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冰點週刊 bingdianweekly 作者 |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李強 魯衝
室內氣壓比室外低了5帕。
保持低氣壓，目的只有一個：隔離。空氣只能自外向內流動，室內的帶毒氣體不會流到外面。
負壓病房，是2003年SARS疫情之後，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SARS的醫院感染控制指南》中推薦的隔離救治的最優選擇。武漢緊急建設的火神山醫院與雷神山醫院，所有病房均為負壓病房。
這樣的病房，在武漢市第一醫院只有兩間，位於重症醫學科。每間病房裡，一張病床，一個安靜的病人。他們是醫院近千名此類病人裡病情最重的。
遇到很厲害的耐藥菌，才會用到它
“在ICU（重症監護室）設計之初，就會設計兩間可以正負壓切換的隔離病房，功能就是應對公共衛生事件。”武漢市第一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範學朋說，一般大醫院會有負壓病房，但數量很少。他所在的這家三甲醫院，只是在2016年用這兩間病房收治過H7N9型禽流感病人。
“這種病例不會突然來那麼多，我們醫院不是以承擔這類職責為主，每家醫院就沒有必要去成立這麼多的負壓隔離病房。”範學朋告訴記者，“平時不太會去用它，（除非）碰到一些特殊的病人，比如遇到很厲害的耐藥菌，因為擔心感染別人。”
但在2020年之初的武漢，新冠肺炎病人出現了幾萬例。2月11日起，武漢市第一醫院成了臨時改造的傳染病定點醫院之一。
2月29日凌晨，範學朋去負壓病房上班時，病房裡住著兩個新冠肺炎病人。當時醫院唯一一臺ECMO（人工膜肺）機器也在那兒開著，用於暫時替代一位病人撐不住的肺。
從他所住的賓館出發，只需步行穿過利濟北路，就是醫院的門診樓。門口的利濟北路公交車站，最近只有“防疫交通保障車”停在站臺邊，接送醫護人員上下班。
“現在進醫院容易多了。”範學朋說。往常那個嘈雜的綜合性大醫院像是消失了。利濟北路不再被求醫者堵得水洩不通，十字路口每天喊著“別擋路”的交警安靜了，醫院門口叫賣“包治百病”神藥的老頭兒也不見了。
沒什麼特殊的事兒，沒人願意路過這裡。門診樓大廳裡空空蕩蕩，自助掛號機歇了，取藥窗口關了。只有清潔區的“物資領取處”，有人穿隔離衣站著。範學朋領過防護物資，在緩衝區把自己包裹成只露著眼睛的“企鵝”，就往汙染區走去。
夜色漆黑，透過病房外走廊上的窗戶，只能夠看到遠處高樓上零星的燈光。
凌晨1點50分，範學朋進了汙染區，提前了10分鐘，拉門而入的響聲，把護士鄭旭旺嚇了一跳。
負壓病房裡，負責為兩位病人做護理是4位護士。鄭旭旺是4位護士中唯一的男性，時刻保持著對病房裡異響的警覺，因為這裡是重症監護室，異響可能意味著危險。他在ICU做了6年護士，熟悉病房裡的聲音：空氣淨化器的“呼呼”、腳上塑料袋的“沙沙”、心電監護儀的“嘀嘀”，尤其是各種儀器發出的高頻的報警聲。
範學朋打開那扇鉛門，進入這低氣壓之地。鉛門內，57歲的方梅英（化名）身上插著5根管子，包括直入肺部的一根氣管；73歲的張小蘭（化名）身上插著7根，多出來的兩根，正連接著ECMO。
她們一直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如果醒來，會透過一面透明的玻璃望見另一個房間裡的對方——每一個醫生和護士都期待她們醒來。
事實上，病人的名字有時候會被一次次喊起。範學朋查房時會做一件事：一邊拍病人的肩膀，一邊喊病人的姓名。即使對方沒有反應，他也會打開手電筒，在病人眼睛上晃一晃，看瞳孔的對光反應。
他知道，救治這種病情危重的肺炎病人，成功率並不高。“我們希望能夠給她爭取一個機會。”範學朋說，“ECMO沒有治療作用，什麼時候好了，能撤（ECMO）取決於肺。”
這天凌晨4點40分，他們為張小蘭翻了一次身。張小蘭有些胖，他們費力地提起墊被，把一個枕頭塞在張小蘭的背下。翻身，也是為了避免壓瘡，減少感染的可能性。
“哎，她有點兒醒了！”護士程詩雨突然說，“腳有點動，範主任！”她掀開蓋在張小蘭腳上的被子時，第一次看到這個病人有身體上的反應。範學朋轉身瞅向床尾。鄭旭旺也說：“眼睛睜了！”
“嘀嘀嘀”響著的監護儀上，張小蘭的血氧飽和度從99%下降至95%，而後又回到了99%。
翻身結束後，範學朋彎下腰湊近看著張小蘭：“婆婆，堅持一下就好了，好不好？聽到沒有……張小蘭，聽到沒有？”
沒有反應。
“記得睡覺，現在睡覺是你的主要任務。”鄭旭旺囑咐這個不會回答的老人。
2月29日凌晨，武漢市第一醫院負壓病房裡，護士們在幫一位病人翻身。李強/攝
“只有一臺ECMO，只能選擇更重的一個。”
總體而言，與幾天前相比，張小蘭病情已經穩定許多。
範學朋記得，2月25日那天，醫院本決定給一位64歲的新冠肺炎病人上ECMO。這位病人即使做了氣管插管，血氧飽和度也只能夠維持在80%左右。
那天下午，一臺ECMO剛被運到醫院，這是當時醫院裡唯一的。為病人上ECMO所需的配套醫療設備，還要四處找別的醫院借。“在非疫情期間打個電話給人家，可以送貨的。現在都買不到了，武漢都斷貨了。”範學朋和護士長東拼西湊：用於穿刺的導管是找武漢市肺科醫院借來的，擴張鞘是找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借來的，ACT血凝監測儀是從武漢市亞洲心臟病醫院借來的。
但等到2月26日，醫院發現73歲的張小蘭“情況更糟糕”，已經被下過病危通知。
“給她純氧，血氧飽和度也只有60%，上不去。”範學朋說，此前那位64歲病人的血氧飽和度升至90%左右，醫院決定要給張小蘭做，“她不做立刻就會走了！”
“只有一臺ECMO，只能選擇更重的一個。”他說。
2月26日下午2點左右，上ECMO所需的靜脈置管手術，在沒有無影燈的這間負壓病房裡開始了。
程詩雨站在病房一角，往醫生們手裡遞送手術器械。鄭旭旺下班路過，看到病房裡烏壓壓全是人。許多護士第一次見到ECMO的實戰操作，前來學習。5位醫生在蒙了一層水霧的護目鏡後，花了約6個小時才完成這次手術。
後來，張小蘭的血氧飽和度維持在99%左右，只是一直昏迷不醒。護士們用橡膠手套吹起一個氣球，於是一隻“胖手”向上撐著氣管，向下墊在張小蘭的頭邊，以免管道對她造成壓瘡。不知是誰，在氣球上畫了一張笑臉，寫了“加油”二字。
兩位病人都是2月26日從本醫院其他病區轉進來的，身上都連著管子，接著不同儀器。“沒有這些，可能就沒辦法維持身體的運轉。”鄭旭旺說。
透明的，被一顆紅色螺絲固定在嘴邊的是氣管插管；黃色的，從鼻腔進入為病人補給營養的是鼻腸管；紅色的，連接ECMO的是兩根靜脈置管；還有幫助病人排尿的尿管，用來實時監測血壓的動脈留置針管，以及一根用來輸液的中心靜脈置管。
紅色的那兩根管子，是病房裡少有的可以感受到溫熱的管子，裡面流著病人的血液。
鄭旭旺觀察過，從病人身體流出的血液是暗紅色，進入ECMO再流出之後，血液會變得鮮紅。張小蘭的肺被病毒感染後，功能喪失，床邊的ECMO暫時替代了她的肺，幫忙清理掉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再將氧合的血液送回身體。
“我們在和死神打一場‘拉鋸戰’。”鄭旭旺說，“這些管子和儀器就是我們的武器。”
但範學朋知道，在沒有特效藥的情況下，住進負壓病房，用上ECMO，都只是在“buy time（爭取時間）”——讓昏迷中的病人，有更多時間抵抗死神。
2月29日凌晨，武漢市第一醫院負壓病房，值班的醫護人員。李強/攝
這兩間“VIP病房”，其實在1月初就收治過“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
武漢市第一醫院排查出本院第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是在1月2日晚上。該院呼吸內科主任羅光偉告訴記者，之後各科開始對排查出的病人進行相對的隔離。病情稍重的就轉移到負壓病房。
當時，這家醫院還沒被徵用為定點救治醫院。“當時主要做的是確診病人，然後等待轉診（到定點醫院）。後來發現轉診流程不通，轉不出去以後，我們1月12日就迅速地擴大我們的病區了。”範學朋告訴記者，“開了12張床以後，不行，又開了一個17張床的病區，又過了兩天覺得還不行，我們就開了一個43張床的病區。”
1月10日左右，醫院注意到“家庭聚集性病例”的出現，並保持著對這種疾病的警惕。當天，羅光偉帶隊開始組建醫院的第一個隔離病區，“把這種病人集中在那地方進行觀察，和普通病人分開。”
兩間負壓病房裡，病人來來往往，有的轉入傳染病專科醫院——金銀潭醫院，有的轉入本院的隔離病區。武漢市第一醫院重症醫學科還派出一名醫生和兩名護士支援金銀潭醫院。後來，為了集中人力管理更多的病人，兩間負壓病房一度被清空了。
那時，武漢市第一醫院雖非定點醫院，但一直收治著無法轉出的新冠肺炎病人。鄭旭旺在汙染區上班許多天，一直沒跟父母說。除夕夜，他也是和新冠肺炎病人一起度過的。
他記得自己護理過一位在華南海鮮市場賣螃蟹的老闆娘，還開玩笑說：“等你好了，我們到那邊兒去，你要給我們優惠一點兒。”後來，那位老闆娘轉去了金銀潭醫院，再後來的事情他就不知道了。
除夕夜，鄭旭旺的一位大學同學發燒，燒到38.4℃，去武漢市第五醫院發熱門診就診。但門診病人實在太多，“那邊護士根本忙不過來”，他那位已經多年未做過護理的同學，幹起了“臨時護士”，幫忙換藥，安撫人們的情緒。
同一天，範學朋帶著醫療隊和自備的防護物資對口支援武漢市第五醫院，他們在一個由婦產科病房改成的傳染病病房裡，陷入了“所有的設備都不熟，都不足”的境地，起初“連棉籤在哪裡都不知道”。
30個等待吸氧的病人等在那裡，需要30個減壓閥，但只有5個，呼吸機也不足，範學朋只好“從本院不停地要，也讓他們醫院籌集”。他記得，有一個醫生撐了24個小時，出來吃了一次飯，喝了一次水，去了一次洗手間，又進去了。
範學朋已經許多年沒有過這種晝夜不休、黑白顛倒的日子了。武漢的許多醫院陷入疫情的泥潭。武漢原來有兩家傳染病醫院，病床不超過1000張。後來，中央指導組成員、國務院副秘書長丁向陽表示，武漢疫情高峰時，每天新增3000張床位需求，“這對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來說都是挑戰”。
2月6日，範學朋帶著45人的醫療隊去了臨時建設的板房醫院雷神山醫院，那裡當時尚未完工，還是一個需要穿著深筒膠鞋，蹚過泥水進入的地方。病房裡除了一張床，其他物品都需要自己去倉庫搬，範學朋將這個過程比喻為“開荒”。
他在這裡遇到最尷尬的一幕是，2月8日晚上，當轉來的病人已經等在醫院門口時，病房裡突然停電了，等了十幾分鍾又來電了。首批病人入住時，因為工期緊張，還有地方在漏水。
“中間還停過氧氣。”範學朋說，他們不得不先去拖了七八個氧氣罐。
等到武漢市第一醫院也被徵用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重症收治醫院後，範學朋被調回本院。
醫院當天宣佈“門診停診”，非新冠肺炎病人全部轉移至非定點醫院，醫護人員也進入緊急備戰狀態。醫院花了30多個小時，騰空了整座外科樓。外科樓從6樓至20樓，眼科、兒科、骨科、婦產科，統統成了“感染科”。700多名醫護人員上了一線。
2月12日，醫院準備出28個感染病區的1000張床來收治病人，這些床位3天時間就滿了，重症病人達到45%。呼吸內科主任羅光偉說，因為床位緊張，沒能給求床位的朋友安排上住院，“得罪了不少人。”
開科收病人那天，鄭旭旺覺得特別累。他說，回去睡覺時，仍然夢見在“收病人”。他夢見一個病人，死活不給身份信息。“我追著他要，然後他跑了，跑著跑著我就醒了。”
此前醫院火爆的皮膚科門診，成為外地醫療隊的辦公區。來自江蘇、天津等5個地區的1659名醫療隊員分到了這裡——在醫療資源調配上，疫情中心武漢是“低氣壓”之地，一批接一批的醫務人員從四面八方湧到。
程詩雨有一次下班時，碰到了一個防護服上寫著“重醫”的姑娘，她以為對方也是重症醫學科的，一問才知道，對方是重慶醫療隊的，兩人相視一笑。
“我去的時候她已經走了，心電監護已經撤了，但搶救時用過的藥、注射器還在。”
鄭旭旺轉到外科樓9樓上班後，第一次見到新冠肺炎病亡者。
那是一位年長的女性。“我去的時候她已經走了，心電監護已經撤了，但搶救時用過的藥、注射器還在。”他記得，病床邊的桌子上還放著一副假牙。
拔掉那些管子之後，鄭旭旺用毛巾蘸著溫水為她擦拭了身體，為她合上眼睛，最後給她穿了一件病號服，等待殯儀館的人來接她。他一邊做這些事，一邊念著“婆婆，一路走好”。
“如果是非新冠（肺炎）的病人，這些事情都是家屬做。”30歲的鄭旭旺說，這也是讓他感到心酸的地方，那位“婆婆”走的時候，住在方艙醫院裡隔離的家屬哭著打來電話說，“想盡一個孩子應該盡的最後的孝道，也盡不了了。”
轉到3樓的負壓病房值班後，有一天晚上他又做了一個夢，“有個病人不聽話，他（抽菸）把那個房間給點著了，我們就去打火，打著打著自己就醒了。”
但在負壓病房裡，很難找到“不聽話”的病人——鎮靜劑讓他們一直保持安靜。
不用說點火，連用手能夠感知的溫熱在這裡都顯得彌足珍貴。
四周的牆壁和大多數儀器摸上去都是冰涼的。除了幫病人翻身時能夠感受到皮膚的溫度，在這兩間病房裡，溫熱的只剩下角落裡放著的熱水瓶、ECMO上維持血液溫度的泵、呼吸機加溼器，以及那兩根連接ECMO與病人的管子。
鄭旭旺想起剛來的時候，連病人的腳都是冰涼的。這裡沒有什麼是屬於病人的，除了赤裸的插著管子的身體。病房裡不能開空調，也不能用電熱毯，護士們只能夠給病人多蓋一床被子取暖，用毛毯或者浴巾遮住身體私密處。
“雖然她躺在床上沒有意識，但你必須保證她的尊嚴。”程詩雨說，“這是一個人最基本的東西。”
在同一棟樓的其他病房裡，病人大多是清醒的。他們穿著自己的衣服，坐在床邊吃飯，躺在床上看《新聞聯播》，跟親人打電話，和病友聊天。
氣壓隔開了此處與彼處。這些普普通通的事情並不屬於負壓病房。
沒有家屬，沒有護工，給病人擦拭身體、擦屎倒尿之類的任務都落到護士們身上
時不時，護士們會為病人的眼睛搭一塊溼熱的白色紗布。程詩雨解釋，那是為了保持眼部的溼潤，有時候她會發現，即使病人並未清醒過來，眼睛卻微微睜著，“時間長了就會很乾”。
沒有家屬，沒有護工，給病人擦拭身體、擦屎倒尿之類的任務都落到護士們身上。2個小時看一次瞳孔反射，2個小時翻一次身，每個班都可能需要為病人清理分泌物。如果有病人心率不好，整個晚上他們都要緊緊盯著，以防意外。普通病房裡，提醒護士的是病人床頭的護士鈴和護士站的傳呼機。在這裡，信號是那些監護儀上代表生命體徵的數字和警報。
但警報聲只是危險的信號之一。他們需要觀察病人有沒有活動。“怕如果她動起來，就會下意識地拔管子。”鄭旭旺一邊說著，一邊用手指在空氣中比劃了20多釐米，這是一根氣管插入病人身體內的長度，“就像一根麵條卡在喉嚨裡”。
病房與護士們工作的地方之間，由鉛門隔開，醫護人員一晚上要進去數十次。就算在外面，多數時候也要透過鉛門上的觀察窗盯著病人。護士們要記住自己負責的病人的醫囑，什麼時候抽血，什麼時候用藥臼碾藥，什麼時候把營養液續入泵中。做這些事的時候，他們的動作會因為特殊穿戴變得遲緩，就連在電腦上填寫護理記錄，敲字也會變慢。為病人翻身更是一項複雜的“工程”。他們的衣服會被汗水浸透，護目鏡會蒙上霧氣，口罩會勒得耳根像刀割一樣疼。
但鄭旭旺覺得，跟之前在普通感染病區相比，如今的工作壓力小了很多，那時候他一人要照顧10個新冠肺炎病人，忙的時候“整個病房來回跑”。後來，隨著形勢的好轉，普通病房裡已經有床位空出來了，負壓病房裡他只需要盯著一個人。
眼睛太累的時候，鄭旭旺會走到窗戶邊，取下護目鏡，讓夜晚乾淨的涼風吹拂雙眼。
不管天色怎麼變化，病人總是睡著，護士們總要警惕著
在負壓病房，黑夜和白天沒有太多不同。不管天色怎麼變化，病人總是睡著，護士們總要警惕著。
病房裡只有一部智能手機，它的鈴聲是程詩雨最怕的東西。
私人手機不允許被帶入汙染區使用，這部手機平日負責接打醫院內部科室的電話，有時候也會聯繫家屬。一旦鈴響，就意味著“壞消息”來了——護士們有新的緊急任務要忙了。
凌晨5點前後十分難熬。餓意和睏意會比黎明先到。有時打破沉寂的是肚子的咕咕叫，有時是某個人突然的咳嗽聲，刺激大家在過去一個多月裡遇到咳嗽者就格外敏感的神經。有時，醫護人員坐著或站著，在病房外聊些家長裡短，緩解緊張低沉的氣氛。他們渴望聽到樓下響起拖車的聲音，那意味著天快亮了，接班的同事快要來了。
女護士們會聊起星座和孩子，或是婆婆、丈夫。程詩雨和丈夫、兒子“小橙子”，三人分在武漢三鎮，每次視頻通話都像是“三方會談”，每次她都要留存一張截圖紀念這難得的一次“見面”。病房裡的那部手機，她最怕拿起，但外面，私人手機是她下班後迫不及待拿起的東西。
程詩雨提供的視頻聊天截圖。
手機那頭的“小橙子”會指著電視裡穿著防護服的任何人喊“媽媽”，會學著說“武漢加油，中國加油”。程詩雨在屏幕這頭看哭過。“小橙子”出生才20個月出頭，已經一個多月沒見到媽媽了。負壓病房裡總是這樣，思念、疲憊、飢餓、恐懼、渴望並存。
跟這個小小的負壓病房一樣，1月23日封城以後，武漢也是一個“低氣壓”的地方。人們悶在家裡，經歷難過、生氣、焦急等種種情緒的衝擊，期待疫情早日過去，能夠出門自由地曬曬太陽。
2月29日清晨，鄭旭旺做完交接班時的最後一項任務，陽光已經透過玻璃斜照過來。武漢連續的陰雨，終於在這天清晨被暫時阻斷了。窗戶外面，醫院院子裡的迎春花，稀稀落落開著。
他離開醫院時是早上8點。往日大廳裡擁擠的人頭沒了，只有腳步聲在四周迴盪。他懷念一個多月前的那些聲音：呼叫器喊著“某某某，到哪個診室就診”；嘈雜的人群中，小孩子哭個不停；人們去馬路對面的嚴氏燒麥店“過早”，店員喊著“你要幾兩”。再看看如今的冷清，鄭旭旺總覺得眼下“不太真實”。那也是範學朋醫生所懷念的日子，儘管他們那個時候會忙得不可開交。
回到住處，鄭旭旺洗了個澡，坐在床邊跟同事們聊天兒。大家用很平常的語氣，說起身邊有朋友“也中招了”，好在是輕症患者。鄭旭旺所在的科室有3位同事感染，不過已經治癒並“歸隊”。他說，大家都希望“早點兒迴歸正常生活”。這時，一束陽光透過窗子打在他的身上，他說自己已經“半個月沒曬過太陽了”。
在病房裡聊天時，鄭旭旺因為沒有女朋友，總被同事們開玩笑。一同值班的護士會嚷嚷著要給他介紹“星座搭配”的女朋友。鄭旭旺則調侃說，要給一位姓辛的同事的孩子起名字。他提供了幾個選項，有“辛酸”，有“辛苦”，還有“辛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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