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5日上午，《財政科學》2020年第1期專題沙龍“面對疫情，財政政策如何更加積極有為 ”視頻會議順利舉行，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劉尚希院長在會上作主題發言。本文根據劉尚希院長髮言整理。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 劉尚希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們國家的治理體系、財政體系和財政制度等方面的調整和優化提出了新的挑戰。面對當前疫情影響，積極的財政政策怎麼發力，需要我們跳出傳統的思維，全面分析經濟社會各領域公共風險，從穩定市場預期和增強社會信心的角度，讓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
以應對全球公共風險的視角看疫情防控
在疫情影響下，傳統的思維看到了需求不足，所以就要刺激需求。刺激需求一個是財政手段，另一個是貨幣手段。現在輿論更多的是要求財政手段加力，擴大基建，加大減稅降費力度，來應對當前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衝擊。這個問題從經濟學來看，是需求問題和供給問題，但換一個角度來觀察實際上是一個公共風險問題。在既定條件下的需求和供給都是相對確定性的問題，有一套成熟的應對方式和相對確定的研究路徑；而公共風險問題，則在社會科學中還是一個新問題，公共風險的一個基本屬性是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且時刻都在演變，難以預測。
現在受疫情影響的已經不僅僅是中國，而且是全球。中國的經濟以及老百姓的生活實際上已經深深地嵌入到全球化過程中了。在這種情況下，疫情風險如果在全球蔓延開來，對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會產生比較大的影響，這種回波效應對中國產生的影響也會進一步衍生到經濟、社會各個層面。在這種情況下，恐怕就不能再侷限於國內來考慮問題了，要從更加全面的全球公共風險的角度來應對。
應對疫情，提振市場信心是關鍵
財政政策積極有為，從經濟來說，是不是說我們現在大上基建項目就能拉動經濟增長？我認為在疫情條件下，實際上是很難做到的。基建項目需要人和材料，現在很多地區和企業復工復產都遇到了困難，企業維持生產都存在困難的情況下，大上基建項目何以實現？很顯然，用傳統的擴張需求的思路來應對當前的疫情是不合適的。
那麼疫情過後是不是可以採取這種措施來彌補我們受疫情影響的損失？我認為這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因為依靠政府基建投資的辦法，主要是政府配置資源。如果市場的積極性沒有調動起來，市場的預期沒有改善，只靠政府來唱獨角戲，政府投資乘數將會很低，起不到四兩撥千斤的槓桿作用。除非政府的投資和減稅降費等政策能夠改變市場預期和企業的運行方式，能夠使民營企業信心大大增強，才有可能取得良好成效。要做到這一點，沒有相應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營商環境的改善是很難的。唯有出臺新的改革舉措，才能增強信心，改善企業預期。而改革卻要比發債上基建項目要難得多，其效果肯定也要好得多。
抓主要風險，警惕財政風險燈下黑
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風險社會，而且是一個高風險社會。這需要一種以風險為導向的分析方法，在多重風險中進行權衡，抓住主要風險注入確定性。就目前來看，毫無疑問，最重要的是疫情風險。但是等到疫情過後，最大的風險就是民營企業、民營經濟運行的風險，如果民間投資還是處於低位的狀態，市場預期還是不能改善，那麼，即便政府減稅降費和財政投資的力度進一步加大，恐怕也很難解決目前經濟面臨的困難，經濟下行的態勢也很難真正地扭轉。所以，需要根據當前和疫情結束之後的不同主要風險，採取不同的應對策略。
我們現在講財政政策積極有為的時候，要防止風險燈下黑的問題。我們不能只看到了疫情風險、經濟風險和金融風險等公共風險，而忘了財政風險。實際上現在財政風險正在急劇上升，超越一定臨界點，財政風險反過來會對金融、經濟以及對整個國家產生很大的影響，成為其他領域公共風險的疊加因素，導致國家公共風險升級。因此，要意識到財政的能力是有限的，財政可持續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必要條件。應在財政風險可控的條件下，讓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如果忽視這一點，就會形成風險燈下黑，以為我們現在的財政沒有問題，有無限的能力，這就可能造成新的更大衍生性風險。這是我們當前在防範化解公共風險和注入確定性的時候需要深入考慮的問題。在高風險社會，需要構建風險權衡理論，尤其是財政風險與公共風險的權衡，是國家治理中的基礎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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