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冰點週刊bingdianweekly
2月9日，武漢市洪山體育館“方艙醫院”西區，在這裡，一位醫護人員負責近20名病患。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魯衝/攝
一組肺部CT掃描影像出現在醫生的電腦屏幕上，楊豔只看了一眼，就幾乎確定：“我感染了。”
這個42歲的女人曾在武漢一家醫院的B超室工作多年，有影像學知識基礎。“正常的（器官）片子是黑乎乎的，我那個一片白色。”她回憶。此時她已經發燒8天，胸痛、嘔吐，咳嗽越來越劇烈，也越來越容易感到疲憊。
2月5日早上，在武漢市中心醫院後湖院區，楊豔接受了新冠肺炎核酸檢測。她希望能住院治療，醫生告訴她，現在沒有床位，要與社區聯絡。
2月9日上午，楊豔在江夏區第一人民醫院的病床上與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通話時說：“這張病床來得太不容易。”
楊豔身邊的醫護人員大多來自江蘇援助武漢的醫療隊。據官方數據，截至2月8日，已經有超過1.2萬名醫務人員從全國各地馳援武漢。中央赴湖北指導則一再指出，落實“四類人員”分類集中管理措施，要做到應收盡收、不漏一人。
一場多方聯手的行動開始了
2月9日上午，陳石接通視頻電話，看到了母親馬芸。母親所在的四人間病房位於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幾個小時前，馬芸和丈夫陳明剛剛從東西湖方艙醫院轉到這裡。持續吸氧後，她的血氧飽和度上升了，說話也清晰了很多。“精神看著還可以。”陳石描述，“我媽說醫院很好。”
2月7日，陳明和馬芸夫婦接到社區打來的電話，通知他們晚上7點到社區集合。7點30分，該社區共有10人登上大巴，開往東西湖“武漢客廳”。
武漢客廳位於漢口金銀潭，原是文化和商業建築集群，如今是武漢最大的方艙醫院。7日下午5點，它正式啟用，來自北京中日友好醫院、陝西緊急救援隊、湖北中南醫院和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的共計15位醫生、30位護士入駐，集中收治輕症患者。其中，A區專門收治核酸檢測呈陽性的患者，一旦病情轉重，患者會被轉送到距離較近的金銀潭醫院。
由於人數較多，陳明馬芸夫婦等到8日凌晨2點才入院。馬芸對兒子描述，當晚方艙醫院有幾百個患者入住，牛奶、泡麵、拖鞋等生活物資都是集中堆放，按需自取。
8日早上，一位醫生來查房，發現陳明和馬芸的狀況不好。他們均持續發燒，意識昏沉，一直在咳嗽，自主呼吸困難。醫生當時表示，兩人需要吸氧，得轉院。
陳石記得，當天通電話時，父母的表達已經有點模糊。到了9日凌晨2點，一輛救護車將他們送到了金銀潭醫院。“我現在放心點了。”陳石說，在早上的視頻通話中，母親告訴他，護士已經“抽了十幾管血，還要打針”。
在江夏區第一人民醫院，護士每天會定時為楊豔測量體溫，她能吸到氧氣，也輸了液。到了吃飯時間，醫護人員會把飯菜送到病床邊。她估算了一下，醫生一次值班時間不少於4小時，護士還要長得多。
她用“盡職盡責”形容這群她從未見過面容的人。最讓她高興的是，9日早上，她已經不再發燒了。中午，她吃了醫院提供的酸菜魚、炒粉條和炒菜薹。
此前，根據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要求，全市各城區都在進行“四類人員”的集中收治和隔離工作。這四類人員是：確診患者、疑似患者、無法排除感染可能的發熱患者、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2月5日，指揮部下達命令，確保疑似和確診病例“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確保一個都不放過。違反此條者，按照《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定，嚴格追究責任。
一場政府、社區、媒體、志願者團隊和公民個體聯手展開的行動開始了。
“能填的表我都填了”
楊豔至今也想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感染。
她家距離華南海鮮市場大約2公里，但這位家庭主婦從未去過，春節前連門都很少出。
她考慮過另一種可能。
1月中旬，作為醫院麻醉科醫生的楊豔的丈夫參加了一臺手術。術後，他忽然接到醫院通知，病人發熱，參與手術的醫護必須居家隔離。至今，楊豔的丈夫和女兒都沒有出現疑似感染新冠肺炎的症狀，但1月29日，楊豔發燒了，此後每天都燒到39攝氏度以上。
最初，她服用普通感冒藥和退燒藥，體溫剛剛下降又驟然升高。她覺得胸口疼痛、乏力，求助社區後，2月5日凌晨，她到中心醫院後湖院區做了CT和血常規檢測。
“一開始還有僥倖心理，一看片子就傷感了。”楊豔回憶，“該有的症狀我都有了，我心裡給自己確診了。”CT結果顯示，她得了“病毒性肺炎”，隨即就做了核酸檢測。
從醫院出來，她走路都沒力氣了。症狀越來越嚴重，6日凌晨，她又來到中心醫院。門診醫生告訴她，沒有床位，讓她和社區聯繫，看社區有沒有辦法。
“社區無暇顧及我們的時候，真的很無助。”楊豔回憶，在醫院工作的丈夫試著求助，也被告知“等一等”。她蒐羅網上的信息，在媒體提供的求助平臺填報個人資料，“很多電話我都打過”。2月7日，她等來了江夏區第一人民醫院的一張病床。
春節前兩天，陳石還見過父母。大年初三，59歲的父親陳明開始發燒，社區醫院的檢查結果是“支氣管炎”，開了點藥讓他回家。
服藥沒有減輕症狀，兩天後，57歲的馬芸也發燒了。夫妻倆感到恐懼，決定到定點醫院發熱門診做檢查。
社區也沒有車輛接送他們，兩人步行兩個多小時，才來到定點的天佑醫院。胸部CT和血常規結果顯示，他們疑似患上新冠肺炎。
回到家，陳明的症狀加重了。他幾乎無法起床，開始嘔吐。馬芸也感到厭食。兩個人都在發燒。
陳石聯繫了人民醫院的發熱門診，讓父母再去檢查一次。兩人拒絕了兒子要來接送的請求，步行一個半小時趕到醫院。掛了號一看，前面排著兩三百人，好幾個小時等過去，才拍了胸片，做了血常規。
醫生開了靜脈滴注的藥物，他們輸液至午夜。大廳裡四五十個座位，依然坐滿了患者。2月4日，他們接受了核酸檢測。這天，陳石曾聯繫社區，被告知“未確診，沒有排隊入院的資格”。第二天，檢測結果傳來，兩人都是“陽性”。此外，人民醫院還出具了重症的報告。陳石再次聯繫社區，當時“態度過激，還罵了人”。如今他很後悔，“是我不好，太著急了”。他記得，那天跟父母聯絡時，兩人聽起來很虛弱，不想說話。
2月6日，陳石又電話催了社區好幾次，沒有得到結果，“不是你們一家的問題，好多人都是這樣”。他記得對方提示他，有的子女會去醫院搶床。
“我以前也知道這事，但當時醫院的床位已經統一調配，不再對口個人了。”陳石說。他開始想其他辦法，發求救微博，通過微信轉發求助信息，“能填的表我都填了”。2月7日，陳明馬芸夫婦終於接到了入院通知。
在病房，每天說的最多的一個詞就是“謝謝”
陳石18天沒有真正見到父母了。
“所有人跟我說盡力了的時候，我真的很想去找他們。”但每一次，他都被母親勸阻“管好你自己就行”。在他的印象中，父親木訥老實，母親脾氣火爆。社區的工作人員曾跟他說：“勸勸你媽吧，她把我們小丫頭（工作人員）都要罵哭了。”然而連續發燒十幾天後，這位曾經的女公交司機失去了平時的火氣和活力。
楊豔住得離華南海鮮市場比較近，聽說“市場被封”時，她感到緊張，還有意識地備了點藥品。隨即她看到通報，“可防可控”“未發現人傳人”，心裡安定了，還嘲笑自己“想多了”。
直到武漢“封城”，“我才知道情況不對了，這個事情會很嚴重”，離春節還有兩天時，楊豔做了兩次大采購，儲備的物資塞滿了家裡兩臺冰箱。
從發燒那天開始，楊豔在家中自我隔離，不和丈夫、孩子接觸。飯好了，丈夫戴著口罩端給她。她去衛生間時，全家人都要做好防護。“衝馬桶我都不用手摁，用衛生紙捲筒碰觸。”
並不是所有的戰“疫”故事都擁有可以期待的美好結局。在武昌區，58歲的衛玲和她80歲的母親均被確診患上新冠肺炎。一家人輾轉求助，最終只等來一個床位。大家決定，讓老人先入院。然而就在住進醫院的當天，老人去世了。床位空出來，可以給女兒住了。
這是一些並不罕見的故事：有人還沒等到確診就已經離世；有些人走了，社區的入院通知電話跟著來了；有人在陽臺上“敲鑼救母”，為母親呼喚一張床位；有人全家感染，無人可以照料年幼的孩子……
住院第3天，楊豔已經能用一些“特徵”識別“從頭遮到腳”的醫生和護士。有位護士“比別人都高”，還有一位“眉毛特別濃密”。在病房，楊豔每天說的最多的一個詞就是“謝謝”。
“都是爸爸媽媽的孩子，太不容易了。”楊豔停頓了一下，哽咽著說，“他們捨棄了自己的家。”她的女兒是一個還沒畢業的醫學生。眼下，這位母親總是忍不住想，“有一天，她也會上戰場。”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陳石、陳明、馬芸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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