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门人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启曾国藩经济账的篇章，让我们看看清代官场上究竟有哪些花销。面对贫困，曾国藩又表现出了哪些品质。
曾国藩28岁中进士，30岁进入翰林院，一直到42岁他都是一名京官，这一时期他的财务状况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官运亨通，入不敷出”，在光鲜的外表之下却一直面临缺钱的窘境。
一、高昂的生活成本
有个典故叫“长安居，大不易”，其实在清代，一名京官的生活也是大不易，衣食住行都是巨大的负担。
1、衣
清代官员的官服都需要自己花钱制作，种类又十分繁多，按照出席场合，可分为朝服和吉服；按季节，可分为冬夏两种，按功用又分为日常服和出行服。哪天穿什么衣服，不是由官员自己选择，而是由朝廷统一下命令，三个月里要换11种官服。在曾国藩还是翰林时一年的俸禄是130两白银，花在衣服上的钱将近33两，置装费就占了工资的四分之一。
2、食
你可能会觉得，吃饭这件事丰俭由人，想省钱的话，自己吃得素一点不就行了？自己吃，当然可以吃得节省，但是作为一名京官，三天两头的请客、聚会、随份子，根本逃不掉。
就说当翰林的时候，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读书养望”，那这个“望”怎么养呢？靠得就是交朋友。在当时的官场中，结交朋友被认为是在士林中树立自己良好形象的途径，各种聚会、诗社和宴请，就是结交朋友的最好机会。
除了结交新朋友，还要维持旧关系。京官本身就生活在同乡、同门、同年、同学、同僚编织起来的关系网中，为了维持自己的人际关系网，需要不停地联络聚会。同年曾国藩花在聚会上的银子就将近40两。
3、住
清代京官不但没有福利分房、员工宿舍，也不享有任何住房补贴。一个外地人来京做官只能租房。但是为了维持官员的体面，他租的房子面积不能小，地段不能差，租金自然也不低，那年曾国藩的租房花费是107两。
4、行
当时汉族官员居住在北京的外城，和衙门往往有一段距离。北京的道路都是土路或石子路，交通不便，一旦刮风下雨更是难走，所以官员都是坐轿子或马车出行。
坐轿子要养轿夫，自备马车也要养马和马车夫，这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刚当上官的曾国藩自然无力承担，他选择租马车出门，即便如此，一年下来也要51两银子。
衣食住行的花费，再加上日常支出、补贴老家的父母还有买书，曾国藩在30岁这一年，工资收入是130两，支出却高达605两，做官一年，竟然有475两的亏空，差额多是依靠借债和少量亲友馈赠来填补。
到41 岁时，曾国藩身兼礼部、工部、兵部、刑部四个侍郎，但还要借200两银子才能过年。42岁母丧，回乡守孝时还欠着在京同僚、好友甚至店铺的账，这些账直到十多年后当上了两江总督才偿还。
二、被逼出来的乱相
如此入不敷出并不是偶然现象，根据今天留下来的史料，大部分京官的正常收入都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一方面是因为，官员们为了维持自己体面，衣食住行的花费都要高于普通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清代实行“薄俸制”，给官员发的工资确实太低。因此，很多京官开始谋求灰色收入，甚至是直接贪污。
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结束之后，朝廷下旨让曾国藩将湘军花掉的军费列好账目，和户部对账销账，
户部的官员直接明码标价，必须要从军费的总额中拿出1.3%作为好处费才能顺利销账。湘军所用的军费将近3000万两，也就是说，户部官员打算从曾国藩身上捞出40万两。曾国藩托人周旋，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户部官员才同意把好处费降到8万两白银。虽然后来朝廷说可以不经户部直接领钱，那么好处费也可以省了，但为了日后好办事，他还是将8万两如数奉上。曾国藩当然不愿如此仿效贪污，可要说完全安之如素那也太夸张了，31岁时，他的一则日记写到：“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
“别敬”就是外省官员进京办事，送给京官的红包，这在当时算是半合法的收入。曾国藩和别人聊天时听说有人拿了很大一笔“别敬”，晚上就梦到别人发财，自己羡慕不已。醒了以后，他好好作了一番自我批评，并且把这件事写进日记里警示自己，用道德压制了欲望，在肮脏的官场中抵御住了种种诱惑。
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那么下一讲我们再来说说，执掌湘军、提任两江总督后曾国藩又是如何面对财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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