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 文登川之战

文登川之战是1951年10月在抗美援朝战争的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8军一部在朝鲜北汉江以东文登川地区,为抗击美军坦克楔入而进行的防御战斗。

抗美援朝   文登川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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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为打开东线门户文登里,1951年10月11日,美军第2师、南朝鲜军第8师以百余辆坦克,在其步兵、飞机、火炮的配合下,沿文登公路,向刚刚接防完毕的志愿军第68军阵地发起进攻。该军第204师首当其冲,为迎击美军坦克,该师在文登公路西侧设置反坦克阵地,集中全师反坦克武器,76.2毫米口径反坦克炮1个营、山炮1个连、工兵1个连、无后座力炮27门、火箭筒49具,组成反坦克大队,专门打坦克。仅12日至14日3天中即击毁美军18辆坦克。战至20日,该师共击毁美军坦克28辆、击伤8辆,始终牢牢地控制着文登川。此战,是志愿军著名的反坦克战斗。

抗美援朝   文登川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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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背景

文登川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谷,西靠鱼隐山,东邻中七峰,中央纵贯一条公路,直通志愿军后方。如果在一场大的进攻战役中选择突破口的话,文登川无疑是最好的选择。1951年9月,美军开始其“秋季攻势”,9月底,志愿军第一线的6个军中,有4个军的阵地遭到美军9个师的攻击。抗击美军“秋季攻势”的战役成为志愿军战史上空前规模的阵地防御战役。恰在此时,司令员杨成武、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南生率领的第二十兵团奉命入朝,兵团下辖第六十七、六十八军。

战争过程

美军推进

10月,东线美军6个师也向金城、文登里一线发动攻击。美军采取逐步推进的战术,每攻击志愿军一个连、排的防御阵地时,都反复以飞机轰炸,并且一天内即发射炮弹1~3万发,随后以20~60辆坦克引导步兵反复冲击,运用了所谓的“坦克劈入战”战术。其作战方式是每次以20~40辆坦克组成一个集群,在大量飞机掩护和步兵、工兵伴随下,一面以阵地上的火炮和坦克炮实行密集射击,一面沿山路迂回割裂志愿军前沿各个高地的防御阵地,再由其步兵进行“逐山占领”。

顶住美军进攻

20兵团刚与朝鲜人民军换防,即遭到美军猛攻。10月7日,在六十七军防御的27公里宽的阵地,遭受美军4个师和280余辆坦克发起的攻击。六十七军只有5个反坦克炮连,只得主要依靠轻便的无后坐力炮、火箭筒和反坦克手雷、地雷进行反坦克作战。采取边打边补充,边抢修工事,白天失去的阵地夜间反复夺回的办法,与美军反复争夺。13日至15日,战斗异常激烈,连兵团指挥所也不时遭到美军机骚扰。在紧要时刻,杨成武、张南生果断地将六十七军第二线作为预备队的二○三师投入第一线,同时从六十八军调一个师作为六十七军的预备队。经过3天恶战,六十七军顶住了美军的疯狂进攻,美军付出了伤亡1.7万人的代价。这次战斗中,六十七军创造了日歼美军的最高记录。《人民日报》及时报道了这一伟大胜利的消息。志愿军总部也及时通报表扬了六十七军全体指战员。

抗美援朝   文登川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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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守鱼隐山

在20兵团的作战中,67军防守方向是美军攻击重点,战斗很艰苦,美军我双方伤亡都很大,杨成武将军曾在回忆录中写到,他曾经对其他指挥员发问:“美军伤亡这么大,怎么攻势还这么猛?”虽然如此,67军进行的还是山地防御战,虽然艰苦,亮点不多。68军防守的重点是鱼隐山,这是一座具有和五圣山相同价值的战略制高点,杨将军十分关注此山安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把36门榴弹炮加强该山的防御。当68军报告说阵地危急时,杨说“不是给你们加强了一个炮团吗,你们108门炮,是多大的力量?”68军报告地势太险,拉不到射击位置,杨说“那就拆了在搬上去。”

美军进攻文登川

鱼隐山巍然不动,美军就打起了文登川的主意。就在68军换防第二天,美2师、伪8师、法国营乘志愿军立足未稳全线发起进攻。美、法军集中近二百辆坦克,最多一次出动100多辆,主要是M46、M26,沿文登里向北公路两侧的川谷平原地带实施“坦克劈入战”。68军在美军情不明、地形不熟、阵地不完善的情况下,在人民军既设阵地上打了一场仓促防御战。该军第204师首当其冲,为迎击美军坦克,该师在文登公路西侧设置反坦克阵地,集中全师反坦克武器,76.2毫米口径反坦克炮1个营、山炮1个连、工兵1个连、无后座力炮27门、火箭筒49具,组成反坦克大队,专门打坦克。

10月11日,美军二师和南朝鲜伪军八师就在百余辆坦克和大量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文登川发动“坦克劈入战”,并有10余辆坦克突入志愿军某团纵深阵地。杨成武、张南生即令陈仿仁军长指挥刚组建的反坦克分队痛歼美军坦克。

轰退美军坦克集群

在所有战斗中,10月11日的战斗最为激烈、惊险,由于志愿军战士第一次打坦克,反坦克火器发射距离远,屡屡失的,导致美军坦克长驱直入,直扑志愿军纵深的榴弹炮阵地。此时志愿军炮兵把榴弹炮直瞄平射,轰退了美军坦克集群,因此在战术总结中专门出现了一个名词,“闸止阵地”,就是用大口径火炮平射,起到最后一道闸门的作用。可以说,由于志愿军战士初上阵地,没有打坦克的实战经验,这是美军在文登川战斗中最接近胜利的一次。志愿军战士曾描述“美军坦克跑的太快,追不上瞄不准”。但是,美军即将到手的胜利被炮兵的即兴发挥击破了。

扩大战果

志愿军是打一仗进一步,到了第二天(12日),美军又组织78辆坦克向文登川进攻。志愿军六一○团全体指战员以反坦克炮和火箭筒及手雷,尽量挨近坦克开火。先后击毁美军坦克10辆、击伤8辆。这次战斗被列为典型战例,还被拍成《激战文登川》的电影。仅12日至14日3天中即击毁美军18辆坦克。战至20日,该师共击毁美军坦克28辆、击伤8辆,始终牢牢地控制着文登川。

总结经验

在与美军坦克的战斗中,志愿军战士也反复总结经验,摸到了许多打坦克窍门,例如尽量靠近射击,利用美军坦克跨越障碍减速时射击等。如某无坐力炮手时先预守在美军坦克前进路线的弹坑前,趁美军坦克减速的瞬间射击,一战创造了4发3中的好成绩。而且各种兵器配合默契,先由远距离火器攻击,乘美军视线被挡或转向躲避时,步兵在迅速靠近以反坦克手雷在10米以内的近距离攻击。

美军“坦克劈入战”破产

美军在大规模进攻受阻后,依然贼心不死,反复在文登川进行“坦克劈入”式的攻击,一是企图深入志愿军阵地侧后,打击志愿军正面防御和后方部署,另一目的也是探索坦克劈入战的战法。志愿军也是针锋相对,予以坚决痛击。在文登川的反复较量中,志愿军越打越得心应手,最后美军叫嚣的“坦克劈入战”终于破产,而此时文登川里留下了78辆美军坦克的残骸,成了美军望而却步的障碍。

战争结果

78辆是被彻底摧毁的美军坦克,还有很多被击伤的坦克被美军在火力掩护下拖回,但是美军后来再也不敢往回拖了。志愿军战士利用美军回拖坦克的机会,或巧妙设伏,或提前布雷,击毁、击伤了更多的美军坦克。一次美军为了回拖一辆坦克,连续有4辆坦克触雷;还有一次中了志愿军埋伏,为了拖一辆坦克而留下了3辆坦克。“激战文登川”电影里描述的更神,一个战士爬到美军坦克里拆装备,恰巧美军来拖这辆坦克,于是他先一刀结果爬进来的美军坦克手,然后用两颗手雷报销了另2辆美军坦克。

由于有文登川反坦克战,68军竟然比苦战的67军还出名。杨成武将军曾写了三首诗,纪念这一战。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谈判无计挑战端

坦克劈入文登川

以劣胜优破甲阵

智勇将士震敌寒

在西方山谷地,是志愿军的王牌主力,而且对美军的坦克战法早有预料,结果可想而知了!美国将军范弗里特显然比美国的研究人员高明,他知道类似的谷地实际是美国坦克的死亡陷阱,因此他出其不意的选择了上甘岭作为突破口。志愿军实际上在上甘岭初期也误判了美军的主突方向,注意力还是在西方山谷地,防止美军声东击西。文登川的部队是68军,这个军原属华北军区,颇有中央警卫队的意味,当初毛泽东出访苏联,就亲自接见杨成武,命令他和他的20兵团全程负责安全。68军初到朝鲜,刚上阵地就遇见了以前从没遇见的美国坦克,而且是志愿军战史上第一次面对集群坦克。即便如此,打的也是如此漂亮。 [2]

相关人物

杨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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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武

杨成武(1914~2004.2.14)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福建长汀人。1929年加入闽西红军。1930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四军,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干事、秘书、团政治委员。曾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长征中任第2师第4团政治委员。1936年初任第1师政治委员。同年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后任师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团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兼第一支队司令员)后兼政治委员),冀中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兵团司令员。曾率部进军绥远,解放集宁、包头,参加平津、太原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兼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2枚。1952年回国后,历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副秘书长,福州军区司令员等职。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著有《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忆长征》、《战华北》。

张南生

抗美援朝   文登川之战

张南生

张南生(1905—1989)福建省连城县人。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乡苏维埃政府委员,红十二军二纵队第一〇三团连政治委员,红十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第十三师三十九团政治处主任,师总支部书记,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三十七团政治委员,国家保卫总队政治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团政治委员,红三十一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政治处副主任,三八六旅七七一团政治委员,先遣支队政治委员兼中共冀西地委军事部部长,独立支队政治委员兼中共晋中地委军事部部长,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志愿军政治部代主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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