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汉朝时期在今天黄河上游地区生活过众多的民族，主要有汉、羌和匈奴等，所以该地区在丧葬文化上的体现不仅仅是汉民族的特点，也会体现出其他民族的特点。重点对该地区进行争夺的主要是是汉王朝和匈奴，该地区是两大帝国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碰撞相当激烈的地区之一。匈奴民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匈奴民族发展至帝国时期时，在其控制的辽阔范围内，墓葬形制、葬具和丧葬习俗多有不同之处，但大体上相近。然而在不断地受到匈奴自身的政治和经济以及自然因素的影响下，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和南匈奴的附汉，致使匈奴墓葬又体现出了一种吸取了当地的丧葬习俗与匈奴本民族丧葬习俗相融合的趋势。

匈奴汉化的开端——西汉中后期

五单于争立事件

汉宣帝五凤元年，匈奴内部发生“五单于争立”事件。该事件直接导致匈奴统治阶级内部大乱，相互攻伐之事频繁发生，使匈奴国内人口锐减，帝国处于崩溃的边缘。这种状态持续到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珊采取亲汉派代表左伊秩訾王的意见，归附汉朝，并且在汉朝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情况下，于公元前 36 年结束了匈奴内部的权力斗争，重新统一了匈奴。至此汉匈两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后，不顾匈奴经过五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已经恢复至原先的强悍程度，只是基于新政府对周边民族的新政策，将匈奴单于印章中的“玺”字改为“章”字。《汉书·匈奴传下》载：

“故印文曰：匈奴单于玺，莽更曰：新匈奴单于章。”

此举直接伤害到匈奴乌珠留若鞮与新莽政权之间的感情，加之新莽政权在处理匈奴与乌桓之间的事件不当。使得匈奴单于心生怨恨，将汉王朝多年来耗费巨大财力与匈奴建立起的良好外交关系毁于一旦。加之中原政局不稳，西域诸国都想归附匈奴。东汉初期，匈奴趁中原动荡的局势，不但与逐渐强大的鲜卑势力联合进入中原劫掠，而且还直接与中原地方上的割据势力相联系，意图使中原动荡不安的局面更持久。公元 48 年，右蔜鞬日逐王比在匈奴内部的权力争夺战中失利，便自立为呼韩邪单于，称臣于汉王朝，与蒲奴单于分庭。自此匈奴便分裂为南北二部。

“亲汉时期”匈奴墓葬汉化表现

汉武帝北击匈奴获得实质性的军事胜利后，在黄河上游地区开辟了新的疆土，即河西四郡，打通了连结西域的交通，展开了对匈奴文化上的攻势。移民到新的领土上，与当地的原住民一同生活，加之部分归附汉王朝的匈奴部族被安置在这个区域，使得汉朝的文化从各个角度开始广泛渗透进黄河上游地区。与此同时匈奴的势力开始逐渐走向衰减的时期，五单于争立事件导致匈奴内部发生较强烈的震动。呼韩邪单于为了结束匈奴的内乱，归附汉朝，在汉王朝的支援下，平息了匈奴的内乱。

此时匈奴与汉王朝开始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由于呼韩邪单于的亲汉政策，汉朝文化便更广泛地被匈奴部族所接受，在丧葬文化中体现出了较多的汉族丧葬文化因素。直至公元 48年，匈奴因为内争而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部分被安置在黄河上游地区驻牧，而北匈奴则在南匈奴、汉王朝和鲜卑的夹击下退出漠北，向西迁移。

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墓地的年代在西汉中晚期，墓葬形制包括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偏洞室墓两种。

随葬品具有典型匈奴文化传统，主要有有装饰各种动物纹样的透雕和浮雕带饰，且青铜牌饰的种类远比漠北丰富。透雕铜环、管状饰、刀、铜铃、带扣、五铢钱等铜器。与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出土的陪葬品差别不大，但相对与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匈奴墓葬，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匈奴墓葬则吸收了更多的汉朝丧葬文化因素，陶罐除了具有典型匈奴特征的扁腹型陶罐外，相当一部分陶器具有当地和中原的文化特征。

匈奴民族吸纳的汉族丧葬

黄河上游地区在此时期发现的汉民族墓葬主要有秦安上袁家秦汉墓、永昌水泉子汉墓、灵台沟门西汉墓、武威磨嘴子汉墓、武威旱坡汉墓、永昌乱墩子汉墓。这些汉族墓葬从形制上来看，大多数带有墓道，只有少量墓葬无墓道，竖穴土坑墓的数量减少，并且出现耳室。单室土洞墓在此时期开始成为主流葬式。并与前一个时期的单室土洞墓比较，样式完善了很多，加入了照壁、墓门、甬道等丧葬文化因素。

在葬式方面大多还是单人葬，仰身直肢，但是发现合葬墓。葬具普遍为木质，一般墓中只有一棺，有些墓葬中有一棺一椁，合葬墓中则有两棺或多棺。随葬品方面仍然是生活和农业生产用品居多，体现出农耕文明的特色。随葬器物有陶灶、陶壶、陶灯、陶碗、陶碟、铜车马饰、铜棺饰、玉衣片等。兵器较少种类仅有铜弩机、铁刀和铁剑。有些墓葬中还有体现墓主人文化层次的木印章、毛笔、木简等书写器具。

此段时期匈奴民族在丧葬文化上已经开始慢慢从随葬器物和葬具方面吸收汉民族丧葬文化的因素。汉民族特有的一些陪葬器物在匈奴墓葬中发现的频率愈来越多，当然，如铜镜一类的器物只会在随葬品较丰富的墓葬中出现，这说明匈奴民族的上层阶级对汉文化因素在匈奴境内传播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很多匈奴贵族和富有阶级的匈奴民众对汉文化的传播和汉族手工业器物都持有一种积极接受的态度。匈奴墓葬中出土大量的汉朝货币也从个侧面反映了此种现象。

武威磨嘴子汉墓

汉后期——匈奴墓葬的加速汉化

慢慢走向“衰亡”的匈奴帝国

南北匈奴在此后的三十年间，内战不断，直至公元 87 年，在鲜卑发动的对北匈奴的战争中，北匈奴伏留单于兵败被斩。《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

“章和元年,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取其匈奴皮而还。”

致使北匈奴政权大乱，加之在漠北发生蝗灾，汉王朝也不失时机地应南匈奴单于所请，遣车骑将军窦宪联合南匈奴及羌胡对北匈奴进行了致命的军事打击。迫使一部分北匈奴归降汉王朝。一年后，窦宪遣耿夔进攻迁至阿尔泰山的北匈奴大胜，汉王朝直接收获到漠北无匈奴的胜利果实。北匈奴经过此次劫难后，一部分在北单于的引领下向西迁徙，先进入乌孙，后转至康居，并且继续向西消失于中国的史料记述当中。

东汉后期的匈奴墓葬

北匈奴西迁后，留在漠北的未参与西迁的匈奴部族也开始向东部的鲜卑势力靠近，此时匈奴丧葬文化因受鲜卑文化影响逐渐开始表现出鲜卑丧葬文化因素。西迁的北匈奴在向西的过程中不断地因为地理条件的限制而在葬俗中融入了一些当地的丧葬习俗。

第一种风格是在蒙古国地区发现的匈奴墓葬形制仍然是匈奴民族丧葬的传统形式，即采用竖穴土坑墓的形制来安葬死者，墓葬的地上建筑为圆形的石堆。在葬式方面仍然是单人葬，仰身直肢，头向北，葬具为木棺。墓葬中仍然保持着殉牲习俗，以马、牛和羊的头骨和蹄为主。随葬品以匈奴民族传统的风格相一致，多兵器、陶器，只是在其中还有属于东汉时期汉朝的铜镜和丝织品。

第二种风格则是在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后，在公元 91 年之前北匈奴丧葬习俗并未因政治原因而发生骤然变化，公元 91 年以后北匈奴向西迁徙，开始接触西迁路上不同的文化以后，丧葬文化开始向着新的方向发展。北匈奴在西迁之后，其墓葬较多地表现出了匈奴民族典型的丧葬特征

最后一种风格则是与汉民族丧葬风习相同的匈奴墓葬，如上孙家寨墓地，大多数墓葬的形制是双室砖室墓，墓顶为券顶或穹隆顶，葬具有棺和椁且置于后室，葬式为仰身直肢，家族式多人合葬。随葬品则完全和汉民族墓葬中的随葬器物相同，有陶罐、陶壶、陶鼎、陶豆、陶仓、陶灶及铜镜、五铢钱、漆器、铜印、铁钩等。除了一枚刻有“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八字的匈奴官印外，已经很难区别于当地汉民族墓葬。

直到后期与汉族墓葬“难以区别”的匈奴墓葬

黄河上游地区的匈奴墓葬，多为双室砖室墓，墓葬有地上建筑，出现墓道并且墓葬的方向没有统一性。与同时期的汉族墓葬的形制相比，无论是材料还是修筑的技术方面，大体上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唯一不同的一点就是部分汉族砖室墓葬在建造结构方面更加复杂。

汉族墓葬中的多室砖室墓和大型砖室墓的建造结构显然属于社会上层阶级，而匈奴上层阶级所采用的仍然是较简单的建造结构。匈奴墓葬中流行家族合葬，葬具方面棺椁齐备，与同时期的汉族墓葬相比已无区别。黄河上游地区属于南匈奴的驻牧的中心地带，南匈奴核心部族大致就安置在这里。自匈奴醢落尸逐鞮单于开始对汉朝皇帝称臣以后，归汉的匈奴部族在该地区与汉族错居杂处，逐步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加上前一段时期居住在该区域地的匈奴集团到这一时段已经被汉化的程度相当深。所以南匈奴的贵族和民众开始完全接纳汉文化，大多数南匈奴墓葬已经很难与汉族墓葬区分开来了，但偶尔可见匈奴文化典型陶器以及殉牲现象。

殉牲是北方游牧民族盛行的一种葬俗，匈奴墓葬中普遍流行的殉牲为牛、马、羊等的头和蹄骨，无论在大漠的南边还是北边都无一例外地流行这种习俗。这段时期是对匈奴文化来说属于衰落时期，无论北匈奴还是南匈奴都开始走上了与当地文化相融合的道路。南匈奴墓葬总的趋势是向汉民族丧葬文化形态靠近，其汉化的速度很快，程度很深，随着时间的推移，匈奴文化自身的因素越来越少，直至完全消失，以至于难以将匈奴墓葬和汉族墓葬进行区别。

结语：

匈奴在与汉民族接触的这 426 年内，其民族本身的丧葬习俗呈现出汉化趋势。汉文化的传播是加载在两个民族交流的基础上的，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接受了汉民族的生活习惯，从而体现在丧葬习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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