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興城邑的格局，民國十六年（1927）是很關鍵的一年。這一年，嘉興縣決定拆除老城牆，翌年在拆除的城基上築成大馬路。這是今環城路的由來。拆牆築路，可以說，也是當年的一股“民國風”。嘉興築子城，雖遠在吳大帝黃龍三年（231），唐代還修築了大得多的城牆（城周十二里），但老嘉興的城垣基本上是明初的遺存。
在拆城之前，民國政府有過一次實地的測量，測得城垣周長約合今五公里之譜，其時，月城、吊橋等齊全，水、旱城門各四個完好，光城牆上的垛口，記載就有三千四百十五個之多。不用說，此前，嘉興的四門——東春波門、南澄海門、西通越門、北望吳門都還雄踞四處。
四門風景各異。當然，四門的名字也並非固定，單就西門通越門而言，吳越國以降，就有永安門、通越門、阜成門之稱。但嘉興老百姓口頭的表述就簡單得多了，兩個字：西門。
西門是窮門。道光間吳受福（1840-1919）為項朱樹成書於乾隆間的《古禾雜識》做過一次增補。這位璡軒先生乃前清舉人、光緒《嘉興縣誌》的主編，儘管此次增補“罕涉時事，跋語言短而意長，若有餘恫”（金兆蕃語），但他對嘉興城受太平天國蹂躪的點睛之筆以及對擋不住的世界大勢的偶一著筆，很可以看出一點時代的感慨來。比如語涉西門的這一段文字：
禾城四門，風景各殊。
昔諺有曰：“北門米腳子，南門大粽子，西門叫花子，東門擺架子。”蓋北市向多米行；南市極短，止通鄉儎，無大店鋪，僅見鬻糕團小經營，而某家角黍最大，鄉下人競趨之。
出通越門即西水驛，江湖流丐，泊舟於此；遇官舫往來，索縴夫驛卒，恆招以應差。至東門外之甪里街，則紳富所居，門楣連亙。其地面南大街，後枕小港，宅基有深至十三進者，愈進愈高，屋宇邃密；有事則牆門大開，沈沈然止見靴腳，觀者豔之。
明季紳勢煊赫，餘風未泯，廬於是者，深居簡出，奴僕成群，舉止必仿官場，故有擺架子之稱。咸豐兵亂以來，甪里街彌望焦原。商賈鹹集於城北塘灣，不獨米業稱盛，南郭鄉市稍旺於前，惟西驛丐夫如舊者。又三四十年，迨光緒之季，新政行而廢郵用電，官僚改水道而就火車，丐夫既無所用，遂亦舍而之他，景象斯大變矣。偶憶前諺，不愈深今昔之感哉。
鄉諺記錄太平天國運動之前的嘉興四門。即使在尚稱繁盛的時期，西門也只是叫花子云集的一個地方。西門多叫花子，當然是有原因的，通越門外，此地向有西水驛，商船與官舫的往來，便於乞討。此外，流離失所的難民，經大運河而來，在此也一定形成了一些類似於丐幫的組織，乞討者有之，幫工討生活者有之。西門，按今天的眼光看起來，倒很像一個勞動力市場。
承平的時代，西門與其他三門當然無法比。與東門比，尤顯得不堪。但咸豐庚申以後，東門外甪里街全部毀於戰火，而西門，變化倒反而不大，反正是窮，照例是叫花子云集的一個所在。嘉興通火車之後，東門人開了眼界，西門人困頓依舊，而且似乎更加冷清。這幾乎是毋庸置疑的。璡軒先生因一條鄉諺而引發的感慨，在我看來，裡頭不乏豐富生動的歷史細節。
去年十月底，陸明帶我去看了一下老嘉興的西門遺址，還有附近殘存的西門大街、天官牌樓等。他說，原先西門外面有吊橋，吊橋外面是西麗橋。西麗橋現在還在，當然，不復舊有的規模。現在的西麗橋不過是一座可以通車的水泥橋。而原先西門外的西水驛，無遺蹟保存，倒是在斜西街西橫頭與環城河交叉口，新築了西水驛亭，亭中置一古碑，姑可以憑弔，但，也很容易讓不明所以的人以為西水驛舊址即在此處。
西門拆除儘管已經九十年，但老西門的地形格局倒並非不可以辨認。原先的城門口，現在成了一個安裝有紅綠燈的四岔路口。四岔路口斜向西南，就是西麗橋、血印寺、嶽王廟、三塔……往東，看似無路可通，但一條斜向東北的老街依稀可見它的舊影。就在這一條“街”上，尚有一座半的石牌坊遺存。沒錯，這裡，就是天官牌樓。
我對天官牌樓的記憶來自吳藕汀的《郭家與我》。藕汀先生學畫的老師郭季人的家即在天官牌樓。郭家的房子，南接莫家灣，而莫家灣過西就是西門大街，直通西門。所以，大致的方位不難確定。吳先生所見的郭氏舊宅，有比較詳細的描述，我揀主要的摘錄如下：
中有牆門，進內有五間平屋，當中三間名曰“隱吾草堂”，其匾額為當時嘉興知府許瑤光所書……中間三間作為廳堂之用，左右二間有牆隔離……“隱吾草堂”之後，隔一小天井，建有樓房三間。
樓下中間一間，中設圓桌，為全家膳食之用。左邊一間為婦女休憩之室，月軒常居其內。右邊為悅初讀書及畫室之用。
兩邊均隔牆垣。垣外左邊樓房三間，中間一間中設圓桌，兩邊椅幾均備，為外客酬應之處。
左邊一間起庭先生畫室，右邊一間餘庭先生畫室，窗明几淨，確有塵外之致。垣外右邊也是樓房三間……室外有一小庭，滿栽花木和盆景，也有壘石為花壇，又有砌磚為花架……
右邊又建有一間平屋，作為郭氏供奉祖先神主之家堂所用……樓房之後，朝東背西有三間平房……整個樓上，盡是臥室。園地或有畝許，中有竹樹之類……又有低矮平屋三間，作為男工住處及柴房。
我們從吳藕汀的敘寫中，大致可以看到上世紀二十年代老嘉興西門內一戶中產之家的房屋格局。儘管居室外三間裡三間的，我們讀來已夠眼花繚亂的了，但，在吳先生眼裡，“郭家不過是個破落戶人家，房屋並不大，也沒有高廳大廈，不過有一些平房樓房而已”。這是吳先生十六歲的記憶，白紙黑字，他以他的親見，在文章的開頭，給老嘉興的西門寫下了這麼一句：
這時西門一帶很冷靜，非但沒有商鋪，連居家也稀稀落落，是城內最為冷落的地方。
老西門西麗橋外，元初置西水驛，設有驛丞。西水驛是水驛，《至元嘉禾志》載“船三十隻，船戶三百戶”，其規模與皂林驛等同，是運河沿線的大驛站。
運河是當年的國道線。遇到改朝換代的年頭，兩岸的建築，很容易毀於官軍與土匪、強盜的滋擾。元初增設的西水驛，很快毀於至正末年的戰火。明朝剛剛建立的洪武元年四月，西水驛又恢復如初。這時的驛站，“除授站提領為驛丞，有廨舍船坊，站船一十七座”，但這個規模與元初相比，幾乎已經小了一半。
西水驛置驛以來，往來歇足的官員或文人雅士，用成語“過江之鯽”來形容其多，也許不算誇張。但，很少有詩文記錄其中的活動；或者，世易時移，酬答或紀實性的大部分詩文，也都淹沒無聞了吧。可是，弘治元年（1488）的二月十五日，西水驛卻在一位朝鮮使臣的日程裡異常鮮活生動起來。這一天，朝鮮使臣崔溥過嘉興，留下了這麼一段記錄：
十五日。過嘉興府。是日晴。溯三塔灣，過三塔鋪。至龍淵勝境之前，有三大塔臨河岸，地之得名以此。又過龍王廟、嘉禾遞運所、趙氏貞節門、社稷壇、香珠橋，至西水驛。驛前建石柱作屋廊於河中百餘步，纜舟於廊下……自西水驛過一大橋，至嘉興府……
崔溥的實錄，有兩個記載我很感興趣，其一是他對於西水驛延伸到河中長廊的描述，非常形象。現在西麗橋外，已經填塞為城南公園的一部分了，運河河道也狹窄了很多。崔氏所記西水驛的“屋廊”，應該就在今日“狀元及第”坊表的斜對面。其二，迨至明代中葉，三塔仍是嘉興的城市標誌。還有，老西門至三塔灣，勝境不斷，想來一定是禾人春頭踏青的絕好去處。
此刻是明孝宗弘治元年。崔溥記錄了與驛丞何榮的交流。我們這位西水驛驛丞，不僅熱情地以三絕見贈，還實實在在地饋贈給崔溥菜饌、幹雞、八爪魚等物。崔溥自謂有詩與何榮唱和，可惜《漂海錄》沒有記入。
倒是《嘉興府志》“西水驛”下，附錄有崔溥《過秀州西水驛》詩一首：
南北東西予豈匏，
中原風景肯虛拋。
嶽王廟下雲煙合，
伍相祠前草木交。
一望青天涵水面，
五更明月掛松梢。
今朝又過嘉興府，
人自繁華竹自苞。
崔溥過西水驛七十多年後，西門外又增一景。原來，嘉靖四十一年嘉靖壬戌科（1562）放榜，嘉興府戚元佐、項鈳、沈玄華、張大忠、王錫命、卜相、鄭履淳、趙巖、鍾繼元、戚於國、馮敏功、錢貢、王俸、項篤壽、宗宏暹、張應治、李芳、俞南金等多人高中進士。
故嘉興府特地在西門外為諸子立“壬戌進士”坊表，備極尊榮。而與進士坊的熱鬧形成一個鮮明對應的，是為周應祁未配妻項氏在西門外所立的“烈女坊”。當年的運河沿岸，高高聳立的風景，不外乎這兩種坊表。
離西門不遠的楊柳灣金明寺弄四號，一九三〇年底，搬來了一位蓄鬚客。他蓄鬚，是剛遭了母喪；又因得了傷寒，請辭了教職，來此賃屋養病。這個人就是豐子愷。
這一年，豐子愷三十三歲，在西門內找到的這座大宅院，據說是一戶望族的府邸，樓上樓下，有大小房間十餘間，豐家的孩子們很喜歡這房子裡兩個可以玩耍的園子。豐子愷租到這麼寬敞的房子，從一個側面說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西門的冷清程度。禾中的大戶人家，對於這個地方，似乎已不存聚族而居的願望。
豐子愷除了養病，畫畫之餘，晴好的天氣裡，偶爾也步出已經無存的西門。我想，他一定是有感慨的。他架著畫板，過西麗橋，沿運河塘，遠遠地去三塔灣那邊踏青，寫生。可惜，平素勤於動筆的豐子愷，居住楊柳灣兩年之久，竟無文字記錄這一段生活。西門，難道真是這麼快就遭人忘記殆盡了？
倒是禾中著名的三塔，豐先生給後人留下了一張近乎速寫的漫畫。還有，一九三四年豐子愷畫了一幅《嘉興之冬》的兒童畫，畫中，一個穿棉襖的胖大老人帶著一個渾身裹滿冬衣的小孩過一座古老石板橋。那麼，這橋，究竟是南門橋還是西麗橋呢？那只有問豐子愷先生本人了。總之，我想一定是豐氏意念中的一座嘉興老橋吧。
《嘉興之冬》有黑白和彩色兩種——黑白的《嘉興之冬》與彩色的《冬》，也算是豐畫中的黑魚兩吃吧。這幅拙味十足的有趣作品，創制於老嘉興的西門，但是，豐先生覺得“嘉興”兩字有所侷限，他覺得自己的漫畫，應該具有普遍的價值，於是，在彩色的二度創作中，乾脆改成了《冬》，限制性的定語不在了，冬的氣息撲面而來，作品成了每個人心裡的冬天感受。這蕭條的冬景，散佈在沒有枝葉的樹木上，也在沒有青草鑽出來的石板上。而蕭條，正是一九三四年老西門的寫照吧。
一九四九年，又是關鍵的一年。此時，西水驛早已廢棄，可旁邊的西麗橋還在。這一年，人民解放軍渡江南下，國民黨軍的幾個蠢兵，五月六日這一天夜裡居然炸掉了西麗橋，以為這樣可以抵擋解放軍進城。從此二十多年時間，西門外無橋，過河，須得擺渡，擺渡費二分。世居嘉興的陸明，小時候就乘過這樣的擺渡船。他的《嘉興記憶·三塔記遊》有記：
四十年前，嘉興人去三塔大多必經西麗橋擺渡口，這個擺渡口大概維持到七十年代初、一九七三年重建西麗橋時才結束……二十來年中，先由三塔村村民阿二搖擺渡船以利行人，阿二故世後，其子金觀、寶觀相繼操此舟渡。那時乘坐擺渡船每人收費二分，回程不計。這二分錢在當時可以吃到半根綠豆棒冰，我們小孩子因此多有耍賴的舉動：一鬨下船一鬨上船，阿二“記憶中是一黑瘦老漢”，管不住這麼多“野小鬼”，往往只得立在船艄上頓足呵斥幾聲了事。
逃掉這兩分錢，可以省下半根綠豆棒冰錢。擺渡的瘦老頭，能拿這些窮孩子怎麼辦。
整個五六十年代，在陸明的回憶中，“西門野坦、荒涼，是無可稱道的”。但“西門是大人管束不到的地方，在那裡可以任性地玩耍，是撒野的樂土”。可就在這麼一個地方，已經很少有嘉興人知道，就在西麗橋的西堍，當時叫姚家第二公墓的一塊四十平方米的地方，一九四七年的農曆十二月，埋藏了才華橫溢的一代翻譯家朱生豪以及他的父母祖輩。
其時，離朱生豪去世已經三年。可惜，朱生豪的這一處家族墓穴，“文革”時盡毀，宋清如回憶說“據說翻掘出的棺木，不論是否腐朽，一律破棺棄屍，將無數白骨聚在一起，亂葬在三（塔）”。這次“亂葬”，據老輩的回憶，應該在三塔偏東的一個地方。總之，是在老西門之外。可以想見，這個地方的荒涼，一直延續了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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