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也不是什么“人道主义者”?

襄公这才成为国君。


事见《左传·僖公八年》。


此刻,做了俘虏的宋襄公便托国于子鱼。襄公说:哥呀,快回去镇守国家吧!这个国家,就是哥哥你的。寡人是因为不听忠言,才落得这个下场啊!


子鱼则说:君上就是不讲,国家也是臣的。于是立即回国加强战备。宋国国人也同心同德,准备迎接楚人的进攻。楚人传话给宋人:不妥协,就杀了你们的国君。宋人则说:抱歉!承蒙列祖列宗保佑,我们有国君了。楚人要挟不成,只好放了襄公。襄公自由后,就跑到卫国,准备在那里度过余生。子鱼说,这个国家,臣是为君上镇守的,君上为什么不回来呢?便把襄公接回国来。


这个感人的故事,记载在《公羊传》,司马迁的《史记》没有采信,因此是否可靠不得而知。而且回国以后的宋襄公,也并没有接受教训,第二年又自不量力地去讨伐楚的同盟郑国,并与楚军战于泓水,受伤而死。


《公羊传》的故事如果可靠,那么襄公和子鱼,就堪称当时最好的君臣和兄弟。至少,是之一。


这很重要。因为在周代,甚至在整个中国古代,君臣都是最重要的关系,君臣之义也是最大的义。在春秋时期,它甚至是不分国别的。因此即便在战争中,外邦的臣子见了敌方的君主,也得恪守臣礼,让他三分。比如在鄢陵之战中,晋国的下军统帅韩厥和新军副帅卻至,都有机会俘虏楚的同盟国国君郑成公,但他们都放弃了,因为不能让一国之君受辱。郑成公的侍卫长则让武艺更高强的驾驶员留在车上护驾,自己冲进敌阵,掩护国君撤退,终于战斗而死。


事见《左传·成公十六年》。


这才是周的战士。对于他们来说,做一个好臣子,是比做一个好战士更重要的事情。或者说,一个好的战士,首先得是好的人臣。当然,一个好的统帅,也首先得是好的人君。不了解这一点,就看不懂周人的风采和风范。

宋襄公也不是什么“人道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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