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手是怎样炼成的——面向未来的新一代“标准”导弹(二)

应对超低空掠海目标的饱和攻击,始终是“标准”系列导弹的发展主线之一。不过,作为“宙斯盾”舰队防空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虽然在对抗低空掠海目标的饱和攻击问题上,“标准”SM-2MR/ER系列导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成功只是相对而言的,并没有实现美国海军最为渴望获得的那种需求能力。

多面手是怎样炼成的——面向未来的新一代“标准”导弹(二)

事实上,美国海军舰艇编队通常在其外围大致150千米空域建立防空区,在该区域内舰队拥有较强的防空警戒、反巡航导弹能力,因此随着时代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潜在对手一直试图选择在这一区域外对美军航母的展开侦察与攻击行动,这意味着只能在视距内对抗一定程度饱和攻击的“标准”SM-2MR/ER系列导弹有其能力短版,必须对其加以弥补。这便成了新一代“标准”系列导弹——“标准”SM-6的研制动因。

由于”宙斯盾”系统舰载雷达受地球曲率的限制,对海平面目标的探测距离有限,能够发现掠海目标的最大距离在30~40km之间,这意味着当时在役的“标准”SM-2MR/ER防空导弹的最大射程虽已达200km左右,但实际对掠海反舰导弹的有效拦截距离只有十几千米,要实现在视距范围外对抗超低空掠海目标的饱和攻击,“标准”SM-6就需要摆脱传统“标准”导弹对载舰目标照射雷达的依赖,克服发射平台的视场限制。

为此不但导弹本身的制导体制需要有所变化,更要依托“海军一体化防空火控”(NIFC-CA)系统的体系化能力。而“海军一体化防空火控”(NIFC-CA)系统的核心能力,又是由较早期就已经开始发展的“协同交战系统”(CEC)所赋予的。这就需要摆一摆龙门阵,讲一讲CEC的来龙去脉了。

多面手是怎样炼成的——面向未来的新一代“标准”导弹(二)

1975年,美国海军资助了约翰.霍普金斯学院的应用物理实验室,对其“战斗群防空作战协调”(BGAAWC)项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发展,最后该项目以“海军防空作战协调技术”(FACT)的名目而为世人所熟知,并最终演变成研究通过协调舰艇和战斗机和系统来提高战斗群防空效力的一种试验方法。

在此后的20年时间里,这个项目发展了许多随后被美国海军使用的原型技术。比如,整个项目中诸多引人注意的成功之一是“舰艇栅格锁定系统”(SGS),该系统成为现在的数据链路系统和探测数据转换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该项目对舰队防空最有意义的贡献还是19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的“协同交战”(CEC)概念。

1985年,BGAAWWC项目组进行了一个名为“搜索层面的远程跟踪”(RTLOS)的实验,这次实验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证明,一艘作战舰艇能够利用现有数据链传输的雷达跟踪信息来拦截一个目标。尽管这个实验获得了成功,概念的可行性也得到了证实,但也表明了当时的“1号数据链”的处理能力和传输适时性不足以处理把CEC转换成真正具有战术作战能力所需的巨量数据。

所以到1987年,这个项目组开始努力去发展一个新的数据链系统,它能协调所必需的大量数据和解决问题所需的潜在数据。这一努力宣告了CEC项目的正式诞生。CEC系统在概念上是将作战编队内的传感器和武器系统组成分布式信息系统,实现传感器和武器系统直接互联,产生具有火控级精度的复合跟踪,实现武器平台之间信息共享和对威胁目标的协同打击。要求在所有单元中分享来自每个传感器的测量(未过滤的量程、方位、仰角以及多普勒更新),同时保持关键数据的实时性和准确性。

多面手是怎样炼成的——面向未来的新一代“标准”导弹(二)

为了有效使用,数据必须集成各单元的作战系统,使之能像在该单元上生成的数据那样被使用。这样一来连网的战斗群单元能够作为一个单一的,分布式防御系统运行。同时CEC的数据链路采用窄波束瞄准式通信和扩跳频技术,具有抗干扰、隐蔽性和灵活组网等优点,外部很难对其干扰,提高了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和抗截获能力。

1994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首次进行了CEC系统的集成实验,在此次实验的基础上,1995年约翰·霍普金斯实验室 (APL) 得出结论,通过引入协同作战能力 (CEC),可以解决地球曲率对雷达探测距离的限制问题,为舰队防空导弹提供可靠的超视距拦截能力。

美国海军据此于1996年正式提出基于CEC能力的超地平线打击“增程主动导弹”概念,并在2002年正式演变为新一代的“标准”SM-6导弹项目。至于“海军一体化防空火控”(NIFC-CA)系统则可视为CEC系统的进一步延伸,纳入其中的“标准”SM-6导弹,利用鹰眼E-2D预警机、F-35战斗机等舰外传感器平台提供的目标数据进行超视距交战,到最后阶段再利用导弹本身的主动雷达导引头完成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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