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江
近阶段的疫情与之前的多个灾难和突发事件共同在检验中国城市40年快速发展的成果。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公共卫生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都与城市的发展理念、营建模式、运行和治理方法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考验可以得出的其中一个结论是：高层住宅是中国社会未来最沉重的社会负担，而且可能是无解的负担。
多年前，笔者曾经向香港规划署时任署长伍谢淑莹女士请教：为什么每次流行病疫情暴发，香港的传播都特别猛烈，死亡率也比较高？伍谢署长表示赞同我的判断，并给予了她的解释：首要原因就是香港的人口密度问题，居住和工作场所的开发强度太高、人的交集强度太高，人与人之间难以保持适当的距离，致使细菌、病毒在密集的人群中快速、广泛传播。
同样的问题在内地也一样存在。在城市土地国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形成了集合式住宅模式。经过住房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建立，城市住宅走向了高层高密度的供给模式。高层住宅建造过程中耗材、耗能、造价高，使用过程中能源消耗大，设计使用年限到期后拆除难度高。三个环节的费用成本比多层高出50%～100%。从实际使用中来看，高层住宅的消防、应急、公共卫生、邻里交往、居住心理压力等等都带来很多难题和风险。2003年3月底，“非典”在香港陶大花园的爆发就与高层住宅造成的建筑内外空气流动状况有关，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也报告存在住宅楼宇的跨层传播现象。
这其中的原因被归结为追求高效率的资源利用方式、土地政策和资源短缺使然。但笔者认为主要是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在土地财政路径下，城市政府从追求土地收入总量最大化转向每块出让用地收入的最大化，而住宅用地又是面广量大的市场需求，由此导致居住用地的容积率不断提高。
第二，政府为了获取更高的极差土地收益，倾向于大拆大建的开发模式；为了取得财务平衡，又不断提高容积率。而房地产商为了获取超额利润，会不断要求调改既有规划提高容积率。
第三，在GDP导向、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和政府对工业企业税收预期下，大量建设用地用于工业或产业园区发展。除了北京等个别城市以外，特大、超大城市的工业用地占比都在20%～35%之间，而工业用地低效利用和闲置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也导致了居住用地的相应短缺。
因此，高层、超高层住宅形态是制度设计和错误观念的结果，而不是资源或效率问题。
如今，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别提出了45米、36米的建筑控高。建设部新版的“居住区规范”规定住宅建筑控高为80米，但实施难度很大。在京津冀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上，笔者听徐匡迪主席讲了建议雄安新区实行45米建筑控高的根据：国家消防部门的领导告诉他，大城市高层建筑消防灭火时，装备有条件、扑救有把握的高度是45米，也就是15层住宅楼的高度！2010年上海一幢28层住宅火灾造成58人遇难；2017年伦敦24层公寓火灾造成79人遇难。可见，在中国和世界的顶级城市，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都是没有保障的。
雄安新区和通州北京副中心的规划建设提出了“不要高楼林立，不要水泥森林”的要求，在尝试改变过去的做法。目前解决这个问题面对的最大难题还是在于中国城市的GDP导向、土地财政依赖、企业税收依赖的经济、财政、税收制度尚未改变，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建筑形态科学管控方面的有效制度尚未建立。中国城市何时能放弃土地财政依赖还是一个问题，摒弃高层、超高层住宅的居住形态，要走的路还很远。我们只能期待中国城市发展中影响政府行为模式的一些基本制度能尽快尽早改革，让市民在付出一生积蓄，以房奴的代价改善住房的同时也能真正改善居住环境、真正享受高品质生活，让城市的住区和住房更加安全健康，也更加绿色低碳。
这段防疫期间，笔者人在上海，想去公园里散散步，不想偌大的世纪公园因防疫而关闭，因此只能开放的滨江绿地，把杨浦、徐汇、浦东、滨江用脚丈量了一遍，这里的人很少。开放的户外空间，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春风，即使不能沉醉，也是人们暂避压抑氛围的最好环境、抚慰心灵的最佳场所，笔者很不理解，菜场、超市都能开门，为什么要关闭大城市本来就十分缺乏的公园？防疫期间，北京没有关闭公园，只是限制了流量，并未发生任何传染迹象。这些公共开放空间是疫病期间城市唯一的“净土”，无差别地一概关闭实在是“用力过猛”、缺少人性关怀之举。
疫情也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一种动力。疫情终将过去，规划师应从中学习吸取能量，坚守敬畏自然、珍惜生命、尊重科学的态度，为更加美好、更加多元包容、更加绿色开敞的城市贡献自己的专业力量。
（作者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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