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09 00:46:38 古韻餘音

（三）小处可让，原则问题绝不放手

　　荣禄的那一套，较之康梁的口号型维新应更务实，由此可见，荣禄在“法是否该变”的问题上，与康有为本无分歧，只是具体步骤上分歧严重，康有为认为中国已无可救药，必须实行最彻底的变革，一切推倒重来，尤其是官制，必须首先改革。他们也想到了这样会遭到巨大阻力，但是还是天真地认为只要一变就会成功。
　　康有为作为清朝权力机构的局外人，只考虑方向问题，考虑不到具体执行问题，而荣禄作为政府机构的具体执行者，深知其中的错综复杂，主张变法改革以补偏求弊下手，政变后荣禄在一封给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认为中国应以整军丰财、力图自强为急务，但中国“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并以此评价政变事。而且荣禄认为“中国非真不可为也”。
　　所以在总理衙门和康有为见面时，荣禄首先就把大是大非的问题摆出来了，他问康有为：“祖宗之法不能变，这一点你同意吗？”这显然是试探康有为的，他得看看这个人有没有“斤两”，值不值得合作。按理说康有为平时不去结交荣禄他们也就罢了（可能想结交没有机会，所以故作不屑，这是精神胜利法），可这时候却是一个非常好的结交荣禄和李鸿章的机会。此时如果能从李鸿章办的洋务说起，徐徐论述变法的必要（其实这个道理几位大臣早就明白），既吹捧了李鸿章，又不显得突兀和无礼，还能给各位实权人物留下好印象，但是康有为如果这样说了他就不是康有为了。康之变法，全凭一腔热情和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他认为荣禄是个“后党”，李鸿章是个卖国贼，本来就不屑于和他们合作（这就是文人，只凭感情从事，看不清实际情况）。因此他教训人似的回答说所谓祖宗的成法，是用来治理和保卫祖宗之地的，现在连祖宗之地都快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的成法？再说，所谓成法，应该因时制宜。比如祖宗的成法中只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哪里有总理衙门？要说变法，仅凭这一条，各位已经变了。
　　这使本来对康有为不怎么了解的荣禄，立即对这个狂妄的文人产生了反感。荣禄是什么人？他在官场滚打了几十年，什么世面没见过，而你康有为把变法说得跟儿戏似的，这不是开玩笑嘛，因此荣禄断定此人不可交，也成不了气候，因此他甚至没等会见完毕就中途退场了。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在康有为身上浪费时间，他希望的变法不是康这样的。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既要铲除康有为又要坚持变法。
　　当荣禄遇上著名的改革派康有为，荣禄想改革，但不是想像康有为那样运作。康有为也想改革，但跟荣禄不是一个路子。结果是，理念不对路，一拍两散。这是必然的，康有为吸收不了荣禄，荣禄也改造不了康有为。

　　（四）狼社会，以狠为贵
　　都说政治害人，毁灭人性，荣禄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蒙父祖余荫，恩赏六品主事，后来政治上不断进步，年纪轻轻便升迁为户部侍郎兼内务府大臣，掌管了皇室仓库的钥匙，这个位子一般只有最亲信的皇族子弟才能担任，当年的雍正也曾经担任过内务府大臣，可见其重要性。到光绪嗣立之时，荣禄已官至工部尚书兼步兵统领，就是说，启闭紫禁城门的钥匙也握在他手中。可以说此时的他正是如日中天，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只懂得冲锋陷阵的烈士之后还没有充分领悟官场险恶，就为自己的纯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七，恭王奏请贵州巡抚空缺是否应当找人补缺，慈禧脱口而出，说让军机大臣沈桂芬赴任，原来慈禧因为最近军机大臣们自专独断，眼里没有她这个最高领导，早就不爽，想找个人开刀，杀鸡儆猴。没想到此言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军机大臣宝鋆首先表示反对：“巡抚是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充任军机大臣，官居一品，宣力有年，不宜贬到边地。这道旨意一下，中外震骇，朝廷体制、四方观听，都大有关系。”恭王也表态说：“而且总署也少不得沈桂芬这个人。”慈禧没辙，只好收回成命。
　　退朝之后，沈桂芬和翁同龢左思右想，认定是荣禄在背后说了坏话，于是沈桂芬就以刑部尚书为条件，请翁同龢上他那拜把子兄弟荣禄那儿探探消息。
　　于是翁同龢就来到了荣禄家，一开始，他就大骂沈桂芬，说沈不是东西，太坏了，自己要和他绝交。那神态，那眼神，简直是绝了，绝对是演技派。自古以来，当官的大多是演戏的好手，要升官，就更要勤练演技，因为他们没有NG，不能重来，演好了直接上天堂，演砸了直接“住套房”。所以不妨多和演艺界沟通，下台后当个演员也不错。荣禄涉世不深，虽然抱有警惕，还是被他的这位拜把子兄弟，两朝帝师的精彩表演给骗了，不知不觉就透漏了自己内心对沈桂芬的厌恶，而这么一点点倾向，对翁同龢来说，已经足够了。
　　我们的翁师傅一出门就拐进了沈府，两人挑灯夜战，想出了一个以彼之道，还治彼身的毒计，要将荣禄扫地出门，赶出京城。
　　腊月二十七，有个叫宝廷的“清流”党人，年底无事伤感，于是上了一道奏折，谏劝六事：明黜陟、专责任、详考询、严程限、去欺蒙、慎赦宥。朝廷一看是老调重谈，于是按惯例发交军机处议奏。没想到宝廷却顿有妙悟，悄悄对沈桂芬说：“机会来了！”原来“专责任”一条中，宝廷指满大臣兼职太多，影响本职工作。若论兼差多，那就要数他和荣禄了，但是宝廷兼的都是国史馆总裁跟阅兵这样的无足轻重的小职，于是决定舍孩子套狼，由宝廷出面奏请落实“专责任”，于是宝廷进见慈禧，主动要求去掉国史馆总裁跟阅兵的职务；慈禧一看，小事情嘛，就答应了；然后宝廷乘机提出也要给荣禄“减负”，去掉工部尚书与内务府大臣的差使，专心干好步军统领，确保京师安全。慈禧最怕的就是京师安稳受到影响，因此觉得宝廷的话有些道理，但是一下子去掉荣禄这么两个大差使，她还下不了决心。这时候沈桂芬在旁边加了把火，他说：“荣禄宣力有年，明敏干练。年纪还轻，将来必蒙两位太后重用。”这一下真是挠到了慈禧的痒处，原来慈禧最近也认为荣禄过于年轻，还需要多历练历练，于是在保护年轻干部的名义下，沈桂芬堂而皇之地罢了荣禄的官。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过了些日子，西安将军的位子空了出来。沈桂芬联络朝中大老，向太后力保荣禄，说他可以担当此任，且离京下放锻炼一下，正是培养高级干部的正途。慈禧一时受惑，觉得这主意不错，于是命下，荣禄一下子从中央被赶到了边远地区。这一去，就是二十年，一颗政坛新星，在他将要最耀眼、最明亮的时候却被朝廷遗忘，仿佛从来就没有这么一个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青年才俊仗剑立马，为朝廷守护着大门。而这一忘，就是二十年，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二十年？青春随着岁月流逝，心情渐渐苍老。人说哀莫大于心死，荣禄的痛苦确是他不能心死，他还年轻，他坚信自己还有机会，然而这种雄心壮志每天早晨都要被惨白的现实打碎。无法想象，一个人的心，在连续破碎了二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也无法想象，荣禄是怎样说服自己，度过这荒岛般的二十年；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甲午战争这年，荣禄借进京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机会，钻营到恭亲王身边，得到了恭亲王的信赖。再次出山时，当年的骏马已经变成野狼，一匹来自北方荒漠的野狼！
　　野狼的生存法则只有一条，那就是生存，我们这位荣大人也一样，只要能保住他的政治生命，他可以使出任何手段。
　　慈禧当年想废了光绪，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帝，荣禄可不想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权力被端王夺走，但是又不好公开表示反对，于是一方面默不表态，另一方面给张之洞和刘坤一他们发电报，只有六个字“太后将谒太庙”，希望他们赶紧动起来。果然，他们表示反对了，还出了句名言“君臣名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这时候，载漪坐不住了，他到荣府探听荣禄的态度。荣禄投其所好，忽悠他说要建什么“虎神营”，说是用老虎来吃羊（洋），用神来镇鬼，而且还要奏请朝廷请载漪亲自带领这个什么虎神营。载漪因为外国人公然表示只认光绪，反对废立，因此非常痛恨洋鬼子们。荣禄这一手正好挠到了他的痒处，使他非常爽，而且产生了错觉，认为这是荣禄对于以后他们之间君臣名分的一种认定。可见撒谎真是一门非常高深的艺术。后来，那桐和崇绮拿着《恭请废立》折，借着慈禧太后的名义又来探风的时候，荣禄干脆耍起了无赖，先是借口肚子疼，进去和幕僚商量半天，然后突然将折子扔到火里，连说“不敢看呐不敢看”，直弄得我们这理学大师（那桐）和满人唯一的状元崇绮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荣禄一看火候差不多了，于是赶紧提出他的方案。
　　《崇陵传信录》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完早朝之后，慈禧单独召见荣禄。慈禧与荣禄有一段对话：
　　荣禄问：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
　　慈禧答：无有也。事故可行乎？
　　荣禄答：太后行之，谁敢谋其不可者！顾上（光绪）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
　　慈禧问：事且露，奈何？
　　荣禄答：无妨也，上（光绪）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近宗近支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纂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
　　慈禧曰：汝言是也。

　　这样一来，慈禧的目的也基本上达到了；而荣禄呢，不用说，他的目的也达到了，仅仅立个大阿哥，端王还成不了气候，而且为自己弄倒他们争取了时间。
　　果然，义和团闹起来以后，载漪上蹿下跳，极力怂恿慈禧借义和团之力灭洋鬼子，荣禄虽然看出这是一条死路，但是他并没有阻止，而是让他们疯狂地走向灭亡。所以，慈禧问他义和团究竟可不可靠时，他说什么老佛爷一贯英明，这次也不会看错，就不要怀疑，放心大胆地干吧。甚至连那份假照会，他也给递了上去，果然最后结果如他所料，载漪父子的帝王之梦随着这次战争的惨败，也灰飞烟灭。而他荣禄，因为在战争中给慈禧留足了后路，更加受到信任。
　　对于荣禄来说，这是个完美的结局，为了这个结局，老百姓要付出四万万五千万两银子。这就是恶狼政治，老百姓是羊，他们没资格参与，只能献身被吃掉。
　　1903年，荣禄走完了他那算不上幸福的政治人生，留给世人的，是一个模糊的身影，一个近于神秘的形象。
　　此时，离清朝灭亡只有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