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60年代，清王朝經過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巨大打擊，清王朝的統治已經風雨飄搖。
為了應付這種內憂外困的局勢，一些有識之士在目睹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強大，決定通過學習西方列強，走向自強。
於是在中央大員恭親王奕訢、軍機大臣文祥等人和地方大員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的強勢推動下，中國正式開始了自己的近代化征程，史稱“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最主要的措施就是關於洋務的辦理，這些洋務的主要內容包括設立總理衙門、設立南北洋通商大臣、編練新式海陸軍隊、開辦近代工廠（造船、造炮、造槍等等）、鋪設鐵路電報、創建報刊、開辦西式學堂、幼童留學、設同文館等項目。
規模如此浩大的運動必然有個綱領性思想。
在歷史上，每一場大型的運動都需要綱領性思想。比如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教、變法維新的託古改制、清末新政的君主立憲、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等等。
綱領性思想很重要，因為這是一場運動的指導思想，所謂“名正言順”，“師出有名”，綱領性思想就是這場運動的基石。
洋務運動當然也有自己的綱領性思想。那就是“師夷長技以制夷”——通過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實現“自強”、“求富”以安定人心、攘除外夷（驅逐西方列強）。
“師夷長技以制夷”是魏源在其《海國圖志》中提出來的最主要思想內容，原文為“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
中國需要學習西夷的長處，因為“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
但是魏源主張“經世致用”的儒家經世思想，他的思想重心還是偏重於中國傳統經學的實際運用，也就是儒家思想裡面的實用主義派。
在實際運用中就是洋務運動的那些措施，把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工程技術，比如火槍、造船、火炮、練兵啊什麼的學習過來，然後再用學過來的東西打敗列強。
正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李鴻章就認為：“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於西人之上，獨火器乃萬不能及。”
引進西方列強先進的軍事技術，購買和仿造西方洋槍洋炮輪船是洋務運動的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
後來洋務派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基礎上更進一步，那就是“中體西用”。
“中體西用”思想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中心，以西方各種實用科學和工程技術為輔的一種改革思想。
洋務派雖然天天忙著學習西方，效仿西方，但在他們眼中西方的所有東西只是工具，中國的傳統才是不可變更的，二者的地位並沒有隨著洋務運動的展開而有所縮短，反而由於洋務派的做法損害了很多士紳地主階層的利益和老百姓的生計而越來越大。
最後，洋務派幾乎都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中國第一場近代化運動正式宣告失敗，而中國也在一次次戰敗中逐漸沉淪，成為半封建半殖民國家。
但是“師夷長技以制夷”這句話傳到日本，卻因為翻譯不規範而遭到日本人的曲解。
1853年7月8日美國海軍准將培裡率領艦隊強行駛入江戶灣的浦賀及神奈川地區。在美國的武力威脅下，日本德川幕府被迫接受了開放港口的要求，並且在1854年3月31日在神奈川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日美神奈川條約），這款不平等條約的主要內容就是日本同意開放下田、箱館（今函館）兩個海港港口，美國的船隻都可以在這兩個海港港口得到燃料和食物等物資的供應，美國還可以在這兩個海港港口派駐領事，並享有最惠國待遇。
不久之後，英國、俄國、荷國等西方列強蜂擁而至也和日本政府簽訂了所謂的“親善條約”，這些不平等條約使得日本有志之士的危機感大大增強，他們急需國家自強的理論思想。
日本是一個很善於學習的民族，日本這種“學習和求知的慾望”，成為其學習外來先進文明的動力和源泉，也預示著日本在面對外來壓力的情況下，能夠做出積極地應對。
但是這時候的日本和中國一樣，大搞閉關鎖國的政策，和外界基本不交流，唯有的幾個交流的國家只有清王朝和朝鮮等少數幾個。
很多日本有志之士都在想一個問題：“為什麼日本打不過洋人？”他們都帶著同一個問題開始了思考，開始了追尋。
在古代日本，日本作為“蠻夷之邦”，被稱之為“倭國”。“倭國”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很落後，對中華文明非常仰慕，於是，不惜萬般艱辛，遠渡重洋，學習中華文明。
在日本的遣唐使節團，斷斷續續的“勘合貿易”，使日本在長期學習中國先進文明的征程中，逐漸成為一個走出蠻荒社會的文明之國。
這一次，日本有志之士決定效法古人，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中國。
其中有一名叫做高杉晉作的日本志士來到了中國。這位高杉晉作比其他日本志士思考的更多，他不僅在思考日本為什麼戰敗，還在思考中國戰敗的原因。
在高杉晉作看來，日本打不過洋人是因為國家太小、實力有限，但中國國土遼闊無比、人口更是以萬萬計，清王朝皇帝的文治不好說，但是武功卻是極其光耀奪目，那為何清王朝碰到洋人也毫無招架之力呢？
帶著這些問題，他來到了中國上海。
當時的中國太平天國運動如火如荼，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和一位逃亡到上海的中國開明士紳結成好友，結伴同行。
因為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緣故，高杉晉作因此經常與這位中國開明士紳對自己國家黯淡無光的前途和命運進行了探討。
這位中國開明士紳在吐槽“我大清國要完”的同時，也高度讚揚了魏源和他的《海國圖志》，認為要剿滅太平軍、抵抗西洋人必須“師夷長技以制夷”。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
高杉晉作從此也成為了魏源的擁躉，經過幾次談論，魏源作為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成為了他心中的第一偶像，而魏源寫的《海國圖志》自然而然成為了他最渴望閱讀的必讀書目。
他到處去尋找《海國圖志》這本書。
《海國圖志》其裡面對洋人的發展和科技文化進步都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總結。但是這本書寫出來後，在清朝根本沒人關注，也沒人看，成了無人問津的垃圾。
加上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起，在這兵荒馬亂的年代，誰會去關注一本書，即便這書非常的有價值，即便這書是著名學者寫的。
最終，高杉晉作跑遍了上海都沒買到他期盼許久的中文原版《海國圖志》。
他根本無法理解這種情況，為什麼這麼重要的書籍在這麼大的地方居然無法買到？不是應該每個人一本嗎？
最終高杉晉作根據自己蒐集的資料，摻雜了一些自己的想法，編纂了一本不倫不類的《海國圖志》節選本。
這本《海國圖志》節選本帶回日本，立刻被奉為傳世經典，在日本引起巨大轟動，連續印刷再版了十幾次，成為日本最暢銷的書籍，幾乎人手一本。
正是這本書奠定了日本國民開化的基礎，也是這本書開啟了日本進行改革的急先鋒。
這本書也成為了日本明治維新的綱領性文件，“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成為日本改革的綱領性思想。
這也就是魏源的《海國圖志》被稱為明治維新領航者的書籍的原因。
但是隨著明治維新的開啟，日本越來越開放，正本《海國圖志》也流入了日本。
很多人發現這和高杉晉作翻譯的《海國圖志》差異很大。
最著名的就是對“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理解，魏源和洋務派的理解就是“中體西用”，必須保護好中華文明傳統文化內涵；而高杉晉作的理解就是隻要是“西夷”先進的，一律都要引進和改革，包括思想，包括文化，包括任何對日本發展有益的一切的一切。
高杉晉作自己走歪了，而後來的日本志士也跟著他一起走歪了。
等到正版《海國圖志》傳到日本，日本明治維新運動已經大勢已成，無可阻擋。
或許走歪了的是中國，而不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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