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慈禧太后真是“老頑固”嗎？歷史真相併非如此
- 文/金色明月；一位熱愛歷史的，喜歡寫點東西的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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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在歷史書中，慈禧被定位為“老頑固”，在戊戌變法中的帝后之爭被定性為維新派與頑固派之爭。那麼，歷史的真相真的是這樣嗎？我通過查閱有關史料，認真加以分析，發現真相併非如此，慈禧也不是我們所認為的那個“老頑固。”
最近，我在歷史書上看到的兩句話讓我印象較為深刻：
“維新變法觸動了頑固派的利益，遭到他們的極力反對。”
“康有為面對把持軍政大權的慈禧太后等頑固派，意識到非武力不能救危機。”
合上書本，我陷入了沉思，在戊戌變法中，大清國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的態度如何？她真的是書上指名道姓的那個“頑固派”嗎？帶著這些問題，我查閱資料，希望能揭開心中的疑惑。
（慈禧）
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我通過查閱有關資料，綜合分析後總結出來的觀點是慈禧並非一開始就反對變法的，她也希望變法，只是當她的生命受到威脅，大清的統治受到動搖時才反對變法。
她並非我們所認為的，也不是書上所說的那個想象中的“頑固派”，至少，在戊戌變法中給慈禧定性為“頑固派”是有失妥當的。
（慈禧）
時人的記載顯示慈禧默認、支持光緒主持變法
我們在分析史料時往往會犯的一個錯，就是先入為主，用現代人的觀點去“綁架”古人的觀點。所以在分析慈禧對於變法的態度時，我首先就從當事人“下手”，用時人的記載去分析慈禧的態度。
《清廷戊戌朝變記》記載：
“正月，康初上之書，上呈於太后。太后亦為之動。命總署王大臣詳詢補救之方、變法條理。”
從中可知，康有為的“上書”是經過慈禧太后過目的，慈禧也認同康有為的觀點並且讓王公大臣接見康有為，詳細詢問有什麼救國之良方。如果慈禧反對變法，那麼康有為可能連皇宮大門都進不去，更別提什麼覲見光緒帝了，那維新派的變法也就無從談起。
（康有為）
接下來，我以慈禧身邊的德齡公主為切入點分析慈禧的態度：
“假使我年紀稍大，我或許還能影響老佛爺厲行一些當時迫切需要的改革大計。”
德齡是慈禧太后的第一女侍官，深得慈禧的信任。通過這位慈禧太后身邊的“時人”，我們可知老佛爺並不是反對變法的，反而是希望能夠厲行一些當時迫切需要的改革大計。
（德齡公主）
由於慈禧的身份和地位，可以這麼說，沒有慈禧的點頭，光緒皇帝連一張有關變法的字條都送不出皇宮，可見慈禧並不是反對變法的，她是支持變法的。
她之所以發動政變，囚禁光緒帝，主要是維新派謀劃了“圍園殺後”的陰謀。這簡直就是要對慈禧太后奪權殺頭的了，當生命受到威脅時，任何人都會作出反抗，兔子被逼急了還咬人呢，更何況是高高在上的慈禧太后，不過，如果以此就認定她是“老頑固”顯然有失“水準”。
（強學會舊址，強學會亦稱強學局，是清末資產階級創立的第一個維新派政治團體）
外國人的言論可以作為慈禧支持變法的佐證
1898年6月，翁同龢被罷官，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與清朝官員張蔭桓談論此事時，矢野文雄稱：
“太后原本即是喜歡革新派之人，故皇帝翻然歸向革新之說，可使皇帝與太后之親情更加密切。”
英國駐華公使竇那樂也認為：
“太后敵視變法是無根據的，或過甚其詞的。”
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濮蘭德在《慈禧外記》中記載：
“太后告帝，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違背祖宗大法，無損滿洲權勢，即不阻止。”
濮蘭德在中國生活已久，和北京上層人物關係密切，對於清朝政壇的各種消息掌握得較為全面，他的記載具有較高的可信度。
從1889年慈禧歸政、光緒親政到1898年慈禧再度垂簾聽政，中間這十年間，帝后的權力劃分，可以大致總結為：小事皇帝做主，大事太后做主。
變法是中外關注的大事，慈禧的態度自然也是眾人關注的焦點，如果說慈禧反對變法，那麼外國人對這個“老頑固”自然也會是印象深刻的。
（光緒帝）
慈禧發動政變是其作為統治者的擔當表現
一個國家不管是強國還是弱國，所要推行的大政方針都要符合國家的發展需要和社會的穩定需要。慈禧作為當時大清朝的實際“掌舵者”，她有義務和責任維護整個政局的穩定和國家的穩定。
慈禧支持光緒推行新政，但是大前提就是新政必須要保證國家的穩定和發展，要循序漸進地進行，不能危及到絕大多數階級的利益，否則國將不國。這一點可以從1898年9月15日，光緒賜予維新派的密詔中得知：
“近來朕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舊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果真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對於變法，慈禧的兩條底線是“不願將舊法盡變”和“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因為維新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大工程，一旦將舊法盡變和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肯定會招致大規模的反對新政的浪潮，一旦如此，國家將會陷入動亂之中。
（《公車上書》，著名人物畫家孔維克作）
眾所周知，將舊法盡變和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是維新派推行新政的核心所在。
6月23日，光緒帝下詔廢除八股取士制度，一時譁然；
7月10日，光緒帝下詔：“將天下祠廟悉改為學堂”，民眾譁然，人心惶惶；
8月30日，光緒下詔將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及廣東、湖北、雲南巡撫、河道總督、各省糧道等官員盡數裁撤。被裁官員連帶因之而失業者將近萬人，朝野震驚，“頗有民不聊生之戚”。
（戊戌變法立意並無不妥，只是操之過急不合國情，但戊戌六君子的事蹟堪稱英雄）
在這種咄咄逼人式的變法面前，維新派很快就招人厭了。光緒帝廢除八股取士制度，舉國讀書人：
“失其安身立命之業，自是日夜相聚，陰謀與新政為敵之術也。”
大規模裁撤官員導致被裁之人夜不能寐，人人自危：
“更有與維新諸臣不兩立之勢”。
維新派要求設立有諮詢機關性質的制度局時，大小官員運用各種手段進行反對。王文韶就公開露骨地說：
“上意已定，必從康言，我全駁之，則明發上諭，我等無權矣，不如略敷衍而行之。”
這樣，全國上下將維新派所提出的新政措施用“變通”的辦法“一筆勾銷”了。政令不出紫禁城，君臣貌合實離，上下離心，維新派空有治國之願望而無治國之能力。
在這種情況下，慈禧只能親自出山了，為了維持大局，她也只好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哪怕要人頭落地也是無可奈何，更是無可厚非。
戊戌變法中，維新派提出的某些新政措施也讓人唏噓不已。
康有為為了使變法立即取得富國、強國的效果提出了“清（中）日合邦”的構想；
刑部主事洪汝衝提出“遷都、借才、聯邦”的建議，所謂聯邦不是外交上的結盟，而是國家層次的聯合，即國與國之間合併成一個國家，比如“清（中）日合邦”、“清（中）英合邦”、“清（中）英日合邦”。
缺乏政治頭腦的光緒對此竟然予以認可並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這種引狼入室的變法無異是會危及國家主權和民族根本利益的，滿朝文武對此憂心忡忡，也引起了慈禧的強烈不滿。
恰在此時，日本伊藤博文來訪，光緒、康有為先後與之會見，康有為更是提出了向日借兵的建議，這無疑是內外勾結，損害國家主權。
慈禧不得不“大開殺戒”，直接導致戊戌政變的爆發，不過也正是慈禧的當機立斷才終止了這場“借力新政”的鬧劇。
（伊藤博文）
慈禧發動政變只為維護大清的封建統治
很多人都習慣性地認為慈禧發動戊戌政變是由於帝后背後的派系（維新派與頑固派）之爭，許多書上也是持這種觀點。而我通過翻閱有關資料後，對此卻是不以為然。
我認為，慈禧不管是先前支持變法還是最後發動政變，其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維護清王朝的封建統治，而不是什麼派系之爭。
維新變法開始後，政治頭腦簡單的光緒帝和他的那班缺乏政治經驗的維新派人士根本就不瞭解清王朝已是風雨飄搖中的一艘“破船”的基本國情，面對這個局面必須要小心翼翼，但維新派只知一個“勁頭”的蠻幹，頗有“重症用猛藥”之意味，但他們忘了，藥必須是對症之藥，胡亂“下藥”只能加速死亡。
（光緒帝，一個理想遠比能力大的“小皇帝”）
在這種情況下，維新派需要調整變法的方式，放慢變法的速度，可是在慈禧的放權下，光緒非但沒有做出調整，反而以更加激進的方式進行變法，如將禮部六堂官罷免；
將李鴻章“趕出”總理衙門；遊說袁世凱“圍園殺後”。維新派的作法不僅直接威脅到了大清的統治，而且直接危及到了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的人身安全，這不僅是滿蒙權貴所不能容忍，更是慈禧所不能容忍的。
（袁世凱）
9月初，懷塔布（滿洲正藍旗）、立山（蒙古正黃旗）等數十人：
“環跪於西后前，痛哭而訴皇上之無道。”
“又相率往天津就謀與榮祿”。
在這種情況下，慈禧發動政變也就是順理成章、“人心所向”的事情了。政變之後，人心大定，“非我皇太后如何得了也”。大清的統治也恢復到了先前的那種穩定局面。
慈禧發動政變穩定了國家的統治秩序，處死維新派的幾個首要人物安撫了人心。在處理光緒的問題上更是體現出了她的治國才能。
讓光緒再次掌管朝政，光緒的確不具備“當家”的能力，而且還可能導致維新派捲土重來；廢掉光緒，國內外壓力太大，而且還給支持光緒的“維新餘孽”造謠生事的藉口。
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自己再次出山，重新垂簾聽政，對於光緒這個“不穩定分子”就送去瀛臺閉門思過，這樣就可以安撫各方，又可以避免國家陷入混亂。
所以，慈禧囚禁光緒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上策。
政變後，歷史書上簡單地“下定義”：除保留京師大學堂和各地新式學堂外，其餘變法令全部被廢除。其實，這種表述是不正確的。對於新政，慈禧並沒有“一刀切”的全部廢除，而是有所取捨的進行“善後”，取捨的標準就是是否“需要”。
在政治上：“各省應行裁併局所冗員，仍著各該督撫認真裁汰。”
在經濟上，京城所設農、工、商總局雖被撤併，但責令各省督撫在省設局，命劉坤一、張之洞等在沿江、沿海一帶先行試辦商務。
由此可見，慈禧並不是徹頭徹尾地反對變法，而是希望在“穩”中維新，在“安”中變法。帝后之爭也不是維新派與頑固派之爭，而是如何變法之爭。慈禧對待變法和政變的態度都是一切為了大清的統治，所作所為都是為了避免大清“翻船”。
（慈禧與光緒）
結語
慈禧並非反對變法，也不是“頑固派”，她也希望變法，希望能夠厲行一些當時迫切需要的改革大計。只是在當她認為大清的統治因為變法而遭受到動搖，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時才被迫“挺身而出”，大清的統治根基和自己的“榮華富貴”是她的底線，她不能退縮，以之相反的是，她會予以大力支持。
戊戌變法的本意是非常正確的，改舊制崇新制，拯救晚清富國強兵，但是戊戌變法的種種改革作為都體現了“烏托邦思想”，甚至是將國家主權拱手相讓，這種低級的政治能力和“雷厲風行”的改革作為讓本是“風雨殘舟”的晚清又要面臨一次“血雨腥風”。
（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世人對慈禧的看法也是如此）
慈禧作為最高統治者，一切以維護統治的角度來說，她做的沒錯。但是從民主革命的角度來說，她確實應該面臨譴責。歷史可以被質疑，但人無完人，慈禧的評價如此，光緒也如此，康有為、李鴻章、袁世凱等等名人更是如此。
這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但單獨就戊戌變法這件事來說，將慈禧定義為“老頑固”是不妥的，戊戌變法後不久的“清末新政”就是慈禧主導變法的最好證明。因此，我認為慈禧並非我們眼中的“老頑固”。
對此，你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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