的一天天精進，他必須全力以赴。後來子夏說：“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如果學習需要更多的精力投入，與做官相矛盾，那孔子就毫不猶豫地棄官不做。
但是，棄官不做，專做學問，會出現諸多問題，比如經濟問題、社會角色問題，等等。而創辦私學，不但可以專心學問，而且教學相長，還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首先，創辦私學，解決了自己的經濟問題。
孔子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自己主動送來十條幹肉作為薄禮——也就是後來的學費，孔子就給予相應的教誨（《論語·述而》）。
需要說明的是，孔子的“學費”與我們今天的學費，內涵並不完全一致，首先，孔子的“學費”並不是統一標準，貧寒的學生有些心意即可，這叫贄禮。至於貴族子弟，以及像子貢這樣的富有之人，他們給孔子的，就是贊助費了。
其次，他找到了自己獨特的人生道路。通過這條道路，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介入政治、干預社會、推行主張、宣傳思想、實現理想。也就是說，他找到了自我實現的最好途徑，職業和事業實現了最好的結合。
再次，他由此還可以保持人格的獨立和精神的自由，不再受制於人。從季氏那裡辭職，創辦私學，不僅自己獲得了自由，還培養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批獨立知識分子。獨立知識分子的出現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事件，表明這個社會有了道義的擔當者。
那麼，孔子的私學和傳統的官學，有什麼不同呢？
首先當然是培養目標不同了，價值承擔者出現了。
官學是由周天子或各國諸侯辦的學校，主要是教育貴族子弟，其培養目標很簡單，就是培養統治階級的接班人。
孔子的培養目標，當然也可以走上政壇，主持內政外交，成為社會管理者，但同時，他也把這些人培養成價值承擔者、文化傳承者、理想的踐行者。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
知識分子、讀書人，一定要心胸開闊而又意志堅定。為什麼要這樣呢？因為讀書人任重而道遠，他承擔著最重的擔子，而且要走最遠的路。什麼擔子這麼重呢？就是“仁”，把“仁”挑在肩上，“仁”就是這個價值！
我們人生裡面都有很多具體的擔子：一個人要養家餬口，這是個擔子；在單位裡面要好好工作，負責某一方面的工作，這也是個擔子；但是還有些抽象的道德的擔子、價值的擔子，我們有沒有心胸和勇氣把它承擔起來呢？以前人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直到孔子以及他的弟子們才意識到，讀書人、知識分子，他的天然使命就是承擔價值，並且，死而後已。
其次，教育的內容不一樣了，士的面貌改變了。
官學教的是“禮、樂、射、御、書、數”的“小六藝”，即便教授傳統經典，比如《詩經》，也側重其中禮樂祭祀方面的實用內容。
而孔子教的，並不排除小六藝，只是除此之外，更重視“《詩》、《書》、《易》、《禮》、《樂》、《春秋》”的“大六藝”。
“小六藝”和“大六藝”的區別前面說過。
“小六藝”是“小學”，是培訓專門技術、培養專業人才的，培養的是工具，用孔子的話說，就是培養“器”。
而“大六藝”是“大學”，是培養價值判斷力、培養人格的，它不把人當工具培養，而是把人當人培養，用孔子的話說，就是把人培養成立身於“道”並能靈活運用“道”的人。
比如，傳統的《詩》學，側重於與禮儀活動有關的祭詩和頌詩，而孔子則講到了興觀群怨，等等。“小六藝”中的“書”，為文字課，是指我們現在中學裡面所說的聽說讀寫，也就是基本技能和知識課；而孔子則將其轉變為歷史文獻課，成了加上書名號的《書》，也就是《尚書》。當時的《尚書》尚無統一定本，僅以時代分編而散存於世，如《夏書》、《商書》、《周書》等，孔子把它當成歷史學、政治學、倫理學來教授學生。禮樂是傳統六藝課程，但孔子不再是要求一種簡單的記誦，而是帶有明顯的研究性質，並挖掘其深刻內涵，找到其對應於社會理想和人格理想的抽象價值。
所以，孔子之學，乃是在“小六藝”之中，找尋其道德意義、明瞭其淵源流變、發揚其道義精神，從而達到“大六藝”的境界，並由此建立人生的道德價值基礎。
我們特別來看看《詩》。
孔子說讀《詩》可以使人“興觀群怨”。這就是此前官學不可能達到的認識。
何謂“興觀群怨”？
“興”，就是把人培養成有情懷的人，有熱情有性情的人，有溫度的人，有愛能恨的人。
“觀”，就是把人培養成有觀察力、洞察力、判斷力的人。
“群”，就是把人培養成有群體意識、有公共意識的人，能維護公共福祉而不是專注個人一己之私。
“怨”，就是把人培養成能夠表達個人意見和情感，在融入集體的同時又能保持一己獨立的人。
簡單地說——
“興”，就是熱愛社會。
“觀”，就是了解社會。
“群”，就是融入社會。
“怨”，就是批判社會。
這樣的人，當然就能事君事父，就是一個對家國有用的人，就是一個完全的大人。
再次，教育的對象不同了，百家爭鳴起來了。
官學的生源，當然都是貴族子弟，而孔子顯然想把教育推廣到下層。所以，在他的私學裡，是“有教無類”。
孔子打破了貴族對文化教育的壟斷，大批新興的地主、商人、平民子弟進入私學。《荀子·法行》篇曾記載一個叫南郭惠子的人對孔子門下學員“魚龍混雜”的疑惑：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
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是以雜也。”
南郭惠子認為孔門生徒“雜”，顯然是以傳統教育的“純”來作對比的。而“雜”正是私學的特點。孔子門徒中，有窮居陋巷的顏淵，“衣敝衣以耕”的曾參（曾子是和父親親自下地鋤地的），居“上漏下溼”、“不堵之室”的原憲，還有“卞之野人”子路。
《呂氏春秋·尊師》中記載：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
子張被孟子稱為“得聖人之一體”，“鄙家”即鄙俗小人；甚至像顏涿聚這樣的大盜孔子也收。
《論語》裡有這樣一條記載：互鄉這個地方的人比較愚昧和蠻橫，很難與他們講道理，但有一個童子卻受到孔子的接見。弟子們都疑惑不解。孔子說：“我們要讚許他的進步，不鼓勵他的後退。何必做得太過分？人家清潔自己以求進步，就要讚許他的清潔，而不要老盯著他以往的行為。”（《論語·述而》）
肯定並鼓勵人現在的進步，不糾纏人過去的錯誤，這也是“有教無類”的一種。
當然，還有大款子貢。貴族子弟比如孟懿子及其弟弟南宮敬叔也來了。
我們說這個“雜”好不好？可以說，雜了才好，雜了才會有不同的立場！看問題，尤其是社會問題，貧寒之人和富有之人一定不一樣；低賤之人和貴族子弟也一定不一樣。所以我們看看，孔子以後，一直到戰國，中國出現了所謂的“百家爭鳴”，那麼這個局面是誰開創的呢？正是孔子。孔子用什麼開創了“百家爭鳴”呢？用私學，就是因為私學的生源雜。我們可以想一想，假如像官學一樣，所有的弟子、所有的學生出身都一樣，社會身份都一樣，經濟狀況都一樣，會怎麼樣？很顯然，他們的利益訴求就會一樣，如此一來他們還會有觀點的不同嗎？當然就不會了。所以，孔子私學裡面，正是因為大家出身不同，所以會導致立場不同，立場不同所以會導致利益訴求不同，於是他們都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場上，表達自己不同的利益訴求，這就形成了“百家爭鳴”。所以，孔子是開創“百家爭鳴”時代的人。
最後，教學方法不同了，獨立思考的人出現了。
宋代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學經驗時，提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這就是“因材施教”這個詞的來源。
有一天，子路問老師：“聽到了道理就馬上行動起來嗎？”
孔子說：“有父兄在，如何能不請示父兄就馬上行動呢？”
過了幾天，冉求問老師：“聽到了道理就馬上行動起來嗎？”
孔子說：“當然，聽到了就應該馬上行動，為什麼猶豫呢？”
恰好這兩次公西華都在場，他就不明白了，就問孔子說：“老師，仲由問‘聽到了就馬上行動嗎’，您說‘有父兄在’；冉求問‘聽到了就馬上行動嗎’，您卻說‘聽到了就該馬上行動’。兩人問的問題一樣，您的回答卻不一樣，我很迷惑，斗膽問問為什麼。”
孔子說：“冉求做事常過分猶豫而畏縮不前，所以要鼓勵他；仲由勇氣逼人而行動莽撞，所以要抑制他。”（《論語·先進》）
這是最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
這裡的“材”，不僅是指天賦的智力，還指天賦的性格、氣質。孔子能根據弟子不同的天賦，勇者抑之使之謙和，怯者激之使之勇敢，顯示出一個大教育家的風範。
而且，孔子還提倡啟發式教育。因為孔子要求的不是學生死記硬背一些現成的知識，抱殘守缺；他要求的是學生的獨立思考，以及獨立思考的能力，這樣的教育，就不僅要教學生知識，更重要的是教學生自己獲取知識的能力、領悟大道的能力。所以，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述而》）
不到他苦思冥想而仍領會不了的時候，不去開導他；不到他內心想有所表達而又不會表述的時候，不去啟發他。就像一張桌子，我告訴他一個角，他不能因此推知另外三個角，便不去教他了。
孔子一方面說“誨人不倦”，一方面卻又動輒就不教了。為什麼？教育要教會人思考、教給人思考的習慣以及讓人勤于思考，有些苦口婆心的老師特別盡職盡責，卻養成了學生的依賴和懶惰。而孔子恰恰相反，學生不思考，他就不教了。孔子不教學生，實際上就是要求學生學會自己去獲知。
其實，在孔子時代，還有另外一些私學也辦得紅紅火火，如火如荼。那麼，為什麼對後世有影響的就只有孔子的私學呢？
我們來看看孔子的私學和當時其他人的私學有何不同。
我們現在說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創辦私學的人，其實這話不夠準確，因為至少在他同時，也有人在辦私學了，只不過，沒辦好，還丟了命。
鄧析在鄭國辦了一所法律培訓學校，做律師速成班。他自己就是一個名聲赫赫、對法律問題很有研究並出版過法律學著作的律師。
我們都知道，辦學越是教技術、教專業，來求學的人就越多，因為學了馬上就能用，這跟現在一樣。所以鄧析的學校辦得很紅火。鄧析自己常常幫別人打官司，他的律師費收得也有意思，大的案件，收一件上衣，小的案件，收一條褲子，或者一件短襖。孔子收吃的，他收穿的，這倆收學費還收得不大一樣。結果是老百姓帶著衣服到他這兒交學費，請他教大家怎麼去打官司。這樣的人不可勝數。
但是，鄧析這個學校辦到最後就辦出問題了。什麼問題呢？“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他不講原則，不講法律精神。他把學生教得不正派了，他教學生打官司的技巧，卻不是教學生對法律的尊重以及法律的精神。所以史書上說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什麼叫“兩可之說”呢？就是他想說這個人有罪他也有辦法，他想說這個人無罪他也有辦法，他是訟棍，而且他把學生也教成玩弄法律的訟棍了。
《呂氏春秋·離謂》中記載：
（鄧析）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民之獻衣襦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
《列子·力命》和現本《鄧析子》中都說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
實際上，這就是教人詐。
關於“兩可之說”，我們舉一個例子。
《呂氏春秋》上記載了這麼一件事：
一個富人掉到水裡淹死了，然後被一個人給撈上來了。撈屍的人一看是個有錢的主，要的報酬特別多，想趁機敲詐他一把。這個富人的家人覺得要價太高了，就不服氣，怎麼辦呢？找鄧析。鄧析說：“他撈上來的這個屍體，除了賣給你他又不能賣給別人，你彆著急，你等著。”
富家一聽，有道理。那好吧，他就不著急，沉住氣在家等。
這個撈屍人一看這家人怎麼不要屍體了，著急啊，他也來找鄧析，鄧析卻說：“這個屍體他到別的地方買不到，你也彆著急，你等著。”（《呂氏春秋·離謂》）
這就叫“兩可之說”。可是這哪裡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呢？他給別人出的都是餿主意。他這種辦法，最後教出來的，一定是刁民。
這樣沒有原則、只有權術，玩弄聰明、操縱他人，結果，就是自己玩死了自己。
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喧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呂氏春秋·離謂》）
只要鄧析願意，有罪也能弄個無罪釋放，無罪他也能讓人把牢底坐穿。結果，就是鄧析自己觸犯法律，觸怒鄭國執政，被殺了。不過，殺他的不是《呂氏春秋》所說的子產，子產那時早已死了，殺他的是繼子產、子大叔而任鄭國執政的姬駟歂（《左傳·定公九年》）。
這一年，是魯定公九年，孔子51歲，開始出任中都宰。孔子辦了二十多年學，最後出來從政了；鄧析也辦了多年學，最後送命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區別呢？
一個成人之美，一個成人之惡。
成人之美就是幫別人做好事，成人之惡則是幫別人做壞事（《論語·顏淵》）。鄧析辦學，變成幫別人做壞事了。孔子還有一句話，叫“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論語·雍也》）。一個人的生存，依賴於他的正直，可是有那麼多不正直的人為什麼也活著呢？那是他很僥倖地避免了災禍。
正直而合乎正道，是生門；邪曲而走上邪道，是死門。在生門中生，是常態；在死門中不死，是僥倖。
所以做人要正派。當老師尤其如此，當老師一定要教人走正道，一定要教人做正派人，這是一個底線。孔子還說：“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往上走，小人往下走。那麼作為老師，也要教人“上達”而不能教人“下達”。拿孔子的私學和鄧析的私學做個比較的話，那就是孔子教人往上走，鄧析教人往下走。所以鄧析被殺了，鄧析的學校也煙消雲散，那麼鄧析培養出什麼學生來了嗎？無從知曉。孔子一生做出了偉大的事業，被稱為中華民族的聖人，孔子的學生怎麼樣呢？可謂一代又一代大師輩出，這就是走正道和走邪道的不同。孔子學生很雜，什麼人都有，裡面還有兩個貴族子弟，這兩個人很特殊，他們是魯國最有名的三大家族之一孟孫氏家族的兩個同胞兄弟。孟孫氏大家族的這兩個同胞兄弟是怎麼到孔子這兒來學習的，他們在孔子這個地方的學習對孔子又產生了哪些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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