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导言
近一段时间，新冠病毒肆虐华夏，并迅速蔓延至全球。定神检讨，可以说该疫情的蔓延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国内而言，由于地方官员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导致错失最佳防控时期，疫情蔓延全国。中央遂及时换帅调兵，在高度的反应速度和调度能力之下，疫情出现了逆转，目前已经基本上得到了遏制，从而为世界树立起“中国经验”。但是就在中国“战疫”进入战略反攻之际，病毒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传播，登陆日本、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多国并铺展开来。究竟是什么导致新冠病毒在中国上演悲剧后，仍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凶残地席卷更多的国家。笔者认为，除了其传染性强、潜伏期不确定、以及现代交通发达等客观因素外，一个主要的主观因素是有恃无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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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恃无恐使得民众变得非理性
3月4日，美国疾控中心停止公布检测人数，解释称由于美国每个州独立报告确诊结果，导致美国疾控中心不能掌握全国情况，目前“正在升级系统”。美国民众此前已经对新冠检测上的不满持续了一个多星期了。
所谓“恃”，是人们在潜意识中对现代科学的高度信赖；所谓“恐”，是霍布斯笔下的人性之中作为最强烈的情感--对暴死的恐惧。
那么，为什么无恐呢？
早在1月30日首次确诊两例病例时，意大利政府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但是距时将近一个月，仍然没有唤起民众的警觉意识，半程马拉松照常举行，人群照常聚集。甚至意大利体育部长斯帕达弗拉上周三（26日）曾表示，疫情已经停止传播，3月2日以后无需停止体育竞赛。但他们现在改口表示，考虑到疫情紧急状态，政府可能要求意甲等职业体育及大型赛事在室内空间进行。
笔者认为这是由新冠病毒的特性决定的，感染上这种病毒的人大多不会马上显现病症，并且在短时间内死亡，它的真正恐怖之处在于传播快以及具有一定概率的致死性。而“具有一定概率”的致死性以及主观上较低的“机缘性”地被感染，就将“对疫情的恐惧”和“对暴死的恐惧”判然区别开来（而对暴死的恐惧是人们走向政治生活的起点）。例如，在疫情期间，部分岗位（也包括部分地方的教师）“迫于”单位的需要出来执勤站岗，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除了托病的）还是基于职业伦理或正义感守卫在第一线，但如果设想是站岗防止街上随处可见的恐怖分子，我想大多数人就不会愿意去站岗了。
一位日本官员直接对公众说：没有症状，就不会传染
因此，公民抑或某些政府无恐是基于冠状病毒的非暴死性，而非暴死性导致人们蜷缩于私人领域（我行我素），不愿公权力的介入和规制，而政府也不愿意牺牲经济去做“无所谓”的介入。
我们可以看看在疫情形势在中国变得严峻之后，并且已在多国登陆后各国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态度。
从左至右：“听说年轻就不会死”。2月21日，韩国首尔宣布禁止大规模集会活动，首尔市长劝告大家不要聚集，却遭到一致辱骂攻击。2月22日，首尔街头就是这样一副景象，大批民众聚众集会，戴口罩的寥寥无几。
尽管法国国内疫情愈来愈严重，但工会仍然要在3月3日发起大罢工。虽然政府取消了原定3月1日举行的巴黎半程马拉松赛，但仍然有不少民众自发参加，并对政府的措施感到愤怒。
要说在基于非暴死的恐惧之下采取果断行动的要数意大利。
早在1月30日首次确诊两例病例时，意大利政府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但是这一果断决策未能阻止病毒扩散，如今已成为欧洲疫情最重的国家。不仅如此，有议员戴口罩进入议会被质疑，也有被封锁的市镇的居民未戴口罩聚集街头，呼吁“要自由”……
这种基于非暴死性的无恐所带来的后果是其成为人们为“自由”辩护，抵抗“政府”干预，也甚至成为国家“牺牲人命保经济”的冠冕堂皇的借口。
可以说，自从中国发生首度为人所知的病毒导致的疫情后，法国政府完全失职失能，犯下严重的战略性判断失误，白白浪费了一个月极其宝贵的时间，就是现在采取的措施也不够，甚至存在问题。比如禁止5000人以上的聚会，但电影院、歌剧院、各种博物馆、红蘑坊、酒吧仍然是人群聚集的地方。中国这样的体制，只要政治精英做出正确判断，就可以迅速采取措施。但在西方，只有大众也觉悟了或者意识到了，才能采取措施。
这透射出西方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危机面前的极度脆弱性。
因此，笔者认为并不是只要在国家的宪法中规定了“紧急状态”就能够在实践中予以轻易认定抑或产生中国经验式的全国动员。
施密特的政治神话幽灵以启示的形式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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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技术范式下的现代理性
施密特承接了韦伯的“现代性理性”危机的命题，终其一生都在思考如何克服在新教伦理下产生的基于确定的机械的因果律和高效率生产的经济技术所带来的价值中立和实质内容缺失的形式理性问题。
为此他试图在政治浪漫派的非理性路线和经济技术的抽象形式理性路线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政治的神话路线（依次寄托于天主教、民众直选的总统权威和人民国家的同一性），企图通过编织神话来制造在经济技术范式下遗失的实质意义，战胜技术的宗教。
在政治体制方面，施密特猛烈地批判了议会民主制度，认为自由的宪政主义不仅构建了一个系统化的“政治机器”从而排除了非常状态的存在，而且认为自由主义基于私人性的圣化从而贬低了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和政治沦为各个社会利益集团通过民主投票和公开辩论角逐各自利益的场地和机器，拥有政治权力的国家被融入社会领域之中。同时通过分权和权力的相互制衡来压制主权问题。施密特从《政治的神学》中得出的结论是：分权制的自由宪政主义只不过是过于机械的构造，它在面对例外时必然使得国家瘫痪，因为它搞不清谁是主权者，谁必须在那个时刻决断和行动。
据此，施密特不相信人民可以民主地管理自己，尤其是在危急时刻（尤其是重大疫情期间）更容易表现为非理性，但是这并不代表人民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需要被社会精英（包括知识精英、全民公投选举的体现同质国家的专政者、面对例外状态时做决断的主权者、法学教授等）通过编织政治神话去引导、使其恐惧进而捕获其心灵（例如施密特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一个恐惧的状态，这种战争的潜在性和极端主观的不确定性加剧了恐惧，因为它们确保了危险的常在。
而在例外状态下就会出现霍布斯意义上的“恐惧”的自然状态，因为他们时刻面临暴死的危险），因此需要将人民视为一个抽象的统一体，而不是由无数个人的量上集合，这种抽象的统一体通过直接选举进而产生整体的政治意志，统合在民选总统（也即主权者）手中，以便在危急时刻守护人民。
从施密特对经济技术范式下的现代理性的批判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欧美民主议会制的自由主义宪政模式在紧急状态下的脆弱性和群众动员能力的不足。这种范式下的个人是（工具）理性的个人（他们会依据自己的利益聚合为众多的社会利益团体），
他们在所谓的紧急状态下（客观事实）拥有对暴死恐惧的主观判断权，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根据对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策略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在本次疫情中表现为当民众没有处于对暴死的恐惧之前，人们仍然拒绝对例外状态中主权者的诉诸，这就导致国家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动员。而只有当出现了一定严重的后果，在人们中间逐渐升腾对具体个人生命的威胁后，这才逼使人们放弃对暴死恐惧的主观判断权的诉诸，在政府的动员下采取隔离等防控措施，然而此时疫情已经很难控制，并带来大量的民众感染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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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神话（信仰）范式下的人民理性
是什么将全国各族人民牢牢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并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举全国之力抗击疫情呢？
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是关于人民的概念；第二是暴死恐惧判断权的归属主体。
亨廷顿曾评论说：列宁并不是马克思的门徒，列宁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政治理论，因为对马克思来说，关键是社会阶级；对列宁来说，关键是政党。列宁把政治制度即党提高到社会阶级和社会势力之上的地位，这个党的目标必须是创造一个领导无产阶级斗争的革命家组织，这个组织必须克服工人阶级单纯追求物质利益的倾向，并树立起更宽广的政治意识。而中国共产党恰恰具备一个独立于各社会势力去达到自己目标的政治组织，并且吸收和动员一切社会集团，集中于人民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之中。
在经济技术范式下的自由宪政民主制中，人民的概念是一个“数”的概念，是无数个个体根据自身利益聚合在一起的团体，国家的行动取决于在算数上占多数的社会团体的意志，体现的是那部分占多数的社会团体的利益，因此在危机的情况下（例如新冠疫情）对于暴死恐惧的判断权由这些人和社会团体掌握。相反，在政治神话（信仰）范式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表大会制度体制中，人民的概念是一个“质”的概念，它代表的是包括所有中国人在内的整体的和抽象的人民，与党的宗旨和国家具有同质性（同一性）。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超越了作为“量”上的人民的私人利益考量，将所有人的福祉系于一身，贯彻党的目标就是贯彻人民的意志和福祉，这才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神话，才是联结政治与社会之间的纽带，才是社会动员的终极奥义。在本次疫情之下，中国共产党把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视为己任，在即使该疫情具有非暴死的性质的前提下，仍然把对于人民中任何人的无辜死亡(不予控制或者放任其死亡)的恐惧都视为对（整体）人民暴死的恐惧。由此党对人民暴死的恐惧就是进行社会动员的理由和正当性基础，无论经济损失多么巨大，耗费多么大的成本，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永远摆在第一位。
相比之下，某些宣扬人权的自由宪政国家，却尽量不检测或者检测的标准设的非常高。
一是避免社会恐慌,影响经济生活；二是全部都检测，那么一下就会有好多感染者，集体挤兑医疗资源，直接造成医疗资源的崩溃，损失可能更大。
彭斯之前还告诉我们不雅恐慌，不戴口罩，我们恐慌的原因，完全是因为他们在隐瞒疫情。
因此，在笔者看来，恰恰是具有致力于在危急时刻不抛弃和放弃每一个公民的执政理念，才开启了人文关怀的“恐惧”，谱写了中国经验！
作者介绍：陆帅文，中国政法大学2017级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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