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西周末年，周厉王暴虐无道，与民争利，“国人谤王”，厉王采取高压政 策，以滥杀的手段“弭谤”。厉王的暴政激怒了国人，三年之后，宗周发生国人暴动，国人“乃相与畔（叛），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出现了国家无主的“共和行政”局面。厉王最终未能返回宗周，客死于他乡。

西周时期的民主制雏形:国人的权利得以保障

西周的平民称为国人，他们是自由民，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西周实行国野制，亦称乡遂制。国野制产生于周初的武力征服，国是统治宗族聚居的城郭和郊区，野则是被征服者散居的鄙野。从广义上讲，国人即国中之人，包括贵族、平民等；狭义的国人则是一种身份，专指士一级的自由 民而言。这里所说的国人指后者而言。国人是贵族的远系旁枝，由于贵族的子孙繁衍，超出宗族所能容纳的限度，就将血统关系疏远的分离出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被分离岀去的贵族后裔就发展成为庞大的国人阶层。由于国人与贵族存在着天然的血缘联系，因而他们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享有一定的权利。 国人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是“执干戈以卫社稷”他们是甲士的主要来源， 是军队的主力。由于国人与贵族有血缘关系，他们又是甲士，因而有受教育的 权利，所学内容主要是礼、乐、射、御、书、数，即传统的“六艺”。国人还有议政的权利，国家发生重大事件，必须征询国人的意见，“一曰询国危，二 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国人的状况如何，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存亡；国君及执政的卿大夫能否安居其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人的向背。如果贵族统 治者践踏民意，为政暴虐，就要受到国人的谴责，甚至被驱逐出国，流亡异地他乡。

《左传》昭公七年所说的十个等级中没有提到的庶人，也称为庶民。《管子 •君臣上》说：“务四支之力，修耕农之业以待令者，庶人也庶人从事农业 劳动，并承担公田耕作和各种劳役。《国语•周语上》记载：“庶民经于千亩”, 说公田是由庶人耕作的。《诗•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 不日成之”，说文王经营的灵台也是庶民筑成的。《大盂鼎》铭文还记载，康王 把庶人和奴隶一起赐给盂，勉励盂辅弼王室。这些情况说明庶人的地位在国人 之下，他们是受剥削的没有政治权利的社会等级。但庶人也不是奴隶，他们使 用一份土地从事农业劳动，私田上劳动的收获归自己所有，有自己的劳动工具 和庐舍，不仅有家室，而且保存着自己的家族、宗族组织，可以祭祀自己的祖先。庶人是西周社会中一个人数众多的阶层。

西周的奴隶名称繁多，并有等级之分。见于文献记载的奴隶名称有皂、 舆、隶、僚、仆、台、牧、圉等。西周金文中有许多赏赐奴隶的记载，《大盂 鼎》铭云：“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令鼎》 铭说，王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这里的“臣”是奴隶，“人鬲”、 “鬲”也多是奴隶。另外，西周的“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 ，相当一部分奴隶有自己的家室。西周的奴隶有多种来源，既有战俘, 又有被征服的异族，许多亡宗灭族者也沦为奴隶。罪犯也是奴隶的来源之一, “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稿”。有的罪犯受刑后被罚为守奴。西周 青铜器中就有断足奴隶守门的形象。西周的国家形态，表现为周王国与诸侯国的不平等联盟。与商代不同的 是，这种联盟多是建立在宗族分封的基础之上的，相互间有着宗亲和姻亲关 系，因而其联盟较之商代的方国联盟要密切和稳固得多。

西周的都城制度

洛邑是西周的又一重要都邑，称为“成周”，亦称东都。兴建洛邑，主要是岀于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周人灭商后，如何控制远离丰镐的殷商残余势力颇盛的东方地区，是周初统治者面临的一大难题。经过深思熟虑，武王决定在 位于天下之中且有四险之固的今河南洛阳营建东都洛邑，以此为中心治理四 方。成王即位后，继承武王的遗志，完成了洛邑的营建。据《尚书•召诰》记 载，营建工程是由周初重臣周公和召公主持的，筑城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 作，观察地形、占卜、通过实地测量确定筑城的具体方位、设计筑城规划图、 确定筑城方案、用牲祭祀和奠基等。最后从各诸侯国征召民力，大兴土木。据 《逸周书•作雒》记载，成周“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 地因于鄭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城内建有大社、太庙、宗宫、考宫、路寝、 明堂等礼仪设施和宫殿；南郊设有“丘兆”（祭坛），用来祭祀上帝、后稷、先 王及日月星辰；对郊外的广大地区，则作了具体的行政规划。作为东都，洛邑 是周王室控制东方地区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

西周城市的另一主体是诸侯国的都城。西周实行分封制，众多的王室子弟 和异姓贵族被安插到各地建立诸侯国，这些远离王畿的诸侯初到环境复杂的陌生之地，当务之急就是筑城立国，以城邑为据点守土治民。可以想见，在周初 大分封的过程中，与之相伴的是空前频繁的筑城活动，一座座诸侯城邑雨后春 笋般地出现在南北各地。即使到分封已近尾声的西周晚期，受封诸侯亦必定筑 城立国。西周诸侯国的都城遗迹犹存，目前已发现了齐、鲁、燕、蔡、宋等国 的城址，城垣周长在4 500-15 000米。

城市以都城为核心，其建置遵循一定的制度。就规模而言，天子的 都城大于诸侯，诸侯的都城大小不一，有等级之别。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之 城方十二里，“公之城盖方九里，宫方九百步；侯、伯之城盖方七里，宫方七 百步；子、男之城盖方五里，宫方五百步”从已发现的齐、鲁、燕、蔡、 宋等西周诸侯国的都城遗址的规模来看，除齐都临淄城外，规模均小于东都洛 邑。齐都大于王都属于例外，与周初礼制尚未健全有关，筑城在前，制礼在 后。都城以外的城邑，如贵族卿大夫的封邑等，规模应小于都城。春秋早期郑 国大夫祭仲曾说：“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祭仲所讲的显系西周礼制，“国”指国都，“都”指其他城邑城市的制度化，与西周的等级社会和宗族政治密切相关。

总结

城市不仅是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其经济地位也十分重要。西周实 行“工商食官”制度，手工业和商业由官府控制，主要是为贵族统治者服务 的。城市是贵族的聚居之地，为贵族服务的手工业和商业自然以城市为中心。 已发现的西周城市，无论是王都还是诸侯的都邑，均有手工业作坊，生产规模 大，门类齐全，产品精良。这些由官府控制的城市手工业，代表了西周手工业 生产的最高成就。城市中的商业活动也很活跃，据《周礼•地官•司市》记载, 都城内设有专供商品交易的市场，一日三市，分朝市、大市和夕市。国家还设 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官吏对市场及商业活动进行管理，以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 西周晚期铜器《颂鼎》铭文记载，周王命颂为有司官，管理成周的20家商贾， 并监督新来的商贾。

参考文献

《周礼》

《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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