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英国派出以柏郎上校为首的探路队，在近二百人的武装士兵护送下，探查缅滇陆路交通。英国驻华公使派出翻译马嘉理南下迎接。1875年1月，马嘉理到缅甸八莫与柏郎会合后，他们在未得到中方许可的情况下，向云南边境进发。2月21日，在云南腾越地区的蛮允附近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发生冲突，马嘉理与数名随行人员被打死。次日以柏郎为首的英国探路队又在班西山被阻，这两起案件合称“滇案”。滇案发生后，云贵总督岑毓英拖延蒙混，致使事件第一时间没有得到妥善处理，英方反应强烈，几至开战。
最终在英国人的压力下，清廷被迫签订了《烟台条约》。滇案在交涉中，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提出了要派人到英国赔礼道歉的要求，李鸿章便向朝廷推荐了郭嵩焘。据此，英国人赫德有建议既然派使到英国道歉，不如派出公使常驻英国，清廷接受了这个建议，遂任命郭嵩焘为首任驻英公使。
本文根据《晚清官场洋大人》改写
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后，李鸿章立即给郭嵩焘写了封信，并要他火速北上，说明因“威使调集兵船多只，恫吓要挟，所求各事，势难尽允。且滇案正文尤无妥结之法，即我以为妥，彼仍必多方吹求。惟赖明公到津后会商开导设法挽回，俾无决裂，大局之幸。”[1]要他尽快参与处理滇案交涉。
郭嵩焘一向自视甚高，看到朝廷在滇案这个棘手的中外事件上对自己寄以重望，甚为激动，星夜兼程北上于11月末赶到北京。
郭嵩焘进京后，按惯例应当尽快向两宫皇太后请安，但此时同治帝新丧。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宝鋆给他提建议说，皇帝刚去世，太后正在悲痛之中，最好等皇帝葬礼百日后再去请安。但是郭嵩焘的同年、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沈桂芬却认为，郭嵩焘既然已经进京，当应趁太后悲痛之时前去请安，更显得人情事理。听了这些建议，郭嵩焘认为，请安还是应该早些好。
1876年元旦刚过，郭嵩焘先到九卿朝房报了到，然后到军机处拜见了恭亲王奕䜣等人。拜见时，恭亲王说郭嵩焘乃南书房旧人，不必拘以礼节，并问了郭嵩焘的一些情况，仍然夸赞郭嵩焘是一个懂洋务的人，还对宝鋆和沈桂芬说，此人洋务实在精透。[2]
随后，郭嵩焘在六阿附的引领下，拜见了两宫皇太后和刚刚入宫的光绪帝。郭嵩焘代表大清出使西方这一破天荒的大事便定下来了。
向西方派出公使，毕竟是前所未有之举，该怎么前往？到英国后又该怎么办？什么时候去？郭嵩焘征询总理衙门意见，但总理衙门此时也没有个准确安排，只是估计大概要到滇案结束时才方便前往，这样笼统的答案，让郭嵩焘还真是一头雾水。在他刚进京之时，他曾经拜访过总税务司赫德，向他请教出使英国的意见，赫德认为，应该早一些动身前往英国，即便滇案一时难以了结，但是出使英国并非完全是为了滇案，重要的是以中国公使的身份出使英国，英国有了中国公使，更方便处理两国事务。赫德还说，英国对华并无领土野心，只求双方互惠。郭嵩焘想从赫德处探听英国方面对于滇案的看法，赫德说，现在英方最大的不满是中国处理该案之敷衍塞责，以及拖延与不公。[3]
1875年时的腾越古城
对于出使英国，郭嵩焘还询问赫德什么时候前往较为合适。起初，赫德认为应该在滇案结束前前往英国，郭嵩焘非常赞成赫德意见。但是，赫德对郭嵩焘出使英国又有一种疑问，会不会只是到英国道歉，然后就回来。对此，总理衙门给予了坚定的回答，郭嵩焘是驻英公使，要常驻英国。
在赫德的关注中，向英国派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1876年10月7日，从上海返回北京途径天津的赫德接到总理衙门来信得知，告诉他说，许钤身将不再去英国，而改任驻日公使，将派刘锡鸿与郭嵩焘一同出使英国。这正是赫德所期待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对有些保守的许钤身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抵触情绪。
清廷做出这个人事变动后，郭嵩焘即在等待着出使的日期。11月9日，赫德给郭嵩焘写了一封信，祝贺他成为驻英公使，并请郭嵩焘代为转交他写给金登干的一封信，当然，也要求金登干在郭嵩焘使团抵英后予以协助。
1876年12月，郭嵩焘使团踏上了出使英国的行程。出使之前，郭嵩焘本想回老家看看，为此他还请示了恭亲王奕䜣，奕䜣也同意了。但是，还没回家呢，英国驻华使馆等得不耐烦了，质问恭亲王中国使臣什么时候动身？为此，10月25日，郭嵩焘又拜访了威妥玛，威妥玛责备郭嵩焘是在借故拖延。说早一天到达英国就说明了中国在道歉问题上的诚意。在威妥玛的威逼下，郭嵩焘只好放弃了回湘之念，答允数日后离京，由海道直接赴英。
第二天，威妥玛又到总理衙门见沈桂芬、董恂等，说郭嵩焘如迟迟不肯出国，还想在上海、香港停留，甚至还想回湖南一趟的话，那就是误期出使，违反了条约规定。他叫嚣说，在郭嵩焘未到英国道歉之前，滇案不能视为了结。沈桂芬知道洋人惹不起，连连保证郭嵩焘决不耽搁，也不会回湖南，“如有必要，可立即成行”。
1896年，李鸿章（中）与英国外交官在一起
当天，威妥玛又询问郭嵩焘具体的出使日期，奕䜣答复说，郭嵩焘一定由上海启程前往英国，但是威妥玛认为中方是在故意拖延，又于29日来到总理衙门询问郭嵩焘到上海的具体时间。他说：“如中国政府有任何规避条约意向，渠将立即宣布条约无效。”[4]总理衙门官员回答，应该在两三天的样子。威妥玛即答：“本人将去上海，目睹使臣启程”。面对威妥玛的紧逼，郭嵩焘只得匆匆赶赴上海。11月下旬，郭嵩焘及使团成员先后抵达上海，英国公使威妥玛早已在这里等候。12月2日晚，郭嵩焘偕如夫人梁氏、副使刘锡鸿、参赞黎庶昌、翻译德明、凤仪及英国人马格里，还有随行英文翻译爱尔兰人禧在明及随员、跟役等30余人，冒着雨踏上了前往英国的轮船。
使团在前往英国的途中，赫德也在关注着郭嵩焘一行到英国后的生活。1876年11月17日，赫德函告金登干，驻英公使郭嵩焘一行准备启程，将于元月抵达英国。要帮助他租赁一套临时性住房。“驻英国使臣郭大人，偕副使刘大人、两名使馆秘书（二秘和三秘）、四名随员、四名译员、两名医生、六名军人（中士级的低级军官，充当勤务兵），还有他的夫人（或者不如说夫人之一）和三名女仆，以及约四十人左右的使团男仆，上星期由此启程。他可能由上海乘12月8日的邮船出发，将近元月底抵达伦敦。假如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去住饭店，开支将是十分惊人的，而他又非如此不可。除非你能为他找到住房暂住一两个月，到他找到合适的馆址永久住下为止。我将打电报要你留意这样的住房，并且认定你肯定会找得到的，我在电报之外又补上此信（信将比郭先到），使你能更充分地了解他需要什么样的临时住房。”[5]
郭嵩焘像
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还说：“关于永久性的使馆，最终会建起一所衙门的。同时，郭想建在所有其他公使集中的地区。如果其他使节住在乡间，他也住在那里；但如果他们都在城里，他也要在城里。要舒适，一所乡村住宅可能是最好的；但为了观光和学习，城里的房子较好。所以，努力安顿他住在城里。他到伦敦之后，带他和一名译员乘马车转一下，告诉他其他使节住在什么地方；然后，请他说他想在什么地区找一所或几所房子；此后，尽你所能尽快给他找一所好房子。”[6]
郭嵩焘一行经过50多天的行程，抵达伦敦。作为首任公使，郭嵩焘毕竟在外交礼节和交涉上还处于空白的状态，所以他一到英国首先遇到的是觐见的尴尬。郭嵩焘到英国的第四天，他照会英国外交部，提出拜见英国女王，呈递国书的约期。呈递国书，总理衙门也没有经验，在这个外交程式上，大清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是国书中没有列出副使刘锡鸿的名字，二是没有说明道歉钦差也肩负着驻英公使的重任。威妥玛当时虽然看出了这些问题，但是却没有指出，显然有让中国使节出丑的心态。
按照西方外交惯例，副使刘锡鸿不能觐见。经过一番交涉，英女王才准予接见。郭嵩焘出使英国，西方人在上海创办的《字林报》这样报道：“天朝亲善大使之莅临地上联合王国，未若预期之轰动。当其于苏士阿姆敦上岸时，并无来自伦敦之记者，仅由麻斯曼撰一报道送登《斯坦达报》。此后各报不时刊载有关中国使馆与先生及其随员行动消息，全出马格里安排。”报上登有中国使臣肖像的版面“又登载其他市井琐闻，殊为失礼” 。英国社会对中国公使的轻蔑，由此可见一斑。至于那个负责协助郭嵩焘外交的马格里，更是骄横专擅。郭嵩焘不懂英语，对外发表谈话常须经马格里转致。他对此事不放心，嘱咐凤仪、德明，凡马格里翻译与自己原文不符时，应立即纠正。这二位同文馆培养的高才生，熟谙英语，本来很容易监视马格里。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他们有时明明听出马格里歪曲了郭嵩焘的原意，却默不作声。致使有些事“马格里编造无数言语”，而郭嵩要讲的话，“竟无一语及之”。等到报纸刊登出来，已成事实，发现了也无法挽回，郭嵩焘气得直跺脚，但也没有办法。[7]
郭嵩焘日记《使西纪程》书影
这种尴尬的局面也使郭嵩焘感到自己作为大清国的第一任驻英公使，一举一动代表着大清的形象，必须尽快学习西方外交。因而他处处留心，但作为一个传统体制根深蒂固的帝国，此番在英国驻节，文化和种族上的差异也常常遭到英国人的耻笑。郭嵩焘到英国后，英国一家杂志《盆奇》发表了一幅漫画，画中将郭嵩焘画成了一只拖着长辫的猴子，与英国对眼相视。这些情况都使郭嵩焘感受到了弱国外交的艰难。
郭嵩焘毕竟是大清第一任驻英公使，也意味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国门，遭遇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而，赫德也电告金登干尽力予以协助。“郭起初想要海关的人当翻译，但有人使他改变了主意。现在他出去只带中国人和一个名叫马格里的人。此人离开金陵机器局之后，李鸿章想给他安排一个职位。很有可能，郭将需要外国译员，而在英国的一些会讲汉语的人（霍尔特、道格思、星察理、佩恩、李泰国等等）会试图尽力抓住他。我们必须先下手，并且防止：1、他落入坏人的掌握中；2、从海关来源以外招用与使馆有关的外国雇员阶层的形成。因此我授权你立即把屠迈伦和佘德或贾雄格叫到伦敦来（最好是佘德，如果能找到他的话），派屠迈伦到巴黎去迎接郭，并陪伴他一直到他住进伦敦的住所，还把屠迈伦留在你手边，直到郭完全安顿下来适应了伦敦的节奏。这样做，你便可以防止郭被迫去抓外人或被外人抓到手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了，但郭可能会担心我们干涉他的事，所以不要过分明显地把屠迈伦推到他身边；你只把屠留在手边，让他偶尔去看望郭一下，并以不太介入的态度去为他做各种事情。我要你如此行事，不只是要防范冒险的外人，而且还要使郭摆脱外交部和威妥玛等方面。”[8]
虽然，赫德对郭嵩焘的帮助有私利的成分，但是在赫德与金登干的帮助之下，驻英使馆逐渐走向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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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曾永玲：《郭嵩焘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页。
[2]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8页。
[3]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第166页。
[4]曾永玲：《郭嵩焘大传》，第225页。
[5]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一卷，第460页。
[6]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一卷，第461页。
[7]曾永玲：《郭嵩焘大传》，第237、238页。
[8]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一卷，第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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