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奴制的危機

19世紀上期，西歐國家都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資產階級通過革命先後在這些國家掌握政權。但是，俄國仍舊是一個落後的封建專制主義和農奴制的國家。沙皇作為整個封建貴族階級的代表，握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在警察憲兵及貴族的淫威下，廣大人民處在水深火熱的苦難中。

在封建農奴制下面，地主不但在經濟上敲骨吸髓地榨取農奴，而且有權任意毆打、虐待農奴，甚至可以出賣農奴。農民在地主的百般剝削和壓迫下，貧苦困頓，不堪言狀。農民在地主的折磨下，死亡率極高，1836～1851年農民人口減少50萬人。壓迫和剝削必然引起反抗和鬥爭。俄國農民反抗地主的鬥爭，一直沒有間斷過，農民起義幾乎與俄國農奴制相終始。幾次大規模農民起義震撼了整個俄國大地，把地主階級嚇得喪魂失魄，有力地打擊了封建專制統治。但是，到19世紀中葉，俄國農奴制已經走向衰落了，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9世紀40年代，由於西歐特別是英國對糧食的需要大增，俄國糧食出口大大增加，這就推動地主加強對於農民的剝削：增加農民每個星期的勞動日數，並且縮小農民的份地，甚至完全剝奪了農民的份地，使他們每天都為地主服勞役。農民已經下降到近乎奴隸的地位。這種現象在黑土壤諸省特別觸目。這是農奴制衰落的重要徵兆之一。

在非黑土壤諸省，地主剝削農民的方式是收代役租。代役租在19世紀上期有增無已，以致農民勞動所得遠遠不敷繳納代役租之數。因此，有許多人不得不到城市去出賣勞動力，把工資收入作為代役租之補充。這是俄國農奴制趨於衰落的第二個表現。農奴制衰落的過程，也是資本主義發生發展的過程。

19世紀上半期，俄國工業資本主義已經有了發展，工業企業的數目增多了，自由僱傭勞動的使用也增多了。

1804年俄國手工工場為1200家，1825～1828年為1800家，到50年代後半期則約為2800家。自由僱傭工人在全部工人中的比數，1804年為48％，1825年為54％，1860年為87％。在個別工業部門中僱傭勞動所佔的比數更大，比如，1825年在棉織工業中有94.7％的工人是僱傭工人。

19世紀30～50年代，俄國也開始了工業革命，1858年只是在莫斯科一省就有158架蒸汽機。與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資本主義在農業中也萌芽了。這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在農奴制下面，由於地主不斷加強剝削，強迫性的農奴勞動的生產率越來越低，以致對於地主說來，剝削農奴已經無利可圖了。這種情況使得一小部分地主得出僱傭的自由勞動優於農奴勞動的結論來。他們開始在40～50年代在自己的莊園上採用僱傭勞動。第二，在40～50年代，農奴內部的分化也日益顯著，一小部分富農靠殘酷地剝削貧農而致富，他們也在開始使用僱傭勞動。於是他們便成為在農奴關係掩蓋下的農村資產階級了。但是，任何一個致富的農奴也感覺不到自己是自己財產的完全所有主，因為地主隨時可以侵佔或霸佔農奴的財產。但是，俄國資本主義工業發展水平大大低於西歐諸國，而且俄國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速度也比西歐諸國緩慢得多。其原因只能從農奴制中去找。農民被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這就嚴重地限制了工業資本主義所需要的自由勞動力的供應。農民在地主的無情的榨取下，無力購買大量商品，這就有力地限制了工業品市場的擴大。事情很明顯：到19世紀中葉，農奴制的存在是俄國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最大的絆腳石。因此，農奴制的廢除問題被提到日程上來了。但是，農奴制應該如何廢除？在這個問題上，俄國農民及革命民主主義者堅持主張走“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具體言之，就是用革命手段消滅農奴制，無代價地把土地分配給農民。在1858～1860年間共爆發了近三百次農民暴動。農民運動在實質上體現農民“自下而上”地消滅農奴制的企圖。

農民的反農奴制鬥爭，在俄國平民知識分子中間引起了熱烈的反響，這些平民知識分子在思想方面表達了農民的利益和願望。他們在1859～1861年挺身而出，成為社會政治舞臺上一個重要力量。這是一個新型的知識分子階層，他們是由低級官吏、低級僧侶、小商人、小市民、農民以及沒落貴族出身的與群眾密切聯繫的戰士。在平民知識分子中間最傑出的人物有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及杜勃羅留波夫等。

亞力山大·伊凡諾維奇·赫爾岑（1812～1870年）在1857年開始出版了《鐘聲報》，大膽提出消滅農奴制的主張。他呼籲把農民從農奴身份中解放出來，並且把土地分配給他們。赫爾岑雖然有時表現動搖，有時也幻想由統治階級“自上而下”地解放農奴，但是他認為如果這條路行不通的話，應該採取革命手段。

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則更為堅決，他們充分表達了勞動農民的要求和熱望，對農奴制懷著強烈的仇恨。

尼古拉·加甫裡洛維奇·車爾尼雪夫斯基（1828～1889年）是一位有成就的學者，同時也是一位充滿戰鬥精神的政論家及文藝批評家，他積極傳播農民革命的思想。他相信用和平手段解放勞動人民無異於緣木求魚，他把希望全部寄託在革命上面。他對統治階級不抱任何幻想，他主張：為了廢除農奴制度，必須消滅專制制度。在他看來，俄國必須實行農民革命，推翻專制政體，把土地歸還給農民。他在50年代末展開了廣泛的宣傳活動，強調用革命方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主張把土地分給農民，而堅決反對由農民贖買土地。

尼古拉·亞力山大洛維奇·杜勃羅留波夫（1836～1861年）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戰友，他也是一位革命民主主義者，他毫不容情地攻擊農奴制及專制政體。

革命民主主義者在1859～1861年間曾建立了革命組織，企圖通過革命組織去領導運動和準備公開的革命行動。當時有兩個秘密的革命組織，一個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在彼得堡成立的組織，另一個是赫爾岑和奧加略夫在倫敦成立的組織。倫敦的組織在1857～1860年間曾制定了比較詳細的綱領，綱領首先要求“立即廢除地主和國家對人身和土地所享有的一切農奴制特權”，把土地無代價地授予農民，至於地主，則當“從國家的公共收入中”領取土地原價，“而不再從農民身上徵收任何特別款項。綱領也要求廢除等級制，實行全體公民的權利平等，以民選代表去代替國家官吏。綱領的制定者之一奧加略夫認為這些要求如果遭到沙皇的拒絕，就應該發動軍隊中的進步軍官，以軍隊為核心發動農民革命。奧加略夫還為革命成功後的俄國制定了一個藍圖，主張建立由九個“聯邦”組成的共和國聯盟。從這個綱領來看，赫爾岑和奧加略夫對沙皇還存有幻想，他們的主張也不徹底。

彼得堡的組織所提出的綱領是比較徹底的，他們堅持“自下而上”的革命，要求通過農民革命消滅農奴制，使農民無代價地分到土地。車爾尼雪夫斯基在1860年末至1861年初寫了一篇標題為“領地農民同情者致領地農民書”，揭露了沙皇制度的真相，號召農民武裝起義。

但是，1859～1861年間的農民運動的高漲及革命民主主義運動都沒有發展為革命，這是因為一方面沙皇政府擁有強大的鎮壓力量，另一方面農民力量渙散，覺悟很低，要想把分散的農民運動匯合成全面革命，是很難的。這樣，“自下而上”地消滅農奴制的企圖終於以失敗而終。

革命雖然沒有發生，但是農民運動及革命民主主義運動卻迫使沙皇政府進行讓步，它不得不走上改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