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家好，開始上課。
有人問我，潘老師你這個求醫之路啊，怎麼碰到的都是好醫生啊，我們怎麼就碰不到的，那麼你教教我們，怎麼來找到好醫生。
後來我想起來，是不是應該這樣回答：要找好醫生首先自己得做個好病人。
我覺得，做好病人，第一看病前，要做好功課。一般我去看病，絕對是要做好功課的。醫生們很忙。中國的醫生，專家類的，一個半天要看100號。你想想，捱到一個病人多少時間，你等3小時給你3分鐘。所以你一定要做好功課，上去一分鐘，你是主述，一分鐘裡面，要把你病情的重點馬上說出來。
還有一分鐘呢，醫生思考。再有一分鐘，醫生開方。所以，一定要先要做好功課，不做好功課不行的，那個時候我躺在病床上，醫生每天來查病房。他們是一溜煙似的，很快的。查完以後，他們要進手術室，開刀的。所以你非得要做好與醫生溝通的功課：我今天要告訴醫生什麼。
第二個，我覺得好病人，一定要知道你怎麼跟醫生溝通？上面講的是溝通內容，現在講的是溝通技巧。這很也很重要，剛才我說過，醫生只給你3分鐘。
一，我們病人千萬要注意，就是說你主述完了，就要讓醫生思考。特別是千萬不要在醫生開方子的時候，你還喋喋不休在說，這樣就干擾了他。你不害了自己嗎？所以有時候呢，我們做病人呢，要學會換位思考。
其實，中國的醫生也是不容易的。全世界最難做的是中國醫生，沒有一個國家的醫生。在開處方的時候，還要算一算醫藥費。因為醫保規定，一張處方不能超過多少錢。否則開處方的醫生受罰的。所以這樣的制度，醫生每天必須在兩種思維之間，不斷的切換，一種思維是針對患者的症狀，要開什麼藥，還有一種是，要算算價格，會不會超過醫保範圍。
說實在，我們現在的醫療環境也不是很好。中國人多嘛，生病的也多。醫療資源的分佈也不均衡，所以我們會有很多抱怨。我覺得，我們千萬不能抱怨，因為抱怨的話，會對你身體，以及你的求醫問藥的結果是走向反面的。
這裡面我想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我股骨頭壞死是2008年11月底確診的。當我拿著片子去諮詢各個醫院的專家，聽一下各種專家的聲音的時候，其中有一個專家說，你5月份的片子，明明白白，已經顯示股骨頭壞死了，醫生怎麼沒有讀出來啊！這怎麼回事呢？原來股骨頭壞死在一期二期的時候，自覺症狀是沒有的，只有片子能夠反應。三期四期，特別是到了三期後期到四期的時候，壞死的速度就急劇下降，速度很快。
我當時一聽，驚呆了。那等於我放棄了半年的最好治療期。5月份如果能診斷出來，那我根本不用坐輪椅，股骨頭也不會坍陷。這半年的最佳治療期，因為醫生的漏診而錯過了。
致使我成了第五、第六期的股骨頭壞死，坐了輪椅。後來，我電話那位醫生，把電腦裡儲存的片子調出來看，醫生確認當時漏診了。這件事情，不少朋友給我出主意，你可以打官司的。是啊，我拿著片子去打官司，應該說我也是包贏的。但我沒有這麼做。我的考慮是，如果要訴訟於法律，那麼對那位醫生來說，就毀了。這位醫生當時在那個領域裡面，已經很有名了。
我是這麼考慮的，既然事情已經發生了，我毀人家醫生幹什麼？人總會有失誤的時候，對吧，總會犯錯誤，所以我覺得，我不能這樣幹。這樣幹對人對己都不好。而當下，最要緊的是集中精力想辦法，選擇什麼方案來治療我的股骨頭壞死，而不是用更多的精力是跟這個醫生打官司。
打贏了，那又怎麼樣呢？不就賠你一點錢嗎？但卻把人家毀了。在這個社會，錢重要還是人重要啊？可能這個問號，是有不一樣答案的，那就是價值觀的不同。
一天，當那位醫生看到我坐上了輪椅，馬上給我發了一個短信，說：“潘老師，我看到你坐在輪椅上，心如刀絞。我很難受。那你看看，能不能請我們醫院的骨科，最好的專家來給你會診？”我一邊寬慰他，表示此事不影響你是我心目中好醫生形象，一邊說了，我肯定不走骨科這條路，因為骨科們是要置換人工關節的，我不走這條路。不抱怨，不極端，最後的結果，我跟他成了好朋友。所以，但凡給我看過病的醫生。我們現在都是好朋友，而且不是一般的朋友，我們都是可以往深裡交的朋友。
我覺得醫患的互動，其實也是一種藝術，也是一個做人之道。這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第一個問題。
那麼第二個問題呢？我很欣慰地覺得現在的醫學終於從神壇上走下來了。我們的醫生終於放下架子，參與整合了，因為這個整合不是一般疊加，而是多種手段的互相滲透，互相融合，互補性的。
我突然想起來兩個星期之前吧，我參加了我們上海市中醫師協會舉辦的一次講座。請來了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的一位教授來談，唐詩鑑賞和古詩寫作。
我一聽這個講座，當然很感興趣。從崇明趕出來。聽了以後我就跟那個秘書長說，我說你們怎麼會會舉行這樣的講座啊，那從今天來看，就不奇怪了。這也是一種整合啊！會後，醫生們跟那個老師都很興奮，在討論，怎麼成立上海中醫師詩社，我一聽更來勁了，我說我第一個報名。所以我覺得現在，整個醫學界在喚醒。這個喚醒就是醫學界再也不是隻考慮人生的病了，慢慢開始考慮生病的人了。也不再一味的強調手術，藥物，慢慢開始考慮，除了這個之外，還有沒有更好的干預手段。甚至於可以替代藥物的那些功能性的食品，能夠進入到醫療的整個過程的，幾乎無毒素作用。所以這個也是今天讓我很興奮的。
那當然還有一點。
我跟大家能夠更分享的興奮點，就覺得我再不孤單了。真的。我告訴大家，我這13年的康復路在外面跟大家分享的時候。我感覺有點孤單。因為當時很多醫生對此並不認同，他們認為我是個案，所以不值得推廣。其實我覺得所有的共性都是從個性當中來。你沒有一個一個的個案，哪來規律啊，哪來共性啊，哪來普世價值啊。當然，我也覺得真正的醫學大家不是這樣的，湯釗猷院士是世界著名的這個腫瘤專家了，
他跟我之間的溝通，我們之間的治療理念與交流都是很融洽的，而且湯院士專門寫了一本書，我估計大家都知道《消滅與改造並舉》。他就說對癌症不要一味的去消滅他，你要知道把壞孩子改造成好孩子，把壞細胞改成改造成好細胞，這真是不容易啊！一個拿手術刀的大家，能說出這樣的一個話，說明這是一個大家。
第二個很感謝的是我乳腺癌康復路上的中醫專家陸德銘先生。
陸老師是上海市第一批的名中醫。我吃他開的中藥，然後我自己也在研究，每當我研究有了一些體會，在就診時向他彙報。比如，英國研究了中藥的“半枝蓮”，對我那種乳腺癌有效。我馬上推薦給陸老師。他就讓我把這些資料複印一份。隨後他就用在臨床上，而且對他的博士生們說，這是潘老師在網上查到的，我們可以用在臨床上。他非常肯定我的研究方向，對他的學生說，潘老師的成功，不是我們醫生給予的，是潘老師自己救自己。
我倒是覺得也不能這麼說啊，其實，我一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研究自己如何快速康復的。
這個巨人是誰呀，這個巨人就是醫學，這個巨人就是醫生。因為醫學和醫生，他們是專業的。
比如我的乳腺癌，當時我拒絕了放療化療。你說沒有危險性嗎？我真的跟大家坦白說，我是做好兩手準備的。因為我也不知道前方的路怎麼樣。我也不知道自己這麼搗鼓，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我做了兩手準備，為自己的選擇買單，第一我做成功的準備，我想成功了，我著書立說，幫助更多的人。這點，現在做到了。
還有一手就是不成功。那就把死安排好。我做了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交代兒子。
如果有這一天，需要你怎麼樣做，而且你一定要按照我的說法，按圖施工。
第一不要追悼會。第二，不要骨灰盒。我跟他開玩笑，我說老媽替你把骨灰盒的錢都省了。
我覺得人死了，就是一種物質轉化為另外一種物質。
為什麼現在我們清明節是國定節日。這點我是有不同看法的。為什麼重陽節就不是國定節日呢。這就造成了清明節的各個墓地上是門庭若市。而重陽節敬老院是門可羅雀。我們的理念應該是厚養薄葬啊。所以我就這樣安排自己的死。另外，我要把自己兩個東西處理好。
我這個人一生有兩大嗜好，第一的時候就是喜歡書買書，知道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搬家，就是孔夫子搬家，盡是書啊。所以我在哪裡，只要把書能夠安排好了，我的心就定下來了。
還有一個東西就是我的衣服，我喜歡買衣服。櫥裡都是我的衣服。
我想啊，如果我死了這個東西都成遺物了，而在生前把這些東西送人，那是禮物啊。
所以托爾斯泰全集，莎士比亞全集，魯迅全集，巴金全集四大套，送人了。我很心疼的是莎士比亞全集，我記得莎士比亞全集，這是文化大革命以後開放的第一批名著，是在四川北路海寧路那個大的新華書店，我是通宵排隊，用粉筆在這衣服上編號，排了一夜，才買到的這套莎士比亞全集。
後來嘛，看看沒死嘛，又把這些東西重新又買回來的。我就是這樣的，為自己的選擇買單，決不後悔。比如股股頭壞死也是這樣。我當時就是拒絕的換人工關節。所以我想我走一條自己的康復路，然後我跟醫生們說，你們不要有壓力。
因為在選擇醫生過程中，我也碰到很多名醫，不敢接診。因為覺得我是個癌症病人。
針灸的名醫不敢接診。推拿的名醫也不敢接診。所以後來我就乾脆不用名醫，針灸用個60後的，我那個推拿70後的。然後我就跟他們說，我們成立醫療小組，潘老師當組長。然後針、灸、推，再加中醫內服藥。
在整個調理過程中。我來溝通他們醫生之間的一些問題，因為他們醫生是不溝通的，我非得要把針灸的感受告訴給推拿醫生，而推拿醫生在我身上的感受告訴給針灸醫生，然後到出現問題的時候，這個組裡面的每個醫生，我都要徵求意見，最後我自己在來判斷。
所以我想今天的整合醫學也印證了我康復之路的這個多學科的系統思維的正確，對吧，要不然我就活不下來了。
所以我覺得三句話很正確：
醫學的最高境界是養生，
養生的最高境界是應變，
養生之道乃應變之道。
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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