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薛濤這樣體貼細緻的秘書，韋皋處理起公務來更加得心應手、俱事無遺。“神鳥”入府，讓韋皋的威名更加響徹四方。加上“諸葛武侯”轉世的傳說，加持西南邊疆愈加穩固，除了吐蕃以外，各少數民族再無異動。韋皋的權勢愈盛，薛濤的風頭也就更勁。她沉浸在“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巨大喜悅中，得意到甚至有點忘了自己的身份。《鑑誡錄》中稱薛濤“言謔之間，立有酬對”。可見她一向反應機敏、能言善辯，加之少年得志，愈發顯得伶牙俐齒，以致一不小心便得罪了人。
薛濤繪圖
宋人王讜編撰了一本唐人逸事集《唐語林》，廣泛記載唐代的政治史實、宮廷瑣事、士大夫言行、文學家逸事、風俗民情、名物制度和典故考辨等，其中記載了與薛濤有關的一則逸事：西蜀官妓曰薛濤者，辯慧知詩。嘗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帶禽魚鳥獸，乃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罰至薛濤雲：“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請罰。薛笑曰：“衡字尚有小魚字，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賓客大笑，刺史初不知覺。出了洋相的黎州刺史名叫韋晉，出身望族，是個武官，曾為韋皋“拒吐蕃，服南詔”立下了汗馬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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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韋大人要麼就是真的不怎麼通文墨，要麼就是酒喝多了斷篇兒了，以致“虞”“魚”不分。在座的其他賓客都聽出了他的錯誤，卻“忍笑不罰”，都覺得犯不著去得罪他。到了薛濤這兒，她卻毫不客氣地揭破了刺史大人的口誤：“我的‘衡’字裡頭可有個‘小魚字’，您的‘有虞陶唐’哪個字都沒有‘魚’啊。”一時間賓客紛紛大笑，刺史本人猶不知覺。不過，待他回過神來，又會如何看待薛濤呢？如果他向來是個開得起玩笑的人，想必別的賓客也就不必“忍笑不罰”了，聰明剔透的薛濤會想不到這些嗎？當然不會。只不過在當時，以她在幕府中的地位以及恃才傲物的少年心性，不屑於去注重這些小細節。反正就算她開罪了這位刺史。有韋皋做靠山，他也不能拿她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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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蜀何光遠稱“濤性狂逸”，“千字文令”一事似乎可以印證。她的“狂逸”不止於酒席宴飲之間的不拘小節，還發展到替韋皋收受金帛。何光遠的《鑑誡錄》卷十中記載“應銜命使車，每屆蜀，求見濤者甚眾”，濤不顧嫌疑，所遺金帛，“往往上納”。對於收受金帛這一行為薛濤是毫不避嫌的。《資治通鑑》中記載：“皋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斂，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資費。”
韋皋繪圖
唐中晚期，藩鎮逐漸坐大，各個節度使在轄區內全方位掌握軍事和財政大權，儼然一個小朝廷。韋皋這個“蜀地天子”不管是對老闆大唐皇帝還是下屬員工，出手都十分闊綽，每年繳納鉅額歲貢給皇帝，給士卒待遇也十分優厚，婚喪嫁娶都給發錢。也正是因為這些籠絡人心的政策，手下官軍將士們才能全力以赴地為他賣命，唐天子也愈加相信他的忠心，放任他在這“天府之國”一方獨大二十一年。韋皋的財政實力如此雄厚，錢都從何而來呢？他的辦法是“重加賦斂”。因此，當西川的官員們任期屆滿想返回長安之時，他往往會出盡奇謀加以阻撓，因為他不想讓朝廷過多地知道他在西川的經營狀況。當然，他也並非一味地“橫徵暴斂”，當“府庫既實”時，他也會“時寬其民”，讓老百姓休養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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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說來，韋皋並不能算一個清官，他是個不拘一格又有勇有謀的梟雄，薛濤的“狂逸”可能多少也受了他的影響。薛濤替他收受金銀表面看起來好像是違反了政策，可是這西川節度使幕府從來就不是一個規矩的地方，何況她所納金帛全部上交，也是為了幫韋皋充實私庫，並非為了她的一己私利。以她清高孤傲的心性，她是不屑於為自己貪汙納賄的。所以，當這件事情發生之初，她心裡是不以為然的，她甚至想好了，見到韋皋之後如何為自己開釋罪名。但是，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韋皋連解釋的機會都沒有給她，就直接下達了處罰的命令。他的處罰，不是罰她禁足反省，也不是扣她工資俸祿，而是流放鬆州，充為營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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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該薛濤倒黴。此時是貞元十七年（801），吐蕃賊心不死，再次出兵侵犯北方的靈州、朔州，並且攻陷麟州。德宗皇帝親派使者前來成都施加壓力，督令韋皋火速出兵。韋皋十分惱火，下令兵分五路進擊吐蕃。這時有人舉報薛濤收受金帛，韋皋對她的風頭過盛頗有不滿，聞訊大怒，正好趁機打壓一下她的“氣焰”，於是一紙令書命她隨都將高倜、王英俊的部隊開赴松州。當命令傳到薛濤手裡的時候，她被震驚得花容失色，方寸大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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