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谷芳先生在《宛然如真》一書中有以下這樣的表述：
“器樂抽象，美學距離感較遠，引起貼身的感動較難，但器樂也有歌沒有的優勢。陶潛對於歌與器樂的感染力曾有傳世名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他說的是：彈絃樂器的感染力不如吹管、吹管不如人聲。在陶淵明的時代還尚無拉絃樂器，絲就是發出點狀音的彈絃樂。點狀音與人聲距離最遠，所以與人較難直接感通；吹管雖是連音，但多受音孔限制，不好發出人聲般穿越音階的彈性音、滑音——而這類音正是人類不用意義語言表達情趣時的聲調，所以也遠了一些。
但對於美學的排列倒過來也說得通：肉不如竹、竹不如絲。所謂不關己、關己則亂，情感過度貼近，人就喪失了對事物關照的能力，也就無法自當下的意境擴充超越。藝術就少了意境。意境是生命的擴充和超越…”
林先生這本說是在談國樂；但藝本無界——放到西方音樂世界裡，這樣的思考似乎同樣邏輯通順。有人會覺得音樂加上歌詞，好似觀影時旁邊有個討厭的“劇透”喋喋不休；更或者一篇美文被評論家們滔滔不絕地批眉旁註，實屬畫蛇添足。
但不論東西，都不能否認歌在共情領域具有天然優勢，這篇我們講德國近現代作曲家理查·施特勞斯《最後四首歌》中的最後那首《落日》。庫特·馬祖爾（Kurt Masur 1927~2015）曾指揮萊比錫布商大廈管弦樂團攜傑西·諾曼（Jessye Norman）演繹過理查·施特勞斯的《最後四首歌》，其中最後的《落日》唱出了一片李商隱五言絕句《樂遊原》的意境：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尤其是最後兩句，在樂曲中聽到了夕陽燦燦，暮色籠罩的草原，以及告別白晝、告別過去人生的蒼涼與寧靜。而傑西·諾曼的演唱讓人聽到了“日落”。
我們在《作曲家·進階篇》中介紹理查·施特勞斯，稱他是“德國浪漫主義最後的告別”。二戰期間，理查·施特勞斯並沒有離開德國，他的兒媳婦是猶太人，自己一封對當局不滿的信也落入政府手中。但希特勒政府並沒有難為他，或許是因為他譽滿全球、德高望重。希特勒想啟用此人來為自己的“千秋功業”樹碑立傳，甚至一度任命他為德國國家音樂委員會主席。但施特勞斯不滿政治干預音樂創作，也無心與納粹沆瀣一氣，只當了兩年主席就主動辭職了。
二戰之後，施特勞斯舉家移居瑞士小鎮卡密許（Garmisch），當時他已81歲高齡。回顧漫長輝煌的一生，感慨良多。在最後的歲月裡，他基本上沒有什麼新作問世，只是出版及公演自己創作晚期的作品。動筆《最後四首歌》是自己兒子弗蘭克的主意，他建議父親再創作一部“重要作品留給人間”。某日，當施特勞斯讀到德國詩人艾興多爾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1788~1857）的詩《日落》時，眼前出現了自己與夫人晚年情景，便在那首《日落》下面寫下了自己早年著名的交響詩《死亡與淨化》主旋律，後來發展成《最後四首歌》中的《日落》。這是1948年6月的事，幾周之後施特勞斯又根據另一位德國詩人赫曼·赫斯（Hermann Hesse）的三首短詩，譜寫了《最後四首歌》的其餘三首；但他執意把《日落》安排在最後一首。
《最後四首歌》主題一致，是施特勞斯安寧的晚年生活、平靜的內心世界、超脫的思想境界和自己隨時迎接死亡的平寧。一年之後，理查·施特勞斯在自己瑞士公寓裡平靜地辭世，享年85歲；而《日落》真成了他的“天鵝之歌”。
這裡我們嘗試將《日落》的英文版翻譯成中文
我們手挽手散步
穿越悲歡
我們用漫步為歇
置身寧靜田野
我們周圍是切斜的山谷
天空已泛起金色的邊沿
兩隻雲雀鑽入長天
鑽入夢鄉朦朧的夜
走的再近些，讓它們振翅飛旋
很快便是該合上睡眼
在孤寂中
方向還能分辨？
喔！廣闊、寧靜的和平啊，
在落日中顯得那麼深沉無限，
我們已經走的如此疲倦
難道，這就是終點？
《落日》的配樂與詩詞同樣充滿憂鬱、惆悵，卻又心平氣和。開始由管絃樂合奏主旋律，背後是淒涼的圓號在嗚咽，好像夕陽殘血，天空昏黃、狂野無垠、暮色蒼茫。在混蒙的意境中，傑西·諾曼圓潤柔和的女高音不知不覺加入其中，在回憶漫長的人生悲歡離合，而在一天開始倒計時，人也已走近終點。雖然孤獨寥落、疲憊不堪，但所幸還相互依攙、相依為命。
忽然在蒼茫的暮色中傳來長笛婉轉的樂音，這是兩隻雲雀被蹣跚的腳步驚起，竄入雲霄的啼鳴。在越來越濃密的暮色中，雲雀歌聲是劃破寂寥的一絲光，它們也會成為永恆黑暗的指路人。終於歌聲、樂曲旋律合二為一，好像黑色的帳幕將兩位老人包裹起來，他們的疲倦終於能得到安息之所。歌聲和樂聲猶如松濤——陣陣起伏，最終隱沒在無盡的夜中，只有雲雀在高空嗚鳴，這是兩顆昇天的靈魂……
死亡是人類永恆的主題。李白留下這樣的詩句，“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這是一種豁達。面對死亡，無論你選擇轟轟烈烈，還是默默無聞，旁人都沒有資格指指點點。理查·施特勞斯選擇了平靜，因為對於這樣一個人來說，死亡不是敵人，永恆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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