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 | 王珍一
原文標題 | 李楊 一意孤行16載
備註：本文為王珍一對李楊導演的專訪文章，完成於2018年。
李楊將自己變成了一把插中社會陰暗面的利刃。他以電影為劍，褒貶正邪，快意恩仇，像極了他喜歡的金庸武俠世界裡的大俠。
他有過猶豫、有過彷徨、有過痛苦，但最終還是砥礪前行。16年的時間裡，他排除萬難，拍出了中國電影史上三部批判現實主義力作《盲井》《盲山》《盲·道》，這使他收穫了榮譽也深陷爭議。
他並不喜歡外界賦予他的各類偉光正的榮譽，亦不喜外界指責他“拍中國的陰暗面討好西方”的說法。
實際上李楊的電影是向善的，他自稱老派的愛國者，通過揭露和批判當今社會中的某些陰暗面和人性中醜陋、貪婪、自私、兇殘的一面，來彰顯人性中的善良和仁愛的光芒以及社會中光明溫暖的一面。他以詩人顧城的一句詩形容自己的初心：“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視而不見謂之盲”這是16年來李楊經常說的話，所謂“盲”，是盲在心，是內心對良知、對生命的視而不見、見而不救。李楊深知自己對很多人很多事的無力，但這不代表自己可以無作為。既然已經看到了現狀，那就將他拍出來，用電影這種形式儘量真實地把這一階段中國的現實和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反映出來，記錄下這個時代的故事。李楊希望更多的人能夠關注到電影裡的這些群體並儘量改善他們的生活。
這是一條艱難的路，李楊選擇了一意孤行，這一走便是16年。
李楊（攝影/曉詠）
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一個愛國者
《盲井》拍攝於2002年元旦，講述了兩個生活在礦區的閒人靠害人賺錢的故事。在這之前李楊已經準備了18年，他在德國求學，拍紀錄片，跟隨黃建新做選角副導演，一直在等待可以獨立拍攝一部電影長片的機會。
李楊還是等來了屬於他的機會。從德國回來後為了找一部合適的小說改編成電影，沒事了他就騎一輛自行車去朝陽區圖書館看書，始終找不到適合拍成低成本電影的小說，直到大學同學胡小葉給他推薦了劉慶邦描寫煤礦工人生活的小說《神木》。李楊一口氣讀完，覺得小說裡對人性的善與惡，糾結與掙扎，對金錢與道德、邪惡與善良的描寫非常深刻也是自己想通過電影表達的東西。
李楊迅速約了劉慶邦，表達了想買下《神木》 影視改編權的想法。劉慶邦卻表達了擔憂，原來在這之前劉慶邦通過朋友將《神木》推薦給幾位第五代大導演，可他們並沒有興趣，因為小說寫的是最底層的煤礦工人，裡面沒有女主角，場景不在城市裡，拉不到贊助，無法植入廣告，他們都認為這是一部好小說，但拍成電影肯定不賺錢。李楊卻並不在乎這些，他告訴劉慶邦自己雖然名不見經傳，但會用全部積蓄拍這部片子並向劉慶邦承諾“如果我五年內不拍，版權就還給你”。當天，李楊簽下了《神木》的影視改編權。
買下改編權的第二天，李楊全身心投入劇本改編中，很快李楊發現改編後的劇本生活氣息不濃，人物不鮮活，劇中人物和情節缺少真實的鮮活的細節和味道。為了更貼近煤礦工人的真實生活，李楊開始去煤礦做採訪，深入調查煤礦工人的生存現狀，他的足跡遍佈河北、寧夏、山西、陝西。煤礦工人的真實生活深深觸動了李楊，他們每天下井挖煤，幹完活上來後就是吃飯、喝酒、睡覺，這樣的日復一日，月底發了工資就到城裡把錢寄回家，然後喝酒找妓女鬼混。有一位礦工曾對李楊說：“我們就是一塊肉，是幾塊石頭夾著的一塊肉。”這句話深深刺痛了李楊，這讓李楊意識到：他們不把自己當成一個生命。李楊問他們在煤礦工作如此艱苦和危險，為何還要在這裡幹活，他們告訴他因為挖煤賺得錢比其他工作多，他們拼命賺錢就是為了讓家裡人能住上磚房，過上好日子，讓孩子上大學，擺脫貧困，擺脫當農民的命運。
《盲井》劇照
回到北京後，李楊的思想發生了改變，“我覺得自己除了要實現電影夢之外，還肩負起了一種責任和義務”。拍《盲井》已經不再是義務而是必須要拍出來。李楊並不想用電影去販賣黑暗、落後和苦難，“我想要表現人的生活，人們的慾望和煩惱，人性的善與惡、糾結與掙扎、多面與複雜。”
李楊以最快的速度組建了團隊，王雙寶、李易祥以及當時年僅17歲的王寶強擔任主要角色。2001年12月28日，一群人二十幾輛車浩浩蕩蕩從北京出發前往拍攝地蔚縣，那天李楊眼裡噙滿淚水，默默祈禱上蒼，保佑拍攝順利。
現實卻是事與願違。李楊一直對拍攝的安全問題十分重視，因此選擇的拍攝點離逃生通道近，配有專門的安全員，還有瓦斯表隨時監測瓦斯的濃度，一想到關係到幾十條生命的安全問題，李楊便提心吊膽，唯恐出問題，因此他們在賓館反覆排練，以縮短在井下的拍攝時間。然而危險還是來了，有一次在井下拍戲，一塊大鍋蓋一般大小的煤掉了下來，砸在了劇組人旁邊，全組人都驚呆了，摘了安全帽的人嚇得趕緊將安全帽戴上。
與危險伴隨的是人禍，《盲井》拍攝到一半的時候，製片主任和生活製片帶著錢跑了，並且帶走了很多人和劇組的器材，讓劇組陷入癱瘓。李楊很生氣，但他一直告誡自己災難已經發生，憤怒沒有用，怨天尤人也無濟於事，迅速恢復拍攝才行。李楊抵押了房產，要回了器材，找來了老朋友高華幫忙做製片主任，並在劉慶邦的幫助下在河南義馬找到了一個新的拍攝地。這次人禍使得劇組停機造成拍攝預算嚴重超標，即使如此，李楊也不願意在選景上湊合，在藝術上妥協。
35天的艱苦拍攝最終還是結束了，當晚的關機飯桌上李楊深深地向所有人鞠了三躬，幹了三杯酒，講話的時候非常激動，淚水一個勁地往外湧。第二天清晨，李楊六點鐘醒來，意識到自己遲到了，李楊立馬穿衣服出門，待走到門口，李楊才意識到電影已經殺青。李楊坐在床邊，愣了半天才緩過神來。
在《盲井》的後期製作階段，依舊缺錢，李楊向弟弟借了錢。後來參加柏林國際電影節，朋友李俊刷了信用卡支援李楊。李楊深知自己在中國沒有拍攝許可證，電影在中國肯定放映不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參加國際電影節，在國外銷售。李楊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將《盲井》交給了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選片委員會，希望能將影片賣出去還清欠款而不是得獎。因為沒錢打廣告，李楊和錄音指導王彧就在電影節主會場的必經之路兩旁的樹上貼海報，希望能夠吸引人的注意。
李楊工作照
當《盲井》在電影節放映的時候，李楊百感交集，喜極而泣，淚流滿面的跑出電影院，這一天李楊第一次看到《盲井》的完成片，在這之前電影最後做成什麼樣子，在大銀幕上畫面和聲音怎樣李楊完全不知道。
當得知自己獲獎的那一刻，李楊哭了，走上舞臺，李楊微微的發抖，一剎那腦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該說什麼。《盲井》獲得了最佳藝術貢獻銀熊獎，在柏林國際電影節歷史上這個獎項已經缺席了18年，它等來了李楊和《盲井》。緊接著《盲井》在第2屆美國紐約崔貝卡電影節獲得最佳故事片獎；2003年荷蘭海岸電影節獲得最佳影片和文學大獎等三十餘個國際獎項。在法國《電影》雜誌評出的2003年全球十佳影片中，《盲井》排名第二。
《盲井》引起了爭議，有人批評李楊拍攝《盲井》是在抹黑中國，是在“拿中國的陰暗面討好西方”，李楊並不認可這樣的評價，對於李楊而言最初拍攝《盲井》就是希望通過故事來揭露和批判人性中的黑暗，彰顯人性中的光芒。“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一個愛國者。我希望這個國家好，希望這個社會好，希望這個社會變得更公正、更安全、更自由。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更有愛心，更真誠，而不是爾虞我詐，為了金錢謀財害命。”
現實卻是骨感的，回國後因為違規參加電影節，李楊被禁拍電影三年。可李楊並沒有放棄，他用拳王阿里的話激勵自己，“不要輕言放棄，所有的苦難，都是為了讓你在將來成為王者。”
2006年，李楊開始拍攝《盲山》，他將鏡頭對向了被拐婦女這一苦難群體，經過重重困難並得以2007年在廣州、北京、西安、鄭州等地上映。對於李楊而言，如果國內有人因為這個故事，關注到電影中展現的群體，展現的問題，那注視的目光本身就是勝利。
《盲山》劇照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做自己愛的事業
讓李楊沒有想到的是，“盲系列”三部曲最後一部《盲·道》從創作到上映花去了10年時間，並讓他深陷爭議中。
2006年，李楊看到《南方週末》一篇關於流浪兒童街頭犯罪的報道後特別震撼。這些流落街頭的孩子陷入犯罪、坐牢、釋放、再犯罪的惡性循環。李楊覺得應該為這些孩子做些什麼，他跟著記者去採訪，輾轉北京、貴陽、西安，孩子們的悲慘生活深深刺痛著李楊，很快他就寫了一個劇本叫《盲流》。但是這個劇本在電影局立項時沒通過。李楊就先拍了《盲山》。但李楊心裡一直惦記著這些流浪兒童：“我對這些孩子是我給自己的一個承諾，而不是給別人。”後來李楊選擇了更加溫和的《盲·道》，聚焦底層乞討兒童，講述一個落魄搖滾大叔與流浪失明女童的冒險與救贖的故事。在這背後一個可怕的事實是據民政部估計，全國流浪乞討兒童數量在100萬-150萬左右。在一些鄉村地區，買賣兒童幾近市場化，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地下黑色利益鏈。
2014年李楊的母親突然腦梗，搶救過來後還是癱瘓在床。這一年，李楊55歲，他覺得人生無常，到歲數了，想做的事一定加快去做。原來還想再等別人投資，他決定不等了。當年9月，李楊建好劇組準備開拍，但被意外的事耽擱了。等12月份再開機的時候，劇組都散了。“稍微好點的演員要麼要價太高，要麼沒檔期。很多演員直接說就想賺錢。”無奈，李楊乾脆自己出演男主角，一人身兼導演、編劇、主演、美術、剪輯數職。雪上加霜的是，拍著拍著，合作的投資人撤了。李楊沒告訴劇組，他再一次默默地抵押了房子，高息貸款。後期製作發行的費用全虧了一位叫蘇同的企業家。李楊記得，對方抽空看過片子後，只說了兩個字，“支持。”
《盲·道》劇照
從2014年12月到2015年1月，《盲·道》拍了三十多天。李楊沒有想到從拍完到上映花去了近3年的時間，當時的他以為審查20天，當年就可以上映。結果審查了1年20天。這段時間李楊非常焦慮，因為修改一次不行，再修改一次還是不行，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個頭。在等待審查結果期間，他不想浪費時間，他回顧了自己的電影之路，寫了一本自述《一意孤行》。現在的李楊還記得《盲·道》審查通過那天的心情：如釋重負。《盲·道》也成為“盲系列”三部曲裡唯一得以全國上映的電影。
對於《盲井》《盲山》未能全國上映，李楊一直有遺憾。當初的《盲井》在全世界獲得了很多獎，在中國卻沒有獲得什麼關注。“在這個地方，你這個電影是不存在的。我一直在問我拍電影是為什麼，我的電影更想讓中國的觀眾看到。我的根在這兒。”所以，他下定決心，他做的電影一定要在中國上映。另一方面因為有投資人投錢，李楊也想給投資人一個交代，“做人不能沒有交代。”
為了能上映，李楊做了很多妥協。《盲·道》從最初的136分鐘刪到了120多分鐘，再到現在的110分鐘。很多被審查人員覺得有“隱喻”的鏡頭全部都被剪掉了。
2018年2月2日，《盲·道》公映後的第一場見面會在北京亦莊舉行，為何選擇2月2日，因為李楊覺得自己是一個“很二的導演”。後來路演時，已經成長為一線明星的王寶強說“沒有李楊導演的《盲井》，就沒有現在的王寶強。”在成都路演時，好友樊建川潸然淚下，說十幾年前我勸李楊不要這麼做，但他還在堅守，初心不改。好友洪晃以及一眾老朋友為《盲·道》鼓與呼。
電影上映後，在世俗意義上李楊被很多人認為“失敗”了。很多人感嘆他的作品少了尖銳，多了溫情。指責他已不是當初的李楊，還有人指出種種缺點，男主角的表演不到位，片子有的地方銜接得不好。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配音的問題，很多人覺得配音突兀。李楊回憶那時為了節約成本，片子先送審再配音，但是反反覆覆的審查修改竟然長達一年。等到正式配音的時候，演員們已經很難再融入到當時的情景中，語言的情感傳遞變得比較生疏。在這背後的困境卻是李楊已經沒有了不停修改配音的資金。其次是劇情的斷裂感。最典型的就是趙亮在超市給晶晶買食物，鏡頭已經暗示有人懷疑他是小偷。然而影片卻沒有下文，直接過渡到趙亮成功偷出食物。但其實是因為這裡被審查刪除了一段重要情節，趙亮實際上是被超市抓住了，但是他的衣服裡有暗袋，所以留了一些帶出來。這些關鍵鏡頭的被迫刪除，導致了電影敘事節奏和情節串聯的支離破碎。
因為妥協，這部電影沒有達到李楊心中的10分，但能夠上映讓觀眾關注到流浪兒童，李楊覺得值了。但李楊還是“受傷”了，他在微博上給關心他的影迷寫了一封道歉信。
李楊
與口碑相比，更殘酷的是電影市場的變化。李楊一直不理解為何在網絡售票平臺有數十萬人想看《盲·道》，這些平臺卻連預售也不開放。上映兩天內《盲·道》的排片佔比僅有可以忽略不計的0.2%，在某些省會城市，這部片子沒有一場排片。即便有排片，也多半是上午場或凌晨場。甚至有人找到李楊對他說你給我錢我可以給你賣排片。李楊第一次意識到排片都可以賣，竟然變成了一個產業。但李楊拒絕了對方，一來是因為沒錢，二來李楊力求真實，他知道真正願意買票看的觀眾都是對此有興趣的人，他不願意弄虛作假。
李楊承認《盲·道》是一步步妥協的結果，“《盲山》那時候還可以有兩個結局，現在我不能幹這事。這個時候作品不重要了，再偉大的作品都有遺憾，電影就是遺憾的藝術，但是做人一定要厚道，你不能坑那些關鍵時刻幫你的人。”“我能理解一些觀眾對我的失望，他們希望我能拍出中國版《熔爐》”，但在李楊看來，《盲·道》能夠公映已是勝利。
為了《盲·道》折騰10年，李楊所追求的依舊很簡單“我希望通過這個電影，喚醒大家關注盲人、關注流浪兒童、關注這些弱勢群體、殘疾人。希望我們國家這些殘疾的兒童和乞討者能越來越少，能引起更多的觀眾，更多的人能關注他們，伸出一些援手，讓我們國家變得越來越好。”
如今《盲·道》已經上映結束，所有好與壞都變成歷史的塵埃。雖然有遺憾，但李楊並不後悔，“我對得起自己，對得起這個時代，說起來拍這部電影我很自私，為我自己拍的，為我一個承諾，當時我內心覺得應該呼籲這個社會，幫助這個社會，讓大家真正瞭解這些孩子的真相。”
在李楊的價值觀裡他覺得人一輩子不能光吃喝睡，要活出生活的意義，不僅要自己好，也要回饋一下社會。“不想渾渾噩噩過一輩子，就想做點自己喜歡的事情”。
對於外界評價他的電影是中國電影的非主流，李楊並不認可。李楊始終認為自己的電影傳遞的是主流價值觀，“批判就是弘揚美和善，如果對一個社會不好的方面進行批判是非主流的話，那我不知道社會的主流是什麼，所以我覺得我這個是主旋律，應該是人類的主旋律。”
16年，一意孤行，李楊實現了自己的電影夢，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達了對這個社會這個國家的關愛。即使如今年近六十，他依舊快意恩仇，嫉惡如仇，他說自己還年輕，一切才剛剛開始。當本刊記者問他16年裡是否有過後悔的時刻，他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做自己愛的事業，無怨無悔。”他的回答鏗鏘有力。（《藝術品鑑》主編鄭朝輝、屈可心、張帆、尤琳娜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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