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導言
近一段時間，新冠病毒肆虐華夏，並迅速蔓延至全球。定神檢討，可以說該疫情的蔓延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就國內而言，由於地方官員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導致錯失最佳防控時期，疫情蔓延全國。中央遂及時換帥調兵，在高度的反應速度和調度能力之下，疫情出現了逆轉，目前已經基本上得到了遏制，從而為世界樹立起“中國經驗”。但是就在中國“戰疫”進入戰略反攻之際，病毒在世界範圍內開始傳播，登陸日本、韓國、意大利、伊朗等多國並鋪展開來。究竟是什麼導致新冠病毒在中國上演悲劇後，仍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兇殘地席捲更多的國家。筆者認為，除了其傳染性強、潛伏期不確定、以及現代交通發達等客觀因素外，一個主要的主觀因素是有恃無恐。
1
有恃無恐使得民眾變得非理性
3月4日，美國疾控中心停止公佈檢測人數，解釋稱由於美國每個州獨立報告確診結果，導致美國疾控中心不能掌握全國情況，目前“正在升級系統”。美國民眾此前已經對新冠檢測上的不滿持續了一個多星期了。
所謂“恃”，是人們在潛意識中對現代科學的高度信賴；所謂“恐”，是霍布斯筆下的人性之中作為最強烈的情感--對暴死的恐懼。
那麼，為什麼無恐呢？
早在1月30日首次確診兩例病例時，意大利政府就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但是距時將近一個月，仍然沒有喚起民眾的警覺意識，半程馬拉松照常舉行，人群照常聚集。甚至意大利體育部長斯帕達弗拉上週三（26日）曾表示，疫情已經停止傳播，3月2日以後無需停止體育競賽。但他們現在改口表示，考慮到疫情緊急狀態，政府可能要求意甲等職業體育及大型賽事在室內空間進行。
筆者認為這是由新冠病毒的特性決定的，感染上這種病毒的人大多不會馬上顯現病症，並且在短時間內死亡，它的真正恐怖之處在於傳播快以及具有一定概率的致死性。而“具有一定概率”的致死性以及主觀上較低的“機緣性”地被感染，就將“對疫情的恐懼”和“對暴死的恐懼”判然區別開來（而對暴死的恐懼是人們走向政治生活的起點）。例如，在疫情期間，部分崗位（也包括部分地方的教師）“迫於”單位的需要出來執勤站崗，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人（除了託病的）還是基於職業倫理或正義感守衛在第一線，但如果設想是站崗防止街上隨處可見的恐怖分子，我想大多數人就不會願意去站崗了。
一位日本官員直接對公眾說：沒有症狀，就不會傳染
因此，公民抑或某些政府無恐是基於冠狀病毒的非暴死性，而非暴死性導致人們蜷縮於私人領域（我行我素），不願公權力的介入和規制，而政府也不願意犧牲經濟去做“無所謂”的介入。
我們可以看看在疫情形勢在中國變得嚴峻之後，並且已在多國登陸後各國政府和人民群眾的態度。
從左至右：“聽說年輕就不會死”。2月21日，韓國首爾宣佈禁止大規模集會活動，首爾市長勸告大家不要聚集，卻遭到一致辱罵攻擊。2月22日，首爾街頭就是這樣一副景象，大批民眾聚眾集會，戴口罩的寥寥無幾。
儘管法國國內疫情愈來愈嚴重，但工會仍然要在3月3日發起大罷工。雖然政府取消了原定3月1日舉行的巴黎半程馬拉松賽，但仍然有不少民眾自發參加，並對政府的措施感到憤怒。
要說在基於非暴死的恐懼之下采取果斷行動的要數意大利。
早在1月30日首次確診兩例病例時，意大利政府就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但是這一果斷決策未能阻止病毒擴散，如今已成為歐洲疫情最重的國家。不僅如此，有議員戴口罩進入議會被質疑，也有被封鎖的市鎮的居民未戴口罩聚集街頭，呼籲“要自由”……
這種基於非暴死性的無恐所帶來的後果是其成為人們為“自由”辯護，抵抗“政府”干預，也甚至成為國家“犧牲人命保經濟”的冠冕堂皇的藉口。
可以說，自從中國發生首度為人所知的病毒導致的疫情後，法國政府完全失職失能，犯下嚴重的戰略性判斷失誤，白白浪費了一個月極其寶貴的時間，就是現在採取的措施也不夠，甚至存在問題。比如禁止5000人以上的聚會，但電影院、歌劇院、各種博物館、紅蘑坊、酒吧仍然是人群聚集的地方。中國這樣的體制，只要政治精英做出正確判斷，就可以迅速採取措施。但在西方，只有大眾也覺悟了或者意識到了，才能採取措施。
這透射出西方的社會治理模式在危機面前的極度脆弱性。
因此，筆者認為並不是只要在國家的憲法中規定了“緊急狀態”就能夠在實踐中予以輕易認定抑或產生中國經驗式的全國動員。
施密特的政治神話幽靈以啟示的形式重新出現。
2
經濟技術範式下的現代理性
施密特承接了韋伯的“現代性理性”危機的命題，終其一生都在思考如何克服在新教倫理下產生的基於確定的機械的因果律和高效率生產的經濟技術所帶來的價值中立和實質內容缺失的形式理性問題。
為此他試圖在政治浪漫派的非理性路線和經濟技術的抽象形式理性路線之間尋找第三條道路—政治的神話路線（依次寄託於天主教、民眾直選的總統權威和人民國家的同一性），企圖通過編織神話來製造在經濟技術範式下遺失的實質意義，戰勝技術的宗教。
在政治體制方面，施密特猛烈地批判了議會民主制度，認為自由的憲政主義不僅構建了一個系統化的“政治機器”從而排除了非常狀態的存在，而且認為自由主義基於私人性的聖化從而貶低了公共領域，公共領域和政治淪為各個社會利益集團通過民主投票和公開辯論角逐各自利益的場地和機器，擁有政治權力的國家被融入社會領域之中。同時通過分權和權力的相互制衡來壓制主權問題。施密特從《政治的神學》中得出的結論是：分權制的自由憲政主義只不過是過於機械的構造，它在面對例外時必然使得國家癱瘓，因為它搞不清誰是主權者，誰必須在那個時刻決斷和行動。
據此，施密特不相信人民可以民主地管理自己，尤其是在危急時刻（尤其是重大疫情期間）更容易表現為非理性，但是這並不代表人民就是一群烏合之眾，他們需要被社會精英（包括知識精英、全民公投選舉的體現同質國家的專政者、面對例外狀態時做決斷的主權者、法學教授等）通過編織政治神話去引導、使其恐懼進而捕獲其心靈（例如施密特認為霍布斯的自然狀態是一個恐懼的狀態，這種戰爭的潛在性和極端主觀的不確定性加劇了恐懼，因為它們確保了危險的常在。
而在例外狀態下就會出現霍布斯意義上的“恐懼”的自然狀態，因為他們時刻面臨暴死的危險），因此需要將人民視為一個抽象的統一體，而不是由無數個人的量上集合，這種抽象的統一體通過直接選舉進而產生整體的政治意志，統合在民選總統（也即主權者）手中，以便在危急時刻守護人民。
從施密特對經濟技術範式下的現代理性的批判之中，我們可以看到歐美民主議會制的自由主義憲政模式在緊急狀態下的脆弱性和群眾動員能力的不足。這種範式下的個人是（工具）理性的個人（他們會依據自己的利益聚合為眾多的社會利益團體），
他們在所謂的緊急狀態下（客觀事實）擁有對暴死恐懼的主觀判斷權，這就意味著他們可以根據對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策略來決定自己的行為。
在本次疫情中表現為當民眾沒有處於對暴死的恐懼之前，人們仍然拒絕對例外狀態中主權者的訴諸，這就導致國家不能形成有效的社會動員。而只有當出現了一定嚴重的後果，在人們中間逐漸升騰對具體個人生命的威脅後，這才逼使人們放棄對暴死恐懼的主觀判斷權的訴諸，在政府的動員下采取隔離等防控措施，然而此時疫情已經很難控制，並帶來大量的民眾感染和死亡。
3
政治神話（信仰）範式下的人民理性
是什麼將全國各族人民牢牢團結在黨中央周圍，並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舉全國之力抗擊疫情呢？
筆者認為主要包括兩方面：第一是關於人民的概念；第二是暴死恐懼判斷權的歸屬主體。
亨廷頓曾評論說：列寧並不是馬克思的門徒，列寧使得馬克思主義成為一種政治理論，因為對馬克思來說，關鍵是社會階級；對列寧來說，關鍵是政黨。列寧把政治制度即黨提高到社會階級和社會勢力之上的地位，這個黨的目標必須是創造一個領導無產階級鬥爭的革命家組織，這個組織必須克服工人階級單純追求物質利益的傾向，並樹立起更寬廣的政治意識。而中國共產黨恰恰具備一個獨立於各社會勢力去達到自己目標的政治組織，並且吸收和動員一切社會集團，集中於人民和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之中。
在經濟技術範式下的自由憲政民主制中，人民的概念是一個“數”的概念，是無數個個體根據自身利益聚合在一起的團體，國家的行動取決於在算數上佔多數的社會團體的意志，體現的是那部分佔多數的社會團體的利益，因此在危機的情況下（例如新冠疫情）對於暴死恐懼的判斷權由這些人和社會團體掌握。相反，在政治神話（信仰）範式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大表大會制度體制中，人民的概念是一個“質”的概念，它代表的是包括所有中國人在內的整體的和抽象的人民，與黨的宗旨和國傢俱有同質性（同一性）。這也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超越了作為“量”上的人民的私人利益考量，將所有人的福祉繫於一身，貫徹黨的目標就是貫徹人民的意志和福祉，這才是當代中國的政治神話，才是聯結政治與社會之間的紐帶，才是社會動員的終極奧義。在本次疫情之下，中國共產黨把維護人民的生命安全視為己任，在即使該疫情具有非暴死的性質的前提下，仍然把對於人民中任何人的無辜死亡(不予控制或者放任其死亡)的恐懼都視為對（整體）人民暴死的恐懼。由此黨對人民暴死的恐懼就是進行社會動員的理由和正當性基礎，無論經濟損失多麼巨大，耗費多麼大的成本，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永遠擺在第一位。
相比之下，某些宣揚人權的自由憲政國家，卻儘量不檢測或者檢測的標準設的非常高。
一是避免社會恐慌,影響經濟生活；二是全部都檢測，那麼一下就會有好多感染者，集體擠兌醫療資源，直接造成醫療資源的崩潰，損失可能更大。
彭斯之前還告訴我們不雅恐慌，不戴口罩，我們恐慌的原因，完全是因為他們在隱瞞疫情。
因此，在筆者看來，恰恰是具有致力於在危急時刻不拋棄和放棄每一個公民的執政理念，才開啟了人文關懷的“恐懼”，譜寫了中國經驗！
作者介紹：陸帥文，中國政法大學2017級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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