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智七年，正月初七，日本近江大津宮中一派承平景象，滿堂錦衣華服的公卿簇擁著頭戴平天冠身著赤羅袞衣的“日出處天子”——天智大王。這位已經年逾不惑的新帝雖然已經君臨海東二十二年，但是在開始的十幾年間他只是攝政、而後的六年間更是僅僅以皇太子的身份臨朝稱制——直到四天前為止，他才在唐駐百濟鎮將劉仁願及熊津都督府熊山縣令司馬法聰等人來者不善的威壓之下由群臣簇擁著登上了空懸多年的大王之位。在連續三天的慶祝之後，二十一歲的大友皇子即興賦詩一首，以稱頌父王的威名和恩德，題目為《侍宴》
：“皇明光日月，帝德載天地。三才並泰昌，萬國表臣儀”。
這篇詩寫得四平八穩，浮華而空洞。如果說“帝德載天地”還算是名副其實，因為天智大王確實在白江村之役後成功地將日本從當時的東北亞亂局中脫身，這對當時已經瀕臨崩潰的民生來講確實是件天大的好事；但是在盟國悉數被滅、本土被大唐駐軍佔領的情況下寫出“萬國表臣儀”的溢美之詞，與其說是讚美，不如說是一種嘲諷。
而且，明眼人也都看得出來，大友皇子的這首詩，其實是化用了亡國之君陳後主的《入隋侍宴應詔詩》，內容如下: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 。
日本最早的漢詩如此逼近南朝文學不是偶然的，這是因為對於日本來說中國的南朝是真正將一窮二白的荒蠻之地化為文明之邦的恩人。在歷史上，除高句麗外，百濟，新羅和倭國都是向南朝遣使比較頻繁，高句麗在陳文帝天嘉元年（560AD）後也是向陳朝遣使比較多。 所以作為文化輸出的受益者，日本，或者說倭國，在文學上有明顯模仿的痕跡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成書於高野女帝天平勝寶三年（751AD）的《懷風藻》是現存最早的日本漢詩詩集，收錄了天智朝到聖武朝近百年間六十四名詩人的一百一十七首漢詩，在風格上大多是模擬六朝。這一時期的漢詩詩人，基本上都是統治階層中最高端的幾位，而內容也大多是應酬往來之句。
熊津都督府遺址。
近江大津宮所在地，舊日宮牆，尋常巷陌。
到了奈良朝，漢詩的寫作就成了上流社會的一種風氣。尤其是與大唐、渤海等國的外交更促進了漢詩的創作，因為在任何一個時代，能否熟練的掌握帝國語言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一種軟實力的象徵。當然，這時的漢詩詩人基本上還是皇族外戚和一部分遣唐使、學問僧，比如前幾日因“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之句而順道“火”了一把的長屋王。
而奈良朝的漢詩還又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在保持著“六朝煙水”之氣的同時，也具備了初唐詩“風神初振”的氣象，比如長屋王的門客刀利宣令《秋日於長王宅宴新羅客，賦得“稀”字》，就堪稱佳作：
“玉燭調秋序,金風扇月幃。新知未幾日,送別何依依。山際愁雲斷,人前樂緒稀。相顧鳴鹿爵,相送使人歸”。
遷都平安京之後，沙門空海以一己之力，將日本漢詩在整體上提升了一個水平。這是因為空海本身就是一位音韻學大家，他的六卷《文鏡秘府論》
論述了四聲平仄以及對仗、對句在詩中的作用，給日本漢詩帶來了嚴謹的法度和正確的指導，並使七言詩成為了創作主流。至嵯峨帝一朝，更因天子本人就是通經史、擅詩文、工書畫的全才，所以舉朝上下無不以好學為務。而在嵯峨帝十四年的統治中，更是在各方面都大興唐風，尤其是白居易的詩文幾乎被視為文學的巔峰。而白居易之所以能夠得到日本上層社會的高度認同，恐怕和白居易晚年“棲心釋梵，浪跡老莊”的人生態度給了事神甚恭的日本朝野以共鳴。所以，在這種社會環境下，漢詩評判標準就是以白居易詩為準，比如在平安京時代，被後世尊為學問之神、雷神，甚至是財神的菅原道真就被渤海大使裴頲情誼深厚。兩人在本國都是一時無二的才俊，得知音於海外更是少有的奇遇，故菅原道真稱讚裴頲有“七步之才”，而後者也高度評價對方“詩似白香山”。在被羅織上“恃寵專橫、密謀廢立、離間皇親”的罪名並左遷太宰權帥之後，菅原道真曾於謫所寫了一首七律《不出門》，以表達自身的無奈：
一從謫落在柴荊，萬死競競局脊情。
都府樓才看瓦色，觀音寺只聽鐘聲。
中懐好逐孤雲去，外物相逢満月迎。
此地雖身無檢繋，何為寸歩出門行。
其中頷聯被一些評論家稱為在藝術上超越了白居易的“遺愛寺鐘欹枕聽，香爐峰雪撥簾看”之句——估計清少納言是不會答應的。
日本人崇信菅丞相，猶如傳統的中國人尊崇關帝。
太宰府天滿宮中的菅原道真金身。
菅原道真抑鬱而終後，日本進入了藤原氏一統天下的時代，而漢詩便成了眾公卿的家學，被視為奏對、侍宴、應召、從駕之時炫技的“大殺器”，從而進入了停滯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漢詩雖然數量空前，但是藝術水平卻差強人意。宋真宗鹹平五年，也就是日本一條帝長保四年，一位旅居日本七年的中國商人回到了中原，並向宋真宗獻上了當時日本人做的唱和詩，可想而知，這些藤原氏公卿的應酬之作被中國的文豪們鄙視了，據《宋史·日本傳》記載：
“鹹平五年，建州海賈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凡七年得還，與其國人滕木吉至，上皆召見之。世昌以其國人唱和詩來上，詞甚雕刻膚淺無所取”。
那個時代的日本漢詩有多枯燥？看看一條帝的詩作便可知一二——《書中有往事》：
閒就墳典送日程，其中往事染心情。
百王勝蹟開偏見，萬代聖賢展卷明。
學得遠追虞帝化，讀來更恥漢文名。
多年稽古屬儒業，緣底此時不泰平。
對比一下數百年後，清乾隆帝的《讀-貞觀政要-》：
懿德嘉言在簡編，憂勤想見廿三年。
燭情已自同懸鏡，從諫端知勝轉圜。
房杜有容能讓直，魏王無事不繩愆。
高山景仰心何限，宇字香生翰墨筵。
簡直如出一手，都是向臣民們表決心、長志氣的話，態度也十分誠懇，但是藝術水平是在是一般。再往後王家式微、攝關家沒落、平家繁華如夢、源家三世而亡······日本進入了一個動盪不安的歷史時期，而“國家不幸詩家幸”的規律也從此失靈，漢詩進入了一個黯淡無光的時刻。
在沉寂了多年之後，日本漢詩迎來了一個小陽春時代，也就是“五山時代”。所謂“五山”就是對當時京都和鎌倉的十座大寺的統稱，分別為：第一︰天龍、建長；第二︰相國、圓覺；第三︰建仁、壽福；第四︰東福、淨智；第五︰萬壽、淨妙。其中，天龍、相國兩寺輪流為五山之首席，且京都五山在鎌倉五山之前。在當時以王家、攝關家為主的公家已經徹底沒落，武家則忙於攻城略地，所以經濟、文化的主導權便逐漸地賺到了名山古剎之中——可以說當時的五山大寺，即是財閥，也是學閥。而當時的高僧大德對於儒學也採取了積極態度的態度，認為儒學“於道（佛法）不為無助，雖讀外書亦可也”。高僧義堂周信甚至公開贊同：
“若夫先告以儒行，令彼知有人倫綱常，然後教以佛法，悟有天真自性，不亦善乎”。
也就是說當時的五山僧伽大多是“佛名而儒行者”。
既然是認同儒家的價值觀，那就要做到經世致用——所以在日本和中原官方往來中斷數百年的情況下，日本僧徒始終源源不斷來到中國，獲取更高深的學問和更多的財富。
與義堂周信並稱為“五山文學雙壁”的絕海中津於正平二十三年渡海入華，而這一年正好是大明太祖高皇帝龍飛之歲，也就是洪武元年。絕海中津入明之後不僅與學士宋濂往來甚厚，而且還得到了明太祖的接見，朝天之際，這位遠道而來的倭僧用獻詩的方式向大明天子表示了敬意,將徐福避秦東渡的傳說融入詩中，聲稱如今天下太平，徐福若在定會歸來。而大喜過望的明太祖也步韻和詩一首，說日本乃神仙之國，徐福遠適樂土，不回來也是當然——這，也許是明太祖一生中最輕鬆、最開朗的時刻。
當然，絕海中津絕不是隻會應酬周旋，浪得虛名，正是在旅居大明朝期間，他寫下了日本“第一”的漢詩《多景樓》：
北固高樓擁梵宮,樓前風物古今同。千年城塹孫劉後,萬里鹽麻吳蜀通。京口雲開春樹綠,海門潮落夕陽空。英雄一去江山在,白髮殘僧立晚風。
這首詩之所以有日本第一之稱，是因為在這五十六個字中蘊藏著一股日本藝術中幾乎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沉雄壯闊之美。將歷史的興亡、宿命的循環這些尋常而永恆的感慨和宇宙的無限結合在一起，這在日本的漢詩創作中是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
絕海中津書《雪峰義存東山偈》 林光院藏
絕海中津書《書狀》 長德院藏
但是，就像人的生命一樣，一切事物都會有終結之日，五山文學也是一樣。隨著戰國亂世的到來，繁華了三百年的五山禪林走向了衰亡——漢詩，作為一個文明社會的奢侈品，自然也就再一次的走向了沉寂。
日本漢詩最輝煌的時代，是在戰國亂世終結之後。而且這一次的繁榮和輝煌在數量上、質量上、時間長度上都完全超越了之前的任何一個時期。在此之前，能夠熟練掌握漢詩之人只是日本社會最精英的“一小撮兒”。但是從江戶幕府時期開始，一直到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漢詩逐漸地成了一個教養人的必修課——能否創作漢詩、欣賞漢詩，乃是一個人是否有高尚情操和品味的標誌，因而這一時期名家輩出，漢詩也成了影響力極大的文學形式。
戰國諸侯中詩文成就最高者當屬伊達政宗。
之所以日本的漢詩會在這一時期大放異彩，其原因除了藩校普及、經濟進步、長久和平等物質上的基礎之外，還有著明清易代，也就是“華夷變態”後日本朝野的文化使命感。如果我們站在當時日本人的角度看大陸上的狼煙四起，天崩地裂，那麼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奇劫鉅變"就不是從“庚子夷擾（鴉片戰爭）或“辛亥兵變””開始的，而是從“崇禎登天，弘光陷虜，唐、魯才保南隅，而韃虜橫行中原，是華變於夷態也”開始的。以朱舜水、隱元禪師為代表的大明遺民到達日本後更讓朝廷和幕府坐實了這個觀點。從此日本以保存中華一脈不絕如縷為使命，全面的整理了漢學。而在藝術上，江戶時代的漢詩已經從五山文學那種單純的描摹林下之風，進而擴展到對日本、中原甚至於全世界的歷史人文、社會生活的描寫，具備了中國詩文自古以來便具有的鮮明寫真性和廣闊宏大的視角。比如在光格帝文化十四年（1818AD），社會活動家賴山陽在長崎遇到了一位荷蘭醫師，得知了拿破崙大帝征戰四方，最後功虧一簣，被流放窮海的事蹟，於是寫下了第一首與拿破崙有關的漢文詩歌《佛郎王歌》
：佛郎王，王起何處大西洋。太白鍾精眼碧光，天付韜略鑄其腸。蠶食歐邏東拓疆，誓以崑崙為中央。國內遊手收編行，兵無妻子武趪趪。
縮梃為銃伸為槍，銃退槍進互撞搪。所向無前血玄黃，獨有鄂羅相頡頏。潛遣諜賊懷劍芒，王覺故與之翱翔。能刺刺我不能亡，汝主何不旗鼓當。遣客即發陣堂堂，絨旗蔽天日無芒。
五戰及國我武揚，鄂羅如魚泣釜湯。何料大雪平地一丈強，王馬八千凍且僵。運路梗塞不可望，馬肉方寸日充糧。王曰天不佑佛郎，我活吾眾降何妨。單騎降敵敵不敢戕，放之阿墨君臣慶。
戊寅歲吾遊碕陽，遭逢蠻醫聞其詳。自言在陣療金創，食馬免死今不忘。君不見何國蔑有貪如狼，勇夫重閉貴預防。又不見禍福如繩何可常，窮兵黷武每自殃。
方今五洲休奪攘，何知殺運被西荒。作詩記異傳故鄉，猶覺殺氣迸奚囊。
《佛朗王歌》第一版。
這要說清楚一個問題，那就是既然能夠做出如此優秀的漢詩，那麼這些作者是不是都通漢語？答案是否定的。日本人閱讀、使用漢文時都要通過一種自奈良時代便確定的“訓讀法”來掌握，也就是在漢文字上注訓點，按日語的文法讀漢文。正因為有了訓讀法，即便在遣唐使被廢止後，日本人也未在閱讀漢籍上產生困難。這確實是一件了不起的發明。所以，千餘年來，學者們雖然不會漢語，但也照樣能夠自由地作漢詩，研究和閱讀漢文。甚至可以毫不誇張的說，不懂訓讀，就不懂從飛鳥到江戶以來的日本。
到了幕末時期，日本社會對漢詩普及程度有多高，只需看看這一首七絕便可管窺一二：
“只應晦跡寓牆東，喋喋河隨世俗同，果識英雄心上事，不英雄處是英雄”。
寫得水平一般，談不上藝術水平，但是這首詩的作者，乃是幕末風雲人物新選組局長近藤勇。近藤勇是寒門出身，自然談不上接受什麼精英教育。成人後的主業是劍道師範，更與詩賦殊途，但是卻能提筆寫出一首中規中矩的漢詩，可知他在少年時代是受過類似訓練的。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漢詩的學習已經不僅僅是在江戶、京都這種大都會，即使在多摩這種鄉下也有人學習。
近藤勇的兩張照片。
在動盪的幕末和看不到未來的昭和，漢詩還成了良知尚存的學者抨擊時政的武器。尤其要說明的是，在江戶時代，日本漢詩詩人其實始終關注著那個已經滿目胡塵的大清帝國，並一直在在暗中的偷師，不過日本人似乎從沒有放棄自己的判斷。比如江戶時代日本人最熟悉的唐詩選集，不是《唐詩三百首》，而是宋儒周弼編《三體詩》（七言絕、七言律、五言律）和大明朝李攀龍編《唐詩選》。有意思的是《唐詩選》重盛唐詩，沒有選白居易和杜牧詩——這似乎是對菅原道真和絕海中津的反動；而《三體詩》更絕，重中晚唐詩，沒有選李白、杜甫詩，以至於被諷刺為沒有選夏目漱石、森鷗外小說的《明治大正文學全集》。
明治維新之後，所謂文豪，漢文素養更是不可或缺。日本文壇的根基如夏目漱石、森鷗外皆是漢詩名手，而且終生吟詩不輟。最典型的例子是森鷗外往德國留學，用漢文寫下《航西日記》
，其中題詩述志：“一笑名優質卻孱，依然古態聳吟肩。觀花僅覺真歡事，題塔誰誇最少年。唯識蘇生愧牛後，空教阿逖著鞭先。昂昂未折雄飛志，夢駕長風萬里船” 。
夏目漱石少年時代學習漢文的書目。
夏目漱石先生堪稱日本明治朝漢詩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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