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三月十九日拂曉，城外火光映天。崇禎帝在前殿鳴鐘召集百官，卻無一人前來。崇禎帝恨恨地說：“國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棄之，皆為奸臣所誤，以至於此！”言畢，在景山歪脖樹上自縊身亡，時年33歲。
敢於直面死亡的人都是有節操的人，然而志向遠大的崇禎卻抓起了一把臭牌。
前任留下的爛攤子不說。自登基以來，陝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飢寒交迫流離失所。陝、晉、冀3省2次遭受鼠疫，百姓大面積感染死亡。
此時北方努爾哈赤、皇太極集聚多年軍事力量，開始不斷騷擾入侵，飢寒交迫的農民起義又此起彼伏。
崇禎帝壓力山大，既無治國之謀，又無任人之術。他嚴苛、猜忌、多疑，對大臣動輒怒斥、問罪。
兩線作戰需要鉅額的軍費開支。國家財政入不敷出，缺軍餉就會導致軍隊譁變。
鼠疫的流行與旱災、蝗災及戰亂的接踵而至，明王朝自然抵不住清兵南下。苛捐雜稅層出不窮，民不聊生，又引發更多的農民暴動搶劫殺人。
李自成樸素的“均田免賦”的口號，喊出了百姓心聲：要活下去，就要種地產糧食填飽肚子，對災區疫區國家應不徵或少徵稅。但崇禎實際未做到體恤民情，一味反向操作，不減稅而是加稅，不安撫卻加軍餉去鎮壓。
一件小事可見崇禎的做事風格。一日，崇禎帝學習騎馬，好不容易騎到馬上，竟然從上面摔了下來，顏面受損，為此下令，將馬重責四十大鞭，然後罰往苦驛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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