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超低空掠海目標的飽和攻擊，始終是“標準”系列導彈的發展主線之一。不過，作為“宙斯盾”艦隊防空系統的關鍵組成部分，雖然在對抗低空掠海目標的飽和攻擊問題上，“標準”SM-2MR/ER系列導彈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時也應該看到這種成功只是相對而言的，並沒有實現美國海軍最為渴望獲得的那種需求能力。
事實上，美國海軍艦艇編隊通常在其外圍大致150千米空域建立防空區，在該區域內艦隊擁有較強的防空警戒、反巡航導彈能力，因此隨著時代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潛在對手一直試圖選擇在這一區域外對美軍航母的展開偵察與攻擊行動，這意味著只能在視距內對抗一定程度飽和攻擊的“標準”SM-2MR/ER系列導彈有其能力短版，必須對其加以彌補。這便成了新一代“標準”系列導彈——“標準”SM-6的研製動因。
由於”宙斯盾”系統艦載雷達受地球曲率的限制，對海平面目標的探測距離有限，能夠發現掠海目標的最大距離在30~40km之間，這意味著當時在役的“標準”SM-2MR/ER防空導彈的最大射程雖已達200km左右，但實際對掠海反艦導彈的有效攔截距離只有十幾千米，要實現在視距範圍外對抗超低空掠海目標的飽和攻擊，“標準”SM-6就需要擺脫傳統“標準”導彈對載艦目標照射雷達的依賴，克服發射平臺的視場限制。
為此不但導彈本身的制導體制需要有所變化，更要依託“海軍一體化防空火控”(NIFC-CA)系統的體系化能力。而“海軍一體化防空火控”(NIFC-CA)系統的核心能力，又是由較早期就已經開始發展的“協同交戰系統”（CEC）所賦予的。這就需要擺一擺龍門陣，講一講CEC的來龍去脈了。
1975年，美國海軍資助了約翰.霍普金斯學院的應用物理實驗室，對其“戰鬥群防空作戰協調”（BGAAWC）項目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發展，最後該項目以“海軍防空作戰協調技術”（FACT）的名目而為世人所熟知，並最終演變成研究通過協調艦艇和戰鬥機和系統來提高戰鬥群防空效力的一種試驗方法。
在此後的20年時間裡，這個項目發展了許多隨後被美國海軍使用的原型技術。比如，整個項目中諸多引人注意的成功之一是“艦艇柵格鎖定系統”（SGS），該系統成為現在的數據鏈路系統和探測數據轉換器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但該項目對艦隊防空最有意義的貢獻還是198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的“協同交戰”（CEC）概念。
1985年，BGAAWWC項目組進行了一個名為“搜索層面的遠程跟蹤”（RTLOS）的實驗，這次實驗的目標是希望能夠證明，一艘作戰艦艇能夠利用現有數據鏈傳輸的雷達跟蹤信息來攔截一個目標。儘管這個實驗獲得了成功，概念的可行性也得到了證實，但也表明了當時的“1號數據鏈”的處理能力和傳輸適時性不足以處理把CEC轉換成真正具有戰術作戰能力所需的巨量數據。
所以到1987年，這個項目組開始努力去發展一個新的數據鏈系統，它能協調所必需的大量數據和解決問題所需的潛在數據。這一努力宣告了CEC項目的正式誕生。CEC系統在概念上是將作戰編隊內的傳感器和武器系統組成分佈式信息系統，實現傳感器和武器系統直接互聯，產生具有火控級精度的複合跟蹤，實現武器平臺之間信息共享和對威脅目標的協同打擊。要求在所有單元中分享來自每個傳感器的測量（未過濾的量程、方位、仰角以及多普勒更新），同時保持關鍵數據的實時性和準確性。
為了有效使用，數據必須集成各單元的作戰系統，使之能像在該單元上生成的數據那樣被使用。這樣一來連網的戰鬥群單元能夠作為一個單一的，分佈式防禦系統運行。同時CEC的數據鏈路採用窄波束瞄準式通信和擴跳頻技術，具有抗干擾、隱蔽性和靈活組網等優點，外部很難對其干擾，提高了系統的抗干擾能力和抗截獲能力。
1994年，“艾森豪威爾號”航母戰鬥群首次進行了CEC系統的集成實驗，在此次實驗的基礎上，1995年約翰·霍普金斯實驗室 (APL) 得出結論，通過引入協同作戰能力 (CEC)，可以解決地球曲率對雷達探測距離的限制問題，為艦隊防空導彈提供可靠的超視距攔截能力。
美國海軍據此於1996年正式提出基於CEC能力的超地平線打擊“增程主動導彈”概念，並在2002年正式演變為新一代的“標準”SM-6導彈項目。至於“海軍一體化防空火控”(NIFC-CA)系統則可視為CEC系統的進一步延伸，納入其中的“標準”SM-6導彈，利用鷹眼E-2D預警機、F-35戰鬥機等艦外傳感器平臺提供的目標數據進行超視距交戰，到最後階段再利用導彈本身的主動雷達導引頭完成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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