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森，一箇中國的小商人，被歷史學家稱為擠進大歷史的小人物，因為他充當翻譯，參與了1854年《美日和平條約》的簽訂。
羅森是廣東南海縣的一個文人，後來經商。他在香港居住時曾與英美傳教士有來往，精通英語，但是不懂日語。但他以翻譯的身份跟隨美國艦隊來到日本。佩裡首次日本之行時，由著名的美國傳教士衛三畏做翻譯。衛三畏感到與日本人打交道、訂協議都離不開漢文，於是在佩裡艦隊再次前往日本時，便邀請友人羅森同行，一起作為美國艦隊的翻譯。
美國黑船來到日本
當時的日本人基本不懂英語，美國也鮮有人精通日語。羅森不懂日語，也不懂荷蘭語，但是可以用漢字與日本人在紙上“筆談”，因為當時日本的官員和讀書人都熟悉漢字。幾乎所有的翻譯都依靠羅森和衛三畏。於是出現了奇怪的談判場面：美國談判官員說英語，衛三畏口譯為中文，羅森寫下來給日本官員看；日本官員寫下漢文，羅森念出來，衛三畏再翻譯成英文給美國官員聽。羅森就這樣參與了《美日和平條約》的簽訂，見證日本國門的打開。
羅森對於日本一行，留下了八千多字的《日本日記》，可能是以羅森的身份無法接觸到更多的信息，羅森對日美交涉的具體過程的記述很簡單，所佔篇幅極少，但仍不失為有較高史料價值的文獻。對於美國的第二次武力叩關，日本的反應如何？《日本日記》做了較客觀的記錄：“初事，兩圍未曾相交，各有猜疑。”日本先是一邊派官員交涉，一邊佈置重兵防範；後日本官員登上美船，美圍人“以禮待之，與其環視船上之鐵炮、輪機等物，日官喜悅”；次日，日人“饋來蘿蔔一艇，雞二十頭，蛋五百枚，柑數箱，蔥數擔，亞（美國）船受之，而答以物”；接著，美軍回訪，“自此每日但有官至船，給來薪、水、雞蛋、鮮魚等物”，月底，兩國達成和約，“由是兩國好，各釋猜疑”；後一日，日官到美艦擺宴祝賀。整個過程，日本雖然起初也有抵制反抗，但似乎不像鴉片戰爭前中西交涉時清政府反應的那麼激烈，日本官員也沒有清朝官員那樣盲目自大、頑固保守和態度過激，而且日本轉變調整得相當迅速，態度很快趨向緩和，把外交談判作為與美交涉的主要策略和方式。
羅森日記中花了較多筆墨記述他與日本人的交往。日本官員表達了“與之邂逅,景仰中國文物之邦”的盛情。在以後的交往中,羅森切身感到日本人“多酷愛中國文字詩詞對中國文化十分熱愛。他有時從船上前往橫濱公館,經常有許多人請其書寫扇面。日記中寫道:“予或到公館,每每多人請予錄扇。一月之間,從其所請,不下五百餘柄。”而在下田,由於男人女子俱尚扇”,“一月之間,所寫其扇不下千餘柄矣”。甚至下田的地方長官和幕府官員也都請其書扇。遊寺廟,寺僧亦請羅森題字留念。日本官員也或以唐詩書扇,或以書籍、畫卷回贈羅森。羅森在聽說下田的雲松窩善書畫之後,特意“請其書畫十餘本,但其字多大草,仍有龍飛風舞之勢,人罕識之”。羅森與日本官員間也常常互相贈詩酬答。在那霸,琉球總理大臣尚宏勳還特書宋代理學家程顥的詩贈送羅森。
在日本期間，許多日本人主動與羅森筆談。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慘敗讓他們感到震驚，基於瞭解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羅森向日本人士介紹了中國當時的政治形勢，還把自己寫的關於太平天國的小冊子《南京紀事》借給日本人閱讀。這個小冊子很快被日本人翻譯為日文，改名為《清國咸豐亂記》，在日本廣泛流傳。
羅森以獵奇的眼光打量日本，打量描寫日本社會的“怪異”之處。羅森處處將日本與中國進行比較，對於日本的種種“落後”之處很是不屑。例如，他以男女授受不親的儒家倫理道德賴描寫日本的男女共浴，“竟有洗身屋，男女同浴於一室之中，而不避嫌者”，將淳樸自然的男女關係醜化成了一個關係淫亂的社會。
在羅森的陛下，流露的是天朝上國俯視東方蠻夷的優越心態，很有以“文明人”自居的意味。和羅森比起來，衛三畏的認識要深刻得多。他在弟弟的信中說：
“和中國人比起來，日本人給人的感覺是更加理性，精力也更加充沛。但是我覺得他們的生活並沒有中國人那樣舒適。他們的行動很不自由，也沒有中國人那樣有靈性。不過，與中國人相比，他們有更強的進取心和好勝心。當這兩個民族都認識到與別國進行交流的重要性後，很可能日本人會在世界上為自己謀取到更高一些的地位。”
鴉片戰爭時期的中國人，誰能想到，日本在40年以後真的取得了超越中國的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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