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大陆一直被看做两个发展阶段。一方是富有活力的、工业化的西北欧，另一方则是农业的、依附性的东欧。自1500年开始这一差距被不断拉大，渐渐形成了一条历史鸿沟。是什么造成了如此泾渭分明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距的起点又在哪？
鼓励商业发展的不同态度
16世纪和17世纪这200年对东欧来说是一个关键时期，因为当时的市场形有利于东欧经济的全面发展，而且可与西欧发展的势头相比。但东欧并未抓住这个机会，这主要是因为东欧占主导地位的各种政治力量对这一经济发展起了阻碍作用，这一点与西欧恰好形成对比。西欧新兴的君王都能与商业中产级通力合作，互利互助。君王保证商业活动的安全和秩序，为海外冒险事业提供量政支援和海军保护：商人则以金钱充实国库，并向行政、财政、军事等方面输送可幕的人才。这种两全其美的密切配合，也就必然产生出一批由生机物勃的民族经支撑起来的强大的民族国家。
东欧的政治方针则正好相反，其经济政策亦复如斯。东欧的君王一向轻商人而重权贵，东欧的商人和城市也同样得服从领主的意志和利益。16世纪以前，波兰和立网宛的一些城镇已经获得了能与封建贵族分庭抗礼的地位，那时商人靠经营原料出口，获利颇为可观。但是16世纪以后，城市和城市商人的命运便同农民一样急转直下。起初，波兰贵族把农产品趸卖给商人，由他们运到但泽港向西方出口。可是贯族享有自古以来的免税权，这是商人所没有的，所以他们绕过高人直接把农产品装运出口就更为有利。不过贵族不胜其装御转运事务之烦，于是就雇用非波兰人（德意志人、犹太人、荷兰人、亚美尼亚人）代办，而免税的特惠一仍其旧。这些外国中间商把货物运到但泽，在那里转卖给其他外国人（多半是德意志人），然后由他们用荷兰船只运往西欧。
结果是贵族确实谋得了较高的利润，但却给民族经济造成严重损失。他们固然可以为所欲为，自得其利，但却破坏了波兰的城市，损害了城市的商人和工匠，使得他们无法参与16-17世纪有利的商业活动，分享其益。贵族运用政治权势谋得的几许利润，只不过是肥了他们自己和若干外国人而已。
城市发展的不同方向
西欧出现了自由而繁荣的商业城市，东欧的大部分城市仍然只是领主贵族的孤独城堡。
西欧的政治结构重新开始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不是一个单一结构的帝国，西欧的城市可以从不同的君主手里取得特许状。这些文件允许它们成为一个社团法人，准许商人和工匠组织行会来统一规定制成品的标准、价格和劳动时间。
市镇被承认为新的社会因素，其居民不受封建法律约束。在某些地区，一批一批的市镇联合起来，组成同盟进而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实体。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意大利的“伦巴第同型（ Lombard League），它公开蔑视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还有波罗的海的“汉萨同盟”（ Hanseatic League），它强迫外国给予贸易特惠，实际上垄断了北欧的贸易。
西欧的城市和手工业之所以能在规模和效率上有所增长，部分得益于东欧市场。但与此同时，东欧的城市却在贵族的扼制下沦落为寂静偏僻的城镇。
农民的不同角色：农奴或自由人
在西欧人们可以较为自由的选择职业并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东欧的农民仍被牢牢地束缚在领主的农场里。
在西欧，已经不存在束缚技术革新的奴隶制度。并赋予体力劳动者以受人尊敬的身份和地位，这在奴隶社会是不存在的。横亘于哲人与匠人之间的传统鸿沟开始消弭。在这种情况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推动西欧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到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最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精神又进一步鼓舞了欧洲的技术进步。教会僧侣坚决主张体力劳动是精神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者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做活就是做祈祷”（ laborare est orare）。这些僧侣的出现具有历史意义，他们是指甲里藏着劳作泥垢的首批知识分 们的行动有助于技术进步。
在东欧，各级军政人员完全仰赖普鲁土容克地主、波兰的大地主和其他封建领主为之网罗补充，国家等于自动放弃了对地主一农民关系的干预，致使农民完全受制于地主、只知有领主而不知有国家，进而从自由人的地位沦为奴求。起初，地主还没有用权威过分限制农民的劳役或迁徙自由，这主要是因为地主尚未遇到特殊利益的刺激促使他们去这样干。每年只需农民给他们服几天劳役就已足够，因为即使让农民多服劳役亦无大利可图。但到16、17世纪，对西方的贸易日益频繁，带来了谋取巨额利润的绝好机会，于是贵族们立即争相利用其对商人和农民的权威，尽量榨取厚利对于农民，领主首先便是扩大自己的领地或保留的专用地，采取的手段多种多样：或强行占用公地、生荒地、撂荒地，或通过法外及非法手段吞并手无寸铁不能自卫的农民祖传的小块土地。随着领主产业增多，所需劳动力也必然增加，于是领主便利用他们在国家机构中左右一切的势力，炮制出限制农民迁徒自由的法律。由此一来，领主也就能够强迫被束在土地上的农民提供越来越多的无偿劳动，为他们伺弄可赚大钱的作物。以波兰为例：1500年前，农民每年只需服劳役1-6天，1550年增至每周3天；1600年这种劳役竟然增加到每周6天。与此同时，已经完全剩存了农民迁徒的自由。这样一来，自从13世纪以来状况在不断改善而且已与西欧农民状况不相上下的东欧农民，此时完全被迫下降到农奴的地位，身家性命悉67听领主摆布，国家法律形同废纸。到1600年，领主已经成了主宰东欧农奴的政府。
总而言之，东欧在16、17世纪整整200年间也曾一度有过在经济上可以迅速和独立发展的独特机会，然而它非但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反而在同西欧的经济关系上衰落到附庸地位。17世纪期间，国际贸易形势已向不利于原料生产者的方向逆转，于是这一附庸地位也就固定下来而长久如此。此时，东欧的地方手工业已趋调数，8它只好完全依赖进口西方的工业制成品。尔后大规模地继续进口西方工业制成品遂使早先的贸易顺差变成长期的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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