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道德經》的研究，在學術界一直有爭議。
最大的爭議，就是有關老子《道德經》第一章的斷句問題。
我們說唸書斷句不是很容易嗎？
但事實上就在《道德經》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後面的斷句就出了很大的問題。
今天所有的書，只要談到《道德經》，大概80%都參考北宋的王安石的斷句，在“無”跟“有”後面斷句。
老子本來說是“無名”“有名”，“無慾”“有欲”，但是王安石別出心裁。王安石本身是一位政治家，文學也很好，哲學也不錯。
古人唸書，因為書並不是很多，不像我們今天唸到太多的資料，他有時候就要別出心裁，別人都講的，我斷句改一改，這一改，改出問題了。
改出來之後，大家覺得說，講“無”跟“有”比較玄，比較抽象，比較奧妙。
這樣一來，對於《道德經》的傳承，就提出了挑戰。
一般人研究《道德經》，我講學術界，如果教書教《道德經》的話，都是以魏朝的王弼本為準。
王弼的年代是226-249年，他只活了23歲，但是中國歷史上他可以說是少數的天才。
他寫了兩本書，一本是註解《道德經》，一本是註解《易經》。我們今天研究國學，都繞不過他的。
那麼，王弼註解的《道德經》，是在曹操那個時代，應該是比較接近古代了。
他的斷句是“無名”“有名”“無慾”“有欲”，很清楚。
到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發掘出來帛書本《道德經》。
就是在漢朝人的墳墓裡面，挖出來的一個《道德經》版本，分為甲本、乙本。帛書本就是寫在絹帛上面的。
這個版本出來之後更好了，對王弼本的斷句可以肯定。
因為古代沒有標點符號，他用之乎者也作為標點符號，那麼帛書本《道德經》就很清楚了。
“無名”“有名”之後，寫的“故恆無慾也，恆有欲也”。
當時還不用“常”，因為漢文帝叫劉恆，漢文帝以後不準用恆，文帝以後這一句才改成“常”。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他的版本是很早的。
像這個就可以證明，至少學界裡面有這樣的共識，認為說帛書本《道德經》比王弼本還要早，是在漢朝初期。
再到1993年，湖北郭店又出土的竹簡本《道德經》，那個更早，但沒什麼用，因為它殘破得太嚴重，很多字根本看不清楚。
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要念《道德經》，我會建議他先看王弼本的註解本，再參考帛書本《道德經》，這兩個合在一起，十拿九穩。
這兩個版本合在一起，像第一章這種斷句，都非常清楚。
但是隔了一千多年，王安石跑來弄出一個“無”“有”這樣斷句，後代人覺得好像比較神奇。
因為講“無”的話，沒有人知道什麼東西；講“有”的話，好像有這麼個東西。那“無生有”就變得很神秘了。
事實上，《道德經》裡面談到“無”跟“有”只有三個地方，怎麼講的？就是無形跟有形。
古代人怎麼判斷“無”跟“有”呢？
因為我看不到，明明是沒有東西。比如說這個地方怎麼忽然開一朵花呢？昨天看還沒有花，但是今天開一朵花。
你可以研究，當然有根，才慢慢開出來的。那“有”生“無”比較容易，一朵花開了幾個月之後不見了，這個花化作春泥了。
所以老子講“無”跟“有”的時候，王弼把它理解為，無形之物跟有形之物。
這對古人來說，以視覺作為“有”跟“無”的判斷是合理的。
這樣一來，你說王安石把“無”跟“有”來斷句，把“無”作為一個專門的術語，“有”作為專門的術語，這一來就引起很多困難。
但是很可惜，現在社會上80%的版本，都是按照王安石的斷句。
所有講《道德經》的人都搖頭晃腦，“無”“有”這樣念，你問他什麼是無，什麼是有？他說不能講。
事實上，我們真的做學術研究的，會覺得很奇怪。
你有王弼本，有帛書本，你不參考原來的樣子，只知道參考北宋王安石的版本，這我不能接受。
所以我在講《道德經》的時候，很多學《道德經》的人有很多意見，但是我堅持我的原則。
做學問，基本上完全尊重原文，你要有根據，要講個道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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