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按：2020年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七十周年，回顾这场事关国运的战争，领悟毛泽东军事思想活的灵魂（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兵民是胜利之本、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对新时代思考寻求强国强军之策获有所裨益。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论持久战》
毛泽东始终认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因此，如果在武器方面有所欠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争取最广大的群众支援，弥补武器方面的不足，从而在综合力量的较量上战胜敌人。
对于朝鲜战场上的敌人，主要也就是美军，毛泽东是这样分析的：“美帝的军队有一长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惟一的优势。但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到处树敌，到处设防，兵源不足，是一短；远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伤。虽有一长，不能敌这三短。”也就是说，将人和武器综合起来考虑，毛泽东认为美军综合得分并不高。
而对于我军，毛泽东正视我们武器装备的不足，但对我们军民的人心、士气和战斗力更有信心。他在和金日成的一次谈话中说到这个问题，他说“我曾经同跟着你们军队到过南朝鲜的中国新闻记者谈过话。我问他，究竟美国的炮火和空军杀伤力哪个大？据他说，主要杀伤力还不是空军，还是陆军。我说这样就好办了。”
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样就好办了呢？这个其实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它表明的是当时毛泽东对我们陆军的信心和底气！
在这么好的基础之上，毛泽东还特别注重激发、调动部队的士气和积极性，毕竟是出国作战嘛。他曾要求就入朝前全军思想状态进行一次摸底调查，结果是“有百分之二十的干部、战士是愿意打的，有百分之二十是不愿意打的。”“还有百分之六十，是打也可以，不打也可以，随大流。”那么为了争取这60%的大多数，感化20%不愿意打的，毛泽东提出要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把家、国与作战联系起来，从而使部队参战的决心更大。
而且，他把自己的儿子也送到了朝鲜战场，充分显示了参战的全民性。后来得知毛岸英牺牲，毛泽东当即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
对于这件事，毛泽东后来对一位老朋友周士钊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在那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是极力主张发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光派别人的儿子去前线打仗，这还算什么领导人呢？”我们大多数也是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大家可以仔细体味一下，这段话中一位父亲、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情怀和胸襟。
事实上，毛岸英的牺牲，对毛泽东在情感上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形成了多年埋在心底的伤痛。如果有人将此仅仅看作毛泽东为自己儿子捞政绩，这种想法就太小太小了，说“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毫不为过。
我们还可以看一段史料，是彭德怀写自传时记录的：当时彭德怀回到北京汇报朝鲜战况，谈到了毛岸英牺牲和安葬在朝鲜北部的情况，毛泽东沉默很久，然后说，“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国际主义，反击侵略者，中国人民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组成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牺牲了多少个优秀的战士。岸英是属于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你回去要讲，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
这种榜样的作用，就是无声动员人民支援战争的最大动力。正是在这样的大力动员和领袖以身示范的鼓舞下，抗美援朝期间，全国3000万人报名要求上前线，全国人民都同仇敌忾，以各种方式支援着战争。
美国军方惊呼：“共产党中国拥有几乎无限的人力”，认为这是一场根本无法以常规方式打赢的战争。而且在战场上确实如此，我军虽然装备上和敌人相差太远，但在数量上始终居于优势。这也是我军得以取胜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战场上，毛泽东大力发动和鼓励基层官兵自主创新战法。他说：“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仅举两例：
“零敲牛皮糖” ——不打大的，消耗敌人，杀伤敌人，疲劳敌人，叫他不能休息！自1951年6月8日至1952年末，42军约10个多月未接敌，而“敲”掉美军、南朝鲜军5027人；上甘岭之战，志愿军“敲”掉美、李军2.5万人；停战前夜，志愿军还“敲”掉南朝鲜军4个师大部和美军1个重炮团。
“冷枪冷炮运动”——所有步枪、轻重机枪等射手广泛开展有组织的、群众性的狙击战斗。1952年5月至8月，仅3个月的时间，志愿军开展冷枪战歼敌约1.36万余人；1952年8月至1953年7月的12个月中，志愿军利用此种战法共毙伤敌3.9万余人。
在大后方，毛泽东发动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生产劳动竞赛和捐献武器运动。被服厂的职工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为志愿军赶制衣被；军工企业的职工们不辞辛苦保证了志愿军对武器弹药的需要;农民们不仅给志愿军送去了充足的粮食，还送去了大批猪肉、鸡蛋。根据朝鲜战场的需要，还为志愿军生产了大批牛肉干、蛋粉、香肠、饼干及医疗用品。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人民为前线提供各种作战物资达560余万吨。
1952年6月24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告捐献武器运动已经胜利结束。截至于1952年5月底，全国各界人民共捐款55650.37万元。
在全国人民以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无私奉献中，一架架飞机被源源不断地送进志愿军空军部队：湘潭县人民捐献了“毛泽东号”战斗机；北京妇女捐献了 “北京妇女号”战斗机；全国体育总会捐献了“体育号” 飞机；就连儿童们也利用节省下来的糖果钱捐献了“儿童号”飞机；随之，“棉农号”、“鲁迅号”、“教工号”、 “白洋淀号”、“狼牙山号”、“中国店员号”、“北京铁路工人号”、“天津妇女号”、“佛教号”、“仁立号” 、“中国农民号”、“中国伊斯兰号”、“华侨号”等相继出现。山东省捐献了拥有120多架飞机的“山东空军师”。在人民的支持下，志愿军空军部队迅速成长壮大起来，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指战员们的战斗士气。
班禅额尔德尼接受捐款购买“佛教号”飞机
抗美援朝时期，还有成千上万的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大批医务人员和民工，纷纷组成运输队、医疗队、防疫队和担架队等开赴前线，支援志愿军作战。
哈尔滨医科大组成的“白求恩青年医疗队”
抗美援朝志愿基干担架大队
1953年9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毛泽东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经验时指出：“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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