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慈禧太后真是“老顽固”吗？历史真相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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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在历史书中，慈禧被定位为“老顽固”，在戊戌变法中的帝后之争被定性为维新派与顽固派之争。那么，历史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通过查阅有关史料，认真加以分析，发现真相并非如此，慈禧也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个“老顽固。”
最近，我在历史书上看到的两句话让我印象较为深刻：
“维新变法触动了顽固派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
“康有为面对把持军政大权的慈禧太后等顽固派，意识到非武力不能救危机。”
合上书本，我陷入了沉思，在戊戌变法中，大清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态度如何？她真的是书上指名道姓的那个“顽固派”吗？带着这些问题，我查阅资料，希望能揭开心中的疑惑。
（慈禧）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我通过查阅有关资料，综合分析后总结出来的观点是慈禧并非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的，她也希望变法，只是当她的生命受到威胁，大清的统治受到动摇时才反对变法。
她并非我们所认为的，也不是书上所说的那个想象中的“顽固派”，至少，在戊戌变法中给慈禧定性为“顽固派”是有失妥当的。
（慈禧）
时人的记载显示慈禧默认、支持光绪主持变法
我们在分析史料时往往会犯的一个错，就是先入为主，用现代人的观点去“绑架”古人的观点。所以在分析慈禧对于变法的态度时，我首先就从当事人“下手”，用时人的记载去分析慈禧的态度。
《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
“正月，康初上之书，上呈于太后。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
从中可知，康有为的“上书”是经过慈禧太后过目的，慈禧也认同康有为的观点并且让王公大臣接见康有为，详细询问有什么救国之良方。如果慈禧反对变法，那么康有为可能连皇宫大门都进不去，更别提什么觐见光绪帝了，那维新派的变法也就无从谈起。
（康有为）
接下来，我以慈禧身边的德龄公主为切入点分析慈禧的态度：
“假使我年纪稍大，我或许还能影响老佛爷厉行一些当时迫切需要的改革大计。”
德龄是慈禧太后的第一女侍官，深得慈禧的信任。通过这位慈禧太后身边的“时人”，我们可知老佛爷并不是反对变法的，反而是希望能够厉行一些当时迫切需要的改革大计。
（德龄公主）
由于慈禧的身份和地位，可以这么说，没有慈禧的点头，光绪皇帝连一张有关变法的字条都送不出皇宫，可见慈禧并不是反对变法的，她是支持变法的。
她之所以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主要是维新派谋划了“围园杀后”的阴谋。这简直就是要对慈禧太后夺权杀头的了，当生命受到威胁时，任何人都会作出反抗，兔子被逼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是高高在上的慈禧太后，不过，如果以此就认定她是“老顽固”显然有失“水准”。
（强学会旧址，强学会亦称强学局，是清末资产阶级创立的第一个维新派政治团体）
外国人的言论可以作为慈禧支持变法的佐证
1898年6月，翁同龢被罢官，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与清朝官员张荫桓谈论此事时，矢野文雄称：
“太后原本即是喜欢革新派之人，故皇帝翻然归向革新之说，可使皇帝与太后之亲情更加密切。”
英国驻华公使窦那乐也认为：
“太后敌视变法是无根据的，或过甚其词的。”
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濮兰德在《慈禧外记》中记载：
“太后告帝，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
濮兰德在中国生活已久，和北京上层人物关系密切，对于清朝政坛的各种消息掌握得较为全面，他的记载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从1889年慈禧归政、光绪亲政到1898年慈禧再度垂帘听政，中间这十年间，帝后的权力划分，可以大致总结为：小事皇帝做主，大事太后做主。
变法是中外关注的大事，慈禧的态度自然也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如果说慈禧反对变法，那么外国人对这个“老顽固”自然也会是印象深刻的。
（光绪帝）
慈禧发动政变是其作为统治者的担当表现
一个国家不管是强国还是弱国，所要推行的大政方针都要符合国家的发展需要和社会的稳定需要。慈禧作为当时大清朝的实际“掌舵者”，她有义务和责任维护整个政局的稳定和国家的稳定。
慈禧支持光绪推行新政，但是大前提就是新政必须要保证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要循序渐进地进行，不能危及到绝大多数阶级的利益，否则国将不国。这一点可以从1898年9月15日，光绪赐予维新派的密诏中得知：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旧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果真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变法，慈禧的两条底线是“不愿将旧法尽变”和“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因为维新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工程，一旦将旧法尽变和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肯定会招致大规模的反对新政的浪潮，一旦如此，国家将会陷入动乱之中。
（《公车上书》，著名人物画家孔维克作）
众所周知，将旧法尽变和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是维新派推行新政的核心所在。
6月23日，光绪帝下诏废除八股取士制度，一时哗然；
7月10日，光绪帝下诏：“将天下祠庙悉改为学堂”，民众哗然，人心惶惶；
8月30日，光绪下诏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及广东、湖北、云南巡抚、河道总督、各省粮道等官员尽数裁撤。被裁官员连带因之而失业者将近万人，朝野震惊，“颇有民不聊生之戚”。
（戊戌变法立意并无不妥，只是操之过急不合国情，但戊戌六君子的事迹堪称英雄）
在这种咄咄逼人式的变法面前，维新派很快就招人厌了。光绪帝废除八股取士制度，举国读书人：
“失其安身立命之业，自是日夜相聚，阴谋与新政为敌之术也。”
大规模裁撤官员导致被裁之人夜不能寐，人人自危：
“更有与维新诸臣不两立之势”。
维新派要求设立有咨询机关性质的制度局时，大小官员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反对。王文韶就公开露骨地说：
“上意已定，必从康言，我全驳之，则明发上谕，我等无权矣，不如略敷衍而行之。”
这样，全国上下将维新派所提出的新政措施用“变通”的办法“一笔勾销”了。政令不出紫禁城，君臣貌合实离，上下离心，维新派空有治国之愿望而无治国之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只能亲自出山了，为了维持大局，她也只好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哪怕要人头落地也是无可奈何，更是无可厚非。
戊戌变法中，维新派提出的某些新政措施也让人唏嘘不已。
康有为为了使变法立即取得富国、强国的效果提出了“清（中）日合邦”的构想；
刑部主事洪汝冲提出“迁都、借才、联邦”的建议，所谓联邦不是外交上的结盟，而是国家层次的联合，即国与国之间合并成一个国家，比如“清（中）日合邦”、“清（中）英合邦”、“清（中）英日合邦”。
缺乏政治头脑的光绪对此竟然予以认可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引狼入室的变法无异是会危及国家主权和民族根本利益的，满朝文武对此忧心忡忡，也引起了慈禧的强烈不满。
恰在此时，日本伊藤博文来访，光绪、康有为先后与之会见，康有为更是提出了向日借兵的建议，这无疑是内外勾结，损害国家主权。
慈禧不得不“大开杀戒”，直接导致戊戌政变的爆发，不过也正是慈禧的当机立断才终止了这场“借力新政”的闹剧。
（伊藤博文）
慈禧发动政变只为维护大清的封建统治
很多人都习惯性地认为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是由于帝后背后的派系（维新派与顽固派）之争，许多书上也是持这种观点。而我通过翻阅有关资料后，对此却是不以为然。
我认为，慈禧不管是先前支持变法还是最后发动政变，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不是什么派系之争。
维新变法开始后，政治头脑简单的光绪帝和他的那班缺乏政治经验的维新派人士根本就不了解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中的一艘“破船”的基本国情，面对这个局面必须要小心翼翼，但维新派只知一个“劲头”的蛮干，颇有“重症用猛药”之意味，但他们忘了，药必须是对症之药，胡乱“下药”只能加速死亡。
（光绪帝，一个理想远比能力大的“小皇帝”）
在这种情况下，维新派需要调整变法的方式，放慢变法的速度，可是在慈禧的放权下，光绪非但没有做出调整，反而以更加激进的方式进行变法，如将礼部六堂官罢免；
将李鸿章“赶出”总理衙门；游说袁世凯“围园杀后”。维新派的作法不仅直接威胁到了大清的统治，而且直接危及到了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的人身安全，这不仅是满蒙权贵所不能容忍，更是慈禧所不能容忍的。
（袁世凯）
9月初，怀塔布（满洲正蓝旗）、立山（蒙古正黄旗）等数十人：
“环跪于西后前，痛哭而诉皇上之无道。”
“又相率往天津就谋与荣禄”。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发动政变也就是顺理成章、“人心所向”的事情了。政变之后，人心大定，“非我皇太后如何得了也”。大清的统治也恢复到了先前的那种稳定局面。
慈禧发动政变稳定了国家的统治秩序，处死维新派的几个首要人物安抚了人心。在处理光绪的问题上更是体现出了她的治国才能。
让光绪再次掌管朝政，光绪的确不具备“当家”的能力，而且还可能导致维新派卷土重来；废掉光绪，国内外压力太大，而且还给支持光绪的“维新余孽”造谣生事的借口。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再次出山，重新垂帘听政，对于光绪这个“不稳定分子”就送去瀛台闭门思过，这样就可以安抚各方，又可以避免国家陷入混乱。
所以，慈禧囚禁光绪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上策。
政变后，历史书上简单地“下定义”：除保留京师大学堂和各地新式学堂外，其余变法令全部被废除。其实，这种表述是不正确的。对于新政，慈禧并没有“一刀切”的全部废除，而是有所取舍的进行“善后”，取舍的标准就是是否“需要”。
在政治上：“各省应行裁并局所冗员，仍著各该督抚认真裁汰。”
在经济上，京城所设农、工、商总局虽被撤并，但责令各省督抚在省设局，命刘坤一、张之洞等在沿江、沿海一带先行试办商务。
由此可见，慈禧并不是彻头彻尾地反对变法，而是希望在“稳”中维新，在“安”中变法。帝后之争也不是维新派与顽固派之争，而是如何变法之争。慈禧对待变法和政变的态度都是一切为了大清的统治，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避免大清“翻船”。
（慈禧与光绪）
结语
慈禧并非反对变法，也不是“顽固派”，她也希望变法，希望能够厉行一些当时迫切需要的改革大计。只是在当她认为大清的统治因为变法而遭受到动摇，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才被迫“挺身而出”，大清的统治根基和自己的“荣华富贵”是她的底线，她不能退缩，以之相反的是，她会予以大力支持。
戊戌变法的本意是非常正确的，改旧制崇新制，拯救晚清富国强兵，但是戊戌变法的种种改革作为都体现了“乌托邦思想”，甚至是将国家主权拱手相让，这种低级的政治能力和“雷厉风行”的改革作为让本是“风雨残舟”的晚清又要面临一次“血雨腥风”。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世人对慈禧的看法也是如此）
慈禧作为最高统治者，一切以维护统治的角度来说，她做的没错。但是从民主革命的角度来说，她确实应该面临谴责。历史可以被质疑，但人无完人，慈禧的评价如此，光绪也如此，康有为、李鸿章、袁世凯等等名人更是如此。
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单独就戊戌变法这件事来说，将慈禧定义为“老顽固”是不妥的，戊戌变法后不久的“清末新政”就是慈禧主导变法的最好证明。因此，我认为慈禧并非我们眼中的“老顽固”。
对此，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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