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有習慣性的思維，我們也沒有去深入探究這種思維方式的優、缺點。例如，一談到禮教，首先冒出來的想法是什麼呢？禮教吃人。近代以來，這種習慣性的思維太深入人心了。對於禮教，說它吃人之外，還給它扣上一頂封建的帽子，禮教被習慣性地表述為封建的、吃人的。實際上，禮教的根本目的是讓人們認識到自己是什麼身份的人，這樣身份的人言行舉止應該遵守什麼樣的規矩。另外，人們還有一種習慣性的思維，即講到什麼事情時一定會問這個想法有科學依據嗎？這樣問沒有錯，但是如果有些事物被認為是不科學的，就一棍子打死，問題就很大了。很多人說，與科學相對應的宗教不科學、迷信。
毫無疑問，近代以來西方的科學、文化樣式是一種分科的學問。什麼叫科學？大體來講，就是一種分科的學問，如宗教、文學、哲學、藝術、物理、化學等。分科之學起源於近代西方，古代的傳統文化，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是綜合性的學問，因其具有一體性，也都不是分科來講的。現在大家慣用的、狹義的科學，就是研究客觀物質世界的學科。我們有時也稱其為自然科學。
在中國，科學曾經是一些人手中的棍子，到處打不科學的事物。其實很多人也沒搞懂什麼叫不科學。宗教就不科學嗎？宗教研究的是人類的精神、情感生活，怎麼能說它不科學呢？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曾發生過一場思想論戰，現在常稱其為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一批學者認為，科學能解決物質世界的一切問題。另一批學者認為，科學不能解決人類精神方面的問題，因此，玄學不能被忽略。直到現在，爭論依然存在。
在科學與人文中，人文精神應該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特徵，從古到今，都是如此。可以說，這一百多年來，中國以人文為特徵的傳統文化遭到了巨大的衝擊。人們常問的是： “這個有科學依據嗎”？可是很少會有人問：“有人文依據嗎”？所謂人文依據，即不僅把人看作一個物質生命體，而且必須要看到，人是物質和精神結合在一起的高級生命體。我們不能離開人的精神生命來談物質生命，否則，不就跟禽獸一樣了嗎？如果不能用精神生命來管理物質生命的話，人類很可能會做出連禽獸都不如的事情，這就牽涉到科技文化與人文文化關係的問題。
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過程中，明顯存在著兩個不平衡。第一個不平衡是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比例的失衡，西方文化所佔的比例遠遠高於傳統文化，這體現在教育、社會文化等方面。人們可能知道莎士比亞，但很有可能不知道湯顯祖，湯顯祖和莎士比亞是同時代的人，一個是英國的劇作家，一個是中國的戲曲家。很多人可能知道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卻不知道湯顯祖的“臨川四夢”，連湯顯祖最著名的戲曲作品《牡丹亭》都不一定知道，這是不平衡的具體實例。
第二個不平衡是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不平衡，我們注重的是科技文化，覺得科技文化才是實實在在的，而人文文化是可有可無的。到現在我們還經常講文化是軟實力。有人就對軟實力這個提法很不滿意，說文化才是硬實力。我認為，也不用計較提法的問題，我們只要知道，世界上的競爭從根本上講都是文化上的競爭，最後主要看一方的文化能不能超過另一方的文化。在科技高度發展的情況下，人文顯得格外重要，因為人文文化是起引領作用的，它指明科技文化發展的方向。如果沒有人文文化的引領，科技文化就會像一匹脫了韁的野馬一樣，不知道往哪個方向去。因為有人文文化才會讓我們不至於淪為物質生活的奴隸。從某一個角度來講，科技文化確實可以改善物質生活，但它不能來解決精神層面的生活需求。
由於習慣性的思維方式，我們現在會把科技文化放在第一位。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就在於它的人文文化特質，我們不要以為科技文化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根本方向。中國如果能堅持人文文化，並用人文文化來彌補科技文化的不足、缺失，這對整個人類來講，都是重大的文化貢獻。我們不能放棄中國文化中人文文化這一根本特徵。“人文”一詞出自 《周易》。“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賁卦·彖傳》）在這裡，人文和天文是相對的。通過觀察天文，可以搞清楚四時的變化；通過人文的文化，來化成這個社會的風氣。因此，人文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根本特徵。
人文化成有兩層含義，一個含義是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以人為中心是指，保持人的主體性、能動性、獨立性，而不是現在批判的“人類中心主義”，不要讓人淪為神的奴隸、物的奴隸，同時也不要讓人成為天地萬物的主宰。
另一個含義是文化最初與武化是相對的，武化是用武力強制改變人的習性，文化則是以禮樂教化，讓人自覺地遵守社會的行為規範。禮樂教化達到的目標是自覺自律，讓人們知道該怎麼做，不該怎麼做。因此，《周易》上才有“文明以止”這樣的說法。
在古代中國，無論是考慮問題，還是對自然界的觀察，都離不開人。人是在向天地萬物學習的過程中，才提升出各種各樣的道德規範。我們看到天地不僅生萬物，還要養育萬物，從來沒有私心。天覆地載，天在上，地在下，萬物在中間，“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從來不排擠任何一個事物。天地最大的德行是廣大無私，我們要向天地學習這種德行。
天地讓萬物自由地生長，卻從來不去佔有、主宰它。人類也要學習天地，我們也不能讓天地萬物按照人的要求去運轉、變化，我們只能是“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簡單地說，這就是所謂“道法自然”。
我們從自然的關係中提升出應當遵守的道德，我們常常用這樣的話來教育孩子—烏鴉小的時候，老烏鴉餵它。當老烏鴉老了以後，小烏鴉就去覓食來喂老烏鴉。烏鴉反哺說明烏鴉有感恩之心。還有羔羊跪乳，是指羊羔吃奶時是很有禮貌地跪在那裡吃的。從自然的關係中，我們學到做人的道理。中國的倫理關係最看重的是自然的、內在的關係。中國的倫理關係跟西方的倫理關係不同，它不是一種外在的、契約式的關係。西方人的倫理關係是一種外在的關係，要用契約來規範每個人的行為。
魏晉玄學家王弼二十三歲就過世了，但是他留下的著作時至今日人們還在研究，他的《周易注》、《老子道德經注》依然是今天的經典著作。王弼對孝做過一個詮釋，他說“自然親愛為孝”，孝裡體現的是父母子女之間的自然親愛。孝是子女應當遵守的自然道德規範。在古代中國，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這五倫裡，我們可以先不說君臣關係，其他四倫都是不可逆轉的自然關係。沒有人在社會上可以孤零零一個人生存下去，魯濱遜即使在荒島上也還是有很多其他的問題和關係。
五倫中唯一像社會關係的就是君臣關係了，但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們也要想盡辦法把它納入到自然關係中，把它詮釋成父子關係。君父臣子就是用這樣的邏輯規範出來的，官民關係也是如此，上述關係都不是契約關係。因此，才有“父母官”這樣的提法。在傳統社會中，之所以要這樣來詮釋，是因為傳統社會希望君父、父母官能夠像對待子女那樣去關懷臣民，做這樣的詮釋源於傳統的理念。
在父母子女這樣一種私密的關係裡，蘊含著一種最無私的精神。也正因如此，古代中國人把君臣、官民之間的關係都納入到“父子關係”中。這在當時很平常，現在覺得這樣的說法簡直可笑。三百多年前，法國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鳩說：“對父親的尊重意味著父親以關愛回報子女。與此同理，長者以關愛回報幼者，官員以關愛回報屬下，皇帝以關愛回報臣民。所有這一切構成禮儀，禮儀則構成民族的普遍精神。”（《論法的精神》上卷《中國人如何將宗教、法律、習俗和風尚融為一體》）我們現在一說到 “父母官”就給它扣上封建的、落後的帽子，其實是我們沒有理解其最初的含義。我很希望官員都能夠像父母關心子女那樣去關心老百姓，古代中國這個理念才真正體現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如果我們有一種人文的思維方式，就不會只是簡單地用封建、落後、吃人來評論古代的文化傳統。
有一次，當我講到烏鴉反哺、羔羊跪乳時就說“要向天地萬物學習。”一個五十多歲的人上臺跟我說：“你講的這個是動物的本能。”我說：“如果你從科技角度來看，動物哪會有感情呢？我們不是說動物有感情，是讓人們體會出動物的這種感情，這就是人文的思維。”
老子講“上善若水”，即最好的善就像水一樣。水怎麼善呢？用人文的思維方式來體會，水永遠是往下流的，它永遠是那麼謙虛謹慎。水普澤萬物，可是從來都不求萬物的回報，這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水從來都不把自己固定成什麼形狀，從來不以自己為標準，然後要求大家都要和自己一樣，你是方的，水流進去就變成方的；你是圓的，水流進去就會變成圓的。因此，我們常說，君子不器，大道不器。如果完全按照自然科學的方法去看，水就是一堆物質，沒有其他意義，而中國傳統的人文特質讓我們對天地萬物都有了感情。我們不是把天地萬物看作冷冰冰的物質，而是把它看作跟人一樣是有生命的。
我在清人的書法作品中讀到一篇動人的生命奇文：
鵓鴣呼雛，烏鴉反哺，仁也； 鹿得草而鳴其群，蜂見花而集其眾，義也；羊羔跪乳，馬不欺母，禮也；蜘蛛結網以為食，螻蟻塞穴而避水，智也； 雞非曉而不鳴，雁非社而不至，信也。 禽獸尚有五常，人為萬物之靈，豈無一得？……兄通萬卷，全無教弟之才；弟掌六科，豈有傷兄之理？仲仁，仁而不仁！仲義，義而不義！過而能改，再思可也。
兄弟同胞一母生，祖宗遺業何須爭。一番相見一番老，能得幾時為弟兄。
相傳，江西有兩兄弟在朝為官，哥哥是翰林院沈仲仁，弟弟是戶科都給事沈仲義。先人過世，留下萬貫家業，為爭遺產，兄弟二人反目成仇，爭訟於知府衙門，歷時六年，經三任知事，未果。已離任賦閒的知事餘總憲得知這件事後，一氣呵成此文。這篇文章一出，兄弟二人都很慚愧，不再爭家產了。
中國的傳統文化強調要合法、合理，還要合情。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在現代人看來，簡直是糟糕透頂。其實，這個問題值得探討。家是什麼呢？我常講，家是安樂窩。家應該是安全、安心、快樂的地方。如果我們的家變成了我揭發你，你揭發我的地方，還有什麼安全可言呢？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去韓國考察。我注意到，韓國法律規定，如果窩藏者和被窩藏者之間有親屬關係，尤其是父母子女之間的關係，要酌情輕判。再看傷害罪是怎麼判的，法律規定，如果傷害者和被傷害者之間有親屬關係，父親傷害子女，子女傷害父親，同樣的情節，酌情重判，這就彌補過來了。韓國的法律規定，一家人住大點沒關係，多交點稅就好了，但是如果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的話，房產稅就可以酌減，這樣規定就是希望子女要贍養老人，可以說，法裡包含了情。
中國的文化傳統是這樣的嗎？中國的傳統是生而養，養而教，養兒防老。不是說國家設置各種機構來幫助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就能徹底杜絕此類悲劇。我們要想辦法，提供各種幫助，看能不能夠讓父母把孩子留在身邊。我們要做到，不要讓有父母的子女變成留守兒童，不要讓有子女的父母變成空巢老人，這才是正確的解決辦法。不是一切都社會化就是進步了，我們要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不是社會公共事業越發展，社會就越進步。其實，大家能做的事情，就要讓他們自己做。子女可以贍養父母的，就讓子女贍養父母，其實現在很多空巢老人不是子女沒有能力來扶養老人，恰恰是很有力量但就是要讓父母空巢待著，這不符合中國傳統的倫理思想。
西方的生命觀是：人是獨立的個體，上帝創造了人，因此人與人之間只有外在的關係，沒有內在的關係；而中國的生命觀是：生命是一代一代相延續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間有血脈的聯繫，彼此之間都是有責任、義務的。我們是要自覺自願地來遵守倫理規則的。如果我們把傳統的生命觀等中國文化核心的觀念都拋棄了，那麼中國的復興就是一句空話。中國傳統的生命觀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從小家到大家，從小家庭到大家族，從大家族到家鄉，再從家鄉到國家都是一個整體。如果說傳統文化都被解構了，人都是一個獨立的自我，那還是中國文化嗎？我曾經問學生：“‘父債子還’這個概念好不好？”學生答：“不太好。”我說：“父財子用可以嗎？”學生答：“這當然可以。”這明顯是實用主義的觀點。其實，責任和權利應該是一致的。父母沒有完成的事情子女要完成。反過來，父母擁有的財富子女當然可以繼承。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古人把萬物也看作自己的同類。宋代的哲學家張載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我們有“親親仁民愛物”的傳統，“親親”是就家庭內部來講的。然後我們將“親親”推廣出去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叫“仁民”。最後，我們還要愛萬物。
人、動物、植物都有生、老、病、死的過程，佛教講，萬法皆空。一切事情都要經歷生成、存續、變異、消亡的過程。滄海桑田，物是人非，我們所見的客觀世界也是在不斷變化的。變化就是一種生命現象，道家把生死也看作一種變化。
天人是會感應的，我們常以一些人說的比較過頭的話來否定“天人感應”的思想。“天人感應”在很長時間是被否定的。其實現代人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天和人是可以感應的，我們能親身體會到天的變化。天冷了，你就感覺到了。天對人的影響是很直接的，人對天的影響可能要長久一點才能看到，可是有些也挺快的。其實，“天人感應”也包含了一種人文思考，藉助於天的變化讓人類警惕自己的行為。所謂的“天譴”，站在唯物主義、無神論的立場，簡直是胡說八道。但是，仔細想想，天譴就是天的大變化影響了人類，人類就要反思一下，是不是人的行為造成了天體的劇烈變化。古代若發生了地震、風暴、海嘯，統治者都要自我反省、檢討，這不能簡單地被說成是迷信的，其中也有人文的含義。
很多人習慣性的思維就是科技的思維方式，缺乏人文思考。現代人都只崇尚理性的思維，看不起直覺的智慧，而中國的文化恰恰是以直覺的智慧為根基的。近代西方崇尚的科學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的，崇尚科學也沒錯，但是不能夠把理性的智慧說成是絕對正確的。人們也可以通過直覺的、體悟的方法來認識世界。中國的文化、哲學其實更重視直覺的智慧，因為有很多事物我們眼睛一看，耳朵一聽，鼻子一聞就知道怎麼回事了，不能把理性邏輯的分析看成是至高無上的。很多人誤認為化簡為繁才是有學問的表現，別人都聽不懂那學問就更大。反之，化繁為簡、深入淺出地講解，就被認為是沒學問的。一些人把崇尚理性變成對理性膜拜了，這是不妥當的。其實，有時人的直覺更能夠反映出事物的本質。
這百餘年來，我們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只有理性才是可靠的；直覺是不可靠的。理性的東西是清晰的、準確的；直覺的東西是模糊的、不準確的。有些科學家現在已經認識到，人類認識世界並不只是理性這一條道路，直覺也是認識世界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途徑，兩者是並行的，理性與直覺都有其優、缺點。美國高能物理學家卡普拉在《物理學之“道”：現代物理學和東方神秘主義之間的平行關係》一書中指出，我們過去總以為理性才是智慧，直覺好像不是智慧，但直覺恰恰也是一種智慧，直覺是人類認識世界的一種途徑。
面對科技的發展，有一些人開始質疑中國文化，認為中國文化缺乏理論創新。眾所周知，科學理論在不斷創新，從根本上看，這些創新都是以局部觀察作為事實根據，設立一個假設，然後構建起一套理論，新理論的提出往往顛覆了人類的常識。當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推翻”了牛頓經典力學時，我們不能說牛頓經典力學是錯誤的，只能說牛頓經典力學只是適應於一定範圍內的真理，超出了適用的範圍真理就會變成謬誤。
可以說，理性思維存在片面性，而中國傳統文化注重的是整體。“凡物必有合”是董仲舒提出來的，他認為，凡事有陰就有陽，有上就有下，有順必有逆，有晝必有夜。我們通過對天地萬物的觀察認識到整體性的道理，而這些道理是亙古不變的。
一些人說，古代中國沒有科學思維、理論。我說，如果套用西方的科學觀點去分析，古代中國就一無所有了。但是，中國傳統是靠直觀、直覺去體悟事物規律的。古代中國人認為，事物都處於運動變化之中，事物總是朝著相反的方向變化的。其實，這些整體性的道理就是宇宙變化的根本規律。從某種程度上講，五行生剋、陰陽消長都是符合事物發展的科學思維。兩極分化其實就是陰陽失調的表現，不要以為陰陽五行只適用於人的身體，自然、社會的管理都可以運用陰陽五行的理論。因此，中國文化不是沒有創造性，其創造性體現在實踐中，它並不追求理論上的日新月異。蘇東坡在跟他的朋友討論書法時講到一個理念，他說：“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分科而醫，醫之衰也。佔色而畫，畫之陋也。”古人在掌握了整體的理論體系後，是在應用中去創造。
現代人還有一種思維方式—非此即彼，即總要把彼此分得很清楚，把彼此對立起來，而忘掉了中國人的傳統是“執兩用中”。儒家講：“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我們有時候把中庸看作是不講原則，其實中庸恰恰要求講原則。中庸可以倒過來講叫“用中”。據《尚書》記載，堯傳位給舜時，交待給他四個字—“允執厥中”，就是要求他掌握中道。舜傳位給禹時，把這四個字擴展成為十六個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後來，宋明理學家就把這十六個字看作是中國從古到今道學的心傳。中國傳統文化強調，掌握中道，不偏不倚，看問題一定要看到事物的兩面，然後以中道來加以平衡。
我們往往會走極端，認為這一邊是這樣的，那一邊是與之完全相反的，如果肯定了這邊，一定不會去鼓勵那邊，其實不能那樣思考問題。儒、釋、道都講“中”，“故儒曰致中，道曰守中，釋曰空中”。儒家講的“致中”來源於《中庸》首篇：“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達到了中，天地定位了，萬物生長了。中國古代的三教都講中，“道曰守中”。張三丰說：“夫道者，中而已矣。”道就是一個“中”字，沒有別的了。《道德經》講：“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釋曰空中”，空中即空的中道。佛教的重要經典《中論》講：“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義。”“空中”一詞的含義源於此。為什麼說由因緣所生的萬物都是空的呢？這個空不是指沒有，而是指各種現象的本性是空。佛教講事物的本質特性是無常無我。我們在講這樣一個本質特性時，是不能離開現象的假有，這就是佛教講的中道，因此叫作“空中”。清代有位練內丹的道學大家黃元吉，他說，“聖人之道，中庸而已”，這就把儒家和道教的思想結合起來了。“中”就是順其自然，這就是中道。
美國物理學家卡普拉說，西方科學辛辛苦苦走了幾百年的道路，回過頭來一看在東方的神秘主義裡早就已經提出來了。西方文化在發展過程中汲取了中國文化的一些根本理論。可以說，現代西方文明的成果與中國文化提供的智慧是分不開的。
我們應該如何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呢？我希望國人能夠以傳統文化的智慧為基礎，去吸收西方文化中值得學習的東西，然後創造出適合當今世界的新文化。
有很多人認為，人本主義是從西方引進的，是西方的思想，於是就去學習西方的人本主義，而又往往看不見西方人本主義的弊病—“人類中心主義”和“科技萬能”思想。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人本主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土特產。
在近代西方的變革中，啟蒙運動思想家之所以能夠衝破中世紀以神為本的文化，是因為學習了中國文化，用以人為本的中國文化去批判中世紀的桎梏。中國的人文精神在推進西方文化發展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於西方二元對立的思維傳統的影響，西方人認為，打倒了上帝，人就可以做主宰者。於是，一些人喊出了響亮的口號—人定勝天，人要征服、改造一切。人的力量是發展起來，但人又異化了。人主宰一切時，反過來又被物質世界所主宰。物慾是沒有止境的，為了滿足貪慾，人就變成了物質的奴隸。
西方思想家在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後進行了反思。為什麼會發生這樣世界性的大戰呢？戰爭究竟為了什麼？很簡單，戰爭就是為了爭奪資源財富。人為了爭奪資源財富，不惜上戰場，人又被物牽著鼻子走了。世界大戰以後，西方的思想家提出了“新人文主義”，而且認為要從古代中國文化中尋找思想資源。中國古代的人文思想到了西方也發生了變異，用古代的人文精神來糾正變異的人文主義，同樣具有很大的意義。中國傳統文化提倡：人既不做神的奴隸，也不做物的奴隸，也不凌駕於物和神之上去主宰一切。
中國傳統文化中，辯證看問題的思想方式，過去常被稱作“樸素的辯證法”。其實也沒有必要給傳統的思維方式扣上“樸素”的帽子。中國傳統的辯證法思想是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的。我們不一定要去區分是樸素的辯證法，還是所謂的科學的辯證法，這還是對傳統文化沒有自信的表現。運用傳統文化的智慧，其實最關鍵的還是要從這百餘年來的習慣性思維中跳出來。儘管我們常講“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但是很多人分不清什麼是精華，什麼是糟粕，“精華”部分到了無能的後輩手上也會變成糟粕的，所謂“糟粕”到了有智慧的後輩手裡也會變成精華的。對待傳統文化不能絕對化，我們應該將其放在一定的環境中去重新認識。
閱讀更多 種商養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