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際遠忠貞，冤肩風波亭
宋朝至少在開初是不殺大臣的，即使是被皇帝恨得咬牙的蘇東坡也最多是放逐放逐再放逐，趕去那海南島了事。終宋一朝被殺的一品大員除後面的韓侂冑被逼殺外，只有兩人被殺，一是嶽王爺，他的罪名是“莫須有”；另一位是張邦昌，他的罪名是睡了皇帝的女人。
作為名列《宋史 叛臣傳》第一號人物，這張邦昌的罪名實在是有些搞笑，按說他是偽楚皇帝，要說治罪，怎麼說也應該是以叛國罪論處，何以用這不著調的“私通宋帝妃嬪，語斥乘輿”罪名來刑之以懲，這趙構其中必有不為人言的苦衷吧。
這罪名的來由也有些說不清楚，正史野史都語焉不詳。大致是張邦昌當了這偽皇帝后，金人北撤前可能給他留了些前宋後宮諸嬪，這兄弟也許是喝大了，弄了些動靜出來，所以就授人以柄了。
還有一說是宋徽宗曾將一個叫李春燕的嬪妃，以及十餘名女眷賜給張邦昌，皇家嬪妃轉賜臣子在宋時也是有先例的，張邦昌還將這李夫人立為偽後。按說這應該算是張邦昌的家人了，但在張邦昌歸宋後，這趙構卻不認這個帳了，將這些女人統統鎖進深宮，而這張邦昌同這李春燕卻舊情難斷，這又被趙構抓住了把柄，勾引小媽，這還了得，於是這張邦昌便大禍臨頭了。對此，《宋史》中僅得"詔數邦昌罪"五字；而《金史》裡定性此事為：“康王已即位，罪以隱事殺之”。看來,在給張邦昌定罪上，還真是有難言之隱。
張邦昌，字子能，河北阜城人，北宋末年宰相，主和派代表人物。曾與康王趙構作為人質前往金國，請求割地賠款以議和。靖康之難後，被金國強立為偽楚皇帝，歷時一月。金撤兵後，遜位還政趙構，但迫於時輿壓力，趙構終將其賜死。
罪名其實誰都明白，不就是當了那幾十天的偽皇帝嘛，何必要弄得這麼遮遮掩掩，扭扭捏捏的。張邦昌是被逼當的皇帝，是在如果不當金人就要屠城的威逼下，為保護民眾而為之，其中有太多不得已的因素，這點誰都清楚。
張邦昌作為前兩朝的太宰，一貫傾向於主和，並同這趙構一起赴金營議和，東京陷落後，金人由於擴張太速，又系主力深入宋境，按其當時實力，並無全部直接滅掉大宋的把握，除東京外，周邊城池都掌握在宋軍手中，久呆危矣。所以，只能選擇立傀儡代而為之的策略，於是，他們看中了張邦昌。
聽說要當皇帝，這張邦昌頓時被嚇尿了，想以自殺的形式，堅決不當這要遭萬人唾罵的兒皇帝。但金軍劫持百官，並威嚇如不當就要屠城。有人勸他：“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耶？”就是說，金軍攻城的時候你不壯烈殉國，現在不當這皇帝，是想讓全城百姓都被屠殺嗎？
憑心而論，張邦昌即非遇難就能自殺殉難的貞婦烈士，也不是願意與敵人“合作”的漢奸走狗，在國土淪陷，生靈塗炭之時，如他這樣的人是很多的。我們不能要求他們都如文天祥，史可法一樣的死節殉國，更不能因他們的節操不夠而不恥，因為他們畢竟是忠誠意識未泯的一個絕大多數群體。
儘管張邦昌萬般地不願，但還是在金人的屠刀下即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但他卻很是低調，因為他從來就沒有把自己當作皇帝。
皇帝都是“南面而坐”，“邦昌但東面拱立”；皇帝自稱“朕”、發“詔書”，張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皇帝在正殿辦公，張邦昌避而不去；不接受群臣山呼萬歲；不許稱自己為“陛下”，他只許別人稱他“相公”；皇帝必有年號，他不立；他不用天子禮儀，大內宮門都貼上“臣張邦昌謹封”的封條；給臣子封官時，前面還一律要加上“權”……如此種種，並非裝模作樣，軟弱無奈中透露著委曲求全。
二帝北遷，“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南薰門，眾慟哭，有僕絕者”。及金兵退去，即派蔣師愈齎書於康王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後又派人將大宋的國璽送與趙構，並請元祐皇后暫時垂簾聽政，而自己則以太宰的身份退居資善堂。
而後，張邦昌又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河南商丘，既而邦昌亦至，見到惶惶如喪家之犬的趙構，伏地慟哭請死，這趙構當時是甚為感動，史載“王撫慰之”。加張邦昌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
張邦昌對趙構的上位是有擁立之功的，趙構當時也明確表示對其“罪行”予以寬恕。但最後張邦昌還是被賜死了，他的死看似死於趙構，其實是死於李綱。
作為堅決的愛國將領，抗金派領袖李綱從來同這主和派的張邦昌是極不對付，他在被任命為右丞相後，立即上書要求趙構殺張邦昌以作亂臣賊子之戒，然而，面對於自己有恩的張邦昌，這趙構實在是下不了手，批覆道：“邦昌僣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貸”。為安撫李綱，只將張邦昌貶去長沙。不久，在李綱們的千夫所指之下，張邦昌還是被賜死了。
從張邦昌被殺之後，這鳴冤之聲便開始了，歷朝不斷，南宋時就有史家王稱說，“邦昌之僭，良有脅迫”，但輿論主流卻一直將其定位於賣國，我們現在是不知道這張邦昌答應就位這偽帝，是出於本性的軟弱，還是為保護那汴京一城之民免遭屠殺。但不管怎麼說，張邦昌並不是個為虎作倀、有意出賣國家利益的叛臣，這個是事實吧。
張邦昌自是無法同李綱相比，忠貞剛烈的李綱如遇此事，寧可自刎也斷不為，當然，即使他在場金人也不會來找他；之所以找到這悲催的張邦昌，一是他主和，再有可能也看出他性格的懦弱，張邦昌從一開始就知道這後果的嚴重性，在不得已而為之後，他知錯而改的行為卻沒有得到寬宥理解，在大臣們一片譴責中丟掉了性命。
張邦昌從自當上“皇帝”的第一天起，就在為推翻自己的統治，實現前朝的復辟而做著種種不懈的努力。所以我說，張邦昌也就是個平常人，一個有良心，稍顯孱弱的大宋忠臣。張邦昌絕非漢奸，在時人“遼來投遼，金來投金“的大環境下，他選擇了保持自己的民族氣節，讓位給趙構，整合了漢族當時為數不多的資源，並擁立趙構為帝，避免了宋一次長期分裂。如果他象史可法一樣，帶領汴京人民來一個同金人死磕，如揚州城那般幾十萬人頭落地，然後自己名列史書之忠烈傳；這是對人民有利還是對國家有益呢？
以李綱這些忠烈英雄來看，與其投降不如全城被屠，身在臨安的史官記曰：故都百姓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真乃大宋忠烈子民。這樣才符合道德之標準，無怪乎後世對崖山那十數萬滔海之人讚美有加，而對如張邦昌這樣，寧陷自己於不忠，卻能救民於水火之人，斥之為賣國賊。
我覺得還是歷史學家顧誠先生說得好：“死而有益於國事，則死之可也；死而無益於天下，奈何輕棄之？何若存此一命，以圖來日？似方孝孺、劉宗周等輩，非殉國也，特殉名耳。”
張邦昌其人，有救國之心無御虜之能，心懷救民的慈悲但卻沒有救國的忠烈，被逼即位其實是一種妥協和懦弱，只是這種懦弱本身並不無恥。他為國家，為大宋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努力了，盡力了，但，還是被殺。所以，張邦昌之冤，冤比岳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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