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當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其影響所及必將超出經濟數字的簡單範疇。
2019年7月，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組織參與了起草一封向美國總統特朗普以及美國國會發出的公開信，刊登在美國《華盛頓郵報》上，標題為《中國不是敵人》。公開信由100名美國資深亞洲以及中國問題專家聯合簽署，他們在信中從七個方面闡述了對美國政府對華政策負面導向的擔憂，並且提出了政策建議。《南風窗》記者在上海對李成進行了專訪。
創造中國奇蹟後要換位思考
《南風窗》：
在你看來，過去20年，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發生的最深刻的變化趨勢是什麼？
李成：變化最大的趨勢就是中國的“崛起”。中國從一個落後、閉塞的國家成為一個開放的、高速發展的國家。改革開放的發展讓中國跟世界接軌，現在又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以非常快的速度在趕超美國。
在經濟地位迅速增長之後，中國人要改變心態，要換位思考，要理解為什麼西方對中國有很多敵意和批評，要更多地知道中國成為一個大國以後，它所帶來的責任，尤其是別人怎麼看中國，中國應該怎樣表達真實的想法。
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外國人感到不安，有些人不理解，有些人懷有敵對情緒，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最關鍵的是通過各種溝通，讓別的國家理解中國是以包容性的增長來發展，不是來挑釁其他國家，以其他國家的衰落為代價，而是真正意義上尋找大家共同發展的路。在這個過程當中“一帶一路”倡議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因為中國奇蹟當中有一個就是基礎設施的發展。這就是奇蹟的發生。
《南風窗》：問題在於，當中國面臨打壓的時候，那也很容易讓人們懷疑，西方對中國是不是充滿了惡意？
李成：當然有人是惡意的，我認為西方打壓中國實際上是不可取的。可大多數人並不是惡意而是不瞭解，而且大多數的西方的企業還是想從中國發展中分一杯羹的。同時西方對中國的有些顧慮是合理的，因為中國的經濟、科技的發展，這跟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是有關係的，跟中國政府主導的市場開放是有關係的，但是跟西方對中國的開放就沒有關係嗎？
跟西方技術引進中國沒有關係嗎？西方對中國的很多顧慮，比如對知識產權的重視，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中國經濟發展本身的利益所在。
所以，我覺得中國人也應該更多換位思考，不能把所有西方的批評都認為是陰謀論，或者認為是惡意的，而是看到其中有很多合理的因素。還是要像現在中國領導人所說的一樣，要包容發展、共同發展。這不是講講而已，而要真正落實。
所以我們看到“一帶一路”倡議強調基礎設施的發展，在拉美、非洲、中東已經產生非常良好的影響，但是對於周邊國家和西方國家來說也會有個理解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西方的很多經驗教訓實際上也是中國應該吸取的。
現在西方對中國有一些誤解，有時候也有利益的衝突、意識形態的衝突，問題是要採取不同的方式來對待這三種矛盾：一種是誤解，一種是意識形態，一種是西方的打壓。
中產階層的崛起
《南風窗》：你在2010年出版的《中產中國》一書中討論了中國中產階層的崛起。如何理解中國中產階層的重要性？
李成：實際上這是我第二本寫中國中產的書，在英文世界的第一本是1997年，但是投稿以後都被拒絕了，原因都是編審的學者不認為中國有中產階層，他們認為中國只有一些很少的官僚或者富翁，其餘大多數都是平民百姓，而且認為中產階層的概念是西方民主和公民社會的，不適合於中國。
後來我把中產這個概念淡化了，這本書還是出版了，叫《重新認知中國：改革的動力與困境》。實際上即使到了2010年，西方很多學者還是不認可中國的中產階層，那本書還是英文世界裡面第一本對中國中產階層的研究專著，這也說明西方對中國的研究是非常滯後的。
但我們要理解這種變化的大背景是西方的中產階層在萎縮，從20世紀70年代的60%多到現在可能是50%左右，這是很嚴重的一個變化。全球化給中國帶來的是各個收入群體都在增長，儘管精英可能增長更快一些，但至少都在增長，尤其是脫貧。中產階層的崛起在過去20年給中國經濟、社會各方面帶來了深遠影響。但是美國各個收入群體從80年代開始只有一個群體收入是增長的，那就是20%的精英群體。
而且西方中產階層很脆弱，美國人很多沒有儲蓄的習慣，如果失業的話，他們的生活馬上就會改變，因為大多數人有負債，子女教育投入、保險、房貸、房產稅等，如果沒工作的話，是不能夠維持的，必須馬上賣房週轉。整個中產階層的萎縮，導致消費模式的變化和市場萎縮，競爭力的逐漸消失。
這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比如中國中產階層很多在大城市都有不止一套房子，而且這個人群的規模正在從一線城市擴展到二三線城市。
所以從比較視野來看，中產階層的崛起實際上是中國發展模式當中最顯著、最耀眼的一個變化。中國中產階層的成長不僅是中國自己的事情，也是世界性的問題。
中產階層有個特點，它是社會的穩定劑。它有政治取向，因為不管是哪個地方的中產階層都認為我上交賦稅了，我就應該享有權利。
中產階層的健康發展改變著中國的未來，政府跟社會的關係也在不斷改變，但是不一定就是西方所預期的那樣，中國有自己的發展邏輯和實踐模式。所以我還是比較樂觀地來看待中國的中產階層的發展。
新時代的國家形象與大國關係
《南風窗》：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開始注重國家軟實力的培育。目前中美經貿關係的緊張和反覆，加徵關稅、打擊中國企業、科技脫鉤等一系列動向令不少人擔憂，中美關係的變化是否已經進入新的時期？
李成：正如你所說，很遺憾中國的發展被西方認為是挑戰性的，最終會改變世界的秩序，我認為這種看法是錯的，因為這是一個雙方的互動關係，美國有時候往往把對方合理的要求、主張、發展，都理解為咄咄逼人的競爭和挑戰，但是同時中國也要了解美國的這種心態。
我作為對兩個國家的觀察者擔心的是，互相的猜忌和疊加的焦慮會造成螺旋形加深的困局，你怕我我怕你，這種懼怕會造成很多判斷上的失誤。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和第二經濟大國的衝突帶來的巨大影響，我們現在正在承受，它是世界性的，它會影響世界經濟的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是非常深遠的。有經濟摩擦、貿易摩擦並不奇怪，但是大家還是要尋找到共同點來對話。
首先要知道經濟上的互動，它不僅是商業利益，它還會帶來對世界和平的貢獻，正是因為這種連接和互相依賴，使世界避免了很多其他領域的摩擦。
現在的挑戰就是一旦貿易和經濟脫鉤了以後，就像西方有些人所主張的，它所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上和科技上的，也帶來了很多安全上的隱患，這是我和我的同事在西方經常指出來的問題。
選擇的過程非常痛苦，需要一定的時間，需要妥協，但是我相信西方的有識之士最終會尋找到一個比較好的方法，對話跟對立哪個好，我想大家都是知道的。在有些方面大家互相讓步，關係就會柳暗花明，而不是老往一個極端的方向發展，任由猜疑、焦慮、恐懼帶我們走上不歸之路。
《南風窗》：從認知層面上講，在面對新的尤其是複雜的關係的時候，很容易回到思維定式上面。在你看來，美國的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對中國的認知經歷了什麼變化？
李成：對，但也不能把美國看成是鐵板一塊，我現在講有三個美國，一個是特朗普政府代表的美國，要跟中國打貿易戰，要制裁中國，同時在朝核問題上得到中國的幫助。
還有第二個美國，就是所謂的精英階層和利益集團，包括國會、軍隊、智庫、大學、媒體等，他們對中國的擔憂和批評與特朗普並不完全一致，有些的確希望給中國壓力，希望中國改變。這其中真正倡導要脫鉤、要打壓中國的其實不多。
第三個美國實際上是企業界、華爾街、地方政府和美國的消費者，他們眼中的中國是不一樣的。當我跟美國的企業家走在外灘，可以看出他們發自內心的那種興奮、激動，而不是妒忌和仇恨，因為他們看到的是世界市場的變化，在意的是未來市場將會在哪裡。美國現在是一個很分裂的國家，如果把特朗普代表的美國理解成全部的美國那是非常具有誤導性的。
中美關係處在一個非常艱難的關口，有樂觀的方面，也有悲觀的理由。因為世界歷史的發展有很多偶然性，並不完全是有規律可循的，在這個過程當中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談中美關係和當今的世界離不開特朗普現象，但是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一個催化劑，不是根本的原因，西方的焦慮是非常複雜的。特朗普現象是暫時的，但中國在經濟、科技領域帶來巨大的挑戰將會是長期的。
我們還是要透過這種現象去看到背後的深層次的變化，但是同時又不能夠忽略這種現象實際的作用和給中美關係帶來的影響。
（摘自《領導文萃》2020年2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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