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關鍵時刻，穩投資作為重要政策工具被凸顯出來。“新型消費”已經擺在突出位置，而“新型基建”是適應“新型消費”的需要而催生的，可以預料，在2020夏秋之際出現中國經濟會出現一個強勁的反彈。國有企業將成為這次“新型基建”的主力軍，結構調整面臨一次新的機遇。
“新型基建”是應對疫情和經濟下行的最簡單有效手段，兼顧供給和需求，有助於穩增長、穩就業，釋放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提升長期競爭力 。我國經濟增長必須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要正確認識“新型基建”與“四萬億”投資的區別，堅定“新型基建”引領“新型消費”的決心，同時要吸取“四萬億”的經驗教訓，以市場經濟資源配置與政府調控有效結合，掌控“新型基建”的規模、節奏， 要用促進消費回補和潛力釋放來檢驗“新型基建”的效益，使這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國運之戰，減少風險，穩健而有效進行。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關鍵時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3月4日會議上，穩投資作為重要政策工具被凸顯出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要努力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必須發揮好有效投資關鍵作用，以新一輪基建規模穩定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的思路，受到矚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3月4日召開會議，會議強調，要把復工復產與擴大內需結合起來，把被抑制、被凍結的消費釋放出來，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費、升級消費培育壯大起來，使實物消費和服務消費得到回補。要選好投資項目，加強用地、用能、資金等政策配套，加快推進國家規劃已明確的重大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大公共衛生服務、應急物資保障領域投入，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要注重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
這裡，加大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是這段講話的主題詞。講四個方面，一是 為什麼要新的投資，擴大內需；二是哪些內需？消費內容，釋放、壯大的任務；三是基礎設施建設的內容。當然強調了民間投資，是重視市場的因素。新型基本建設的三大任務，明確而具體，可以稱之為“新型基建”。四是這次“新型基建”的主體是國有企業，要注重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是一個提醒句，意思是不能忽視民間投資。
可以預料，在2020夏秋之際出現 中國經濟會出現一個強勁的反彈。這是應對疫情和經濟下行的最簡單有效手段，兼顧供給和需求。是中美貿易摩擦下中美競爭的戰略抉擇，是中國經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正確路徑。有助於穩增長、穩就業，釋放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提升長期競爭力，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國運之戰。
新型基建”是適應“新型消費”的需要
加大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是當前中國經濟佈局的重大部署。“新型基建”，多次出現在中央文件中，已經說了好幾年了，並不是一個新概念。早在2018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就明確了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定位。隨後“加強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被列入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2020年開年的首場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明確提出，大力發展先進製造業，出臺信息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投資支持政策，推進智能、綠色製造。投資與消費既相互制約又互為條件，要實現經濟的增長，兩者要相互促進，互不可缺。
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兩大因素，投資與消費在經濟運行中必須保持適度均衡，這是因為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相互制約、互為條件決定的。在資金總量總體穩定的情況下，投資需求的增長受到消費需求增長的制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需求的增長最終通過消費需求的增長來實現，投資需求提供消費需求的商品，沒有消費需求支持，投資需求形成的新增生產能力將會大量浪費，無論單靠投資需求拉動經濟的增長還是單靠消費需求拉動經濟的增長，都不可能持續，二者相伴相生，相互依存，相互促進。要逐漸形成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格局，就必須在這之前老老實實堅持以投資和出口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沒有以投資和出口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所打下的紮實基礎或創造好一系列前提條件，就不可能逐漸形成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所以，“新型基建”是適應“新型消費”的必然選擇。或言之，是“新型消費”促進新型投資。
我們注意到，會議精神對“新型消費”有兩句話做了規定。這就是，“把被抑制、被凍結的消費釋放出來，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費、升級消費培育壯大起來，使實物消費和服務消費得到回補”。新消費 四大趨勢是 ：智能產品成消費新寵、互聯網滲透下的新需求、多元化消費時代 、“四大件”淡出。以新“四大件”為例， 隨著消費升級愈加凸顯，人們傳統觀念中的 “四大件”已逐步被更多新興消費產品所取代。最早的“四大件”一詞起源於上世紀50年代後期，指的是當時我國有能力出產，而為各個家庭所希望擁有的四件家庭物品是機械能，分別是收音機、自行車、縫紉機及手錶，也叫“三轉一響”。到了上世紀90年代，彩電、、電冰箱、洗衣機、錄音機為代表的電子產品消費時代到來等產品順利“接電”，如今由“接電”進入“觸網”階段，更蘊含了最高精尖的人工智能技術，是智能高清電視、烘乾一體洗衣機、掃地機器人、淨水器等新“四大件”家電頗受青睞。我國重點消費單品的迭代更新，正反映出國內消費水平、消費結構的優化升級。 在互聯網、物聯網強勢發展的大背景下，今後更多家用電器將先後“觸網”，屆時消費市場也會迎來物物相連、人物相連的新時代。而使實物消費和服務消費得到回補，也表明從商品到服務 我國消費結構升級步伐加快。 旅遊、文化、體育等服務消費的支出不斷上漲，也是消費結構升級的一個重要表現。目前我們在服務消費領域，比如像家政養老、健康醫療、教育等方面還存在著明顯的供不應求的情況。服務消費未來有更大的增長空間。未來的消費增長將會由商品消費與服務消費共同引領、雙輪驅動。
正是在對“新型消費”認識的基礎上，我們便對會議提出的三大“新型基建”任務有了清晰的理解。
一、 國家規劃已明確的重大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對於人口流入的都市圈城市群，長遠來看道路橋樑建設的空間仍大，否則將制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交通擁堵、環境汙染等嚴重問題。這些基建投資仍以政府投資為主導，穩基建能更快起到託底經濟的作用。
二、公共衛生服務、應急物資保障領域投入，是這次暴露出來的問題，屬於急需，也包括教育、醫療、健康養老等民生消費升級領域基礎設施，是長期消費。這是特殊情況下的特殊舉措，可以儘快把經濟恢復起來，而且疫情反映了我們存在的短板，補短板是比較明確的投資方向。疫情暴露出我們在社會治理、公共衛生設施、應急能力建設、物資儲備體系等領域還存在一些短板弱項。短板就是下一步投資增長潛力所在，就是發展空間所在。從各地透露的重大項目建設情況來看，近期地方明顯加大了對醫療衛生等領域的投資力度。比如，黑龍江日前緊急制定出臺《關於支持重點項目建設具體措施的通知》，把公共衛生防控能力、物資儲備體系、公共環境衛生等補短板項目納入“百大項目”加以推進。
三、新的投資領域主要包括：5G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這些領域是兼顧短期刺激有效需求和長期增加有效供給的最佳結合點。“新基建”投資潛力巨大，經濟社會效益顯著。比如，未來5G網絡建設投資將達到1萬億以上，帶動的產業鏈上下游以及各行業應用投資將超過數萬億投資。更重要的，5G網絡建設將有助於培育繁榮互聯網經濟、人工智能、數字經濟、互聯網金融等新技術新產業，帶動十幾萬億產值的新經濟，為搶佔全球新一代信息技術制高點奠定堅實的基礎設施。
我們應當理解，消費增長離不開供給側發揮作用。現在，我們企業的創新發展，能否更好地滿足消費結構升級在高品質商品、知名品牌商品、高品質服務方面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供給側要順應個性化和多樣化的發展需求，順應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這樣才能進一步激發消費的內在潛力。“新型消費”是由新型供給決定的，供給側結構改革，是決定“新型基建”“新型消費”的決定性因素。
正確認識“新型基建”與“四萬億”投資的區別。
搞“新型基建” ，“四萬億”是個繞不過去的話題。有觀點把“新基建”和“四萬億重來”、“重走老路”等混淆，表明這種思想認識 需要理清。2008年開始的四萬億強力刺激讓我國經濟從次貸危機的低谷中明顯復甦。但這輪強刺激帶來的產能過剩加重，通脹及資產價格上漲等副作用也非常明顯，因而導致了輿論對刺激政策態度的轉向，並在一定程度束縛了後來政策的手腳。
中國經濟在新一輪穩增長政策帶動下已明顯復甦。但對於穩增長政策是否“走老路“的質疑，對於其可持續性及副作用的憂慮卻未散去。考慮到過去幾輪刺激政策的後果，這些質疑和憂慮有一定合理性。為了保證經濟的長期穩定，穩增長政策需要針對之前的經驗和教訓做出相應調整，走出新意。
為了做好當前的穩增長工作，有必要對四萬億做出客觀評價，找出其成功和不足，並在當前政策推進中有針對性地加以改進。有人因為四萬億帶來的種種副作用而詬病穩增長政策。更有甚者，竟然將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全數歸咎於四萬億。這些都是不公允的。我國經濟在四萬億的帶動下，有效對沖了次貸危機的衝擊，實現了穩定增長，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進一步增強。而過去兩年我國經濟持續下滑的現實也讓越來越多人認識到，沒有穩增長政策託底，我國各種矛盾將集中爆發，經濟轉型將成為一句空話。
因此，當前我國的政策選擇不是要不要投資的問題，而是在投資必須要推出的前提下，怎樣優化政策，儘量降低其副作用，併兼顧長期的問題。在這方面，四萬億投資的三條教訓可資參考。
第一，“新型基建”需要持續穩定發力，急放與急收都會加大經濟波動。2008年末，四萬億的強力推出很快改善了各方對經濟前景的預期。在寬鬆貨幣政策的扶持之下，不少企業不僅重新開工，而且還投資擴產。但2010年四萬億的快速退出讓之前的樂觀預期落空，不少在建產能還未投產就已過剩。而貨幣政策的迅速收緊更令企業雪上加霜。這種強力刺激政策的快放快收紊亂了市場預期，增加了企業經營的難度，人為增大了經濟的波動。有鑑於此，當前“新型基建” 政策需要保持穩定發力態勢，既不要一時用力過猛，也不能因為經濟短期復甦就急忙撤出。這樣方能給各方穩定預期，保證經濟增長的平穩。
第二，“新型基建”不可刺激產能進一步擴張。次貸危機長久地降低了全世界的總需求。在這一背景下，我國會在相當長時間內面臨產能過剩的壓力。四萬億由於不恰當地刺激了我國製造業投資，令我國產能過剩局面進一步嚴峻，加大了穩定經濟的難度。有了這次前車之鑑，當前“新型基建” 就不能再刺激製造業這樣“生產型”的投資，而應該更多依賴基礎設施等“消費型”投資。通過減稅、完善社保等政策來提振消費也是應有之義。
第三，“新型基建” 需要更多依靠財政政策來進行，以避免貨幣過快投放產生副作用。四萬億時期，寬鬆的貨幣政策是主角。當時，決策者希望通過海量貨幣信貸來促使企業投資擴產。這種不問實體經濟有無投資機會就撒錢的方式，造成了資金大量向虛擬經濟漏出，推高了通脹和資產價格。有了這個教訓，當前的“新型基建”政策就需更多依靠財政政策這種不帶來貨幣總量擴張、又能更直接支持實體經濟的方法來進行，以避免貨幣過快增長產生的諸多副作用。
應該說，以上三點應當體現在了當前“新型基建”中。在未來，還需依據這些經驗教訓進一步優化政策。“新型基建” 需要這樣的新意來走得更穩、走得更遠。
我們要看到投資的兩面性。中國過去幾十年，是適度超前基礎設施建設的最大受益者。沒有適度超前的基建，便不可能有中國製造的強大競爭力；沒有超前的網絡寬帶建設，也不可能有互聯網經濟的繁榮發展。正因為投資的拉動，才有外資 湧入中國，從而形成強大的全球產業鏈，形成全球互聯網經濟和高科技產業的中美爭霸局面。投資不必否認，則是投資的節奏、效果與質量的提高。
未來“新型基建”，與當時的“4萬億投資”比較，有六個新的特色，值得關注。
一是“新型基建”有新的市場需求。近年來，中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此次疫情防控期間，數字經濟撐起了一片天，從遠程辦公到在線課堂，從線上消費平臺到無人商店，從無人機掃碼到使命必達的物流戰場，從智能護理、送藥機器人到遠程醫療……新產業新模式緩解了疫情的影響，增強了中國經濟的抗衝擊能力。數字經濟的發展離不開5G、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等新技術的支撐。這些既是基礎設施，又是新興產業，一頭連著巨大投資與需求，一頭牽著不斷升級的強大消費市場，是中國經濟增長新引擎。
二是“新型基建”是新的發力點。如果說20年前中國經濟的“新基建”是鐵路、公路、橋樑的話，那麼，未來20年支撐中國經濟社會繁榮發展的“新基建”則是5G、人工智能、數據中心、互聯網等科技創新領域基礎設施，以及教育、醫療、社保等民生消費升級領域基礎設施。目前有25個省份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及新型基建，其中8個地區明確規劃了年內計劃新建5G基站的數量，合計超過30萬個。近期北京、河北、山西、上海等13個省份公佈了總投資規模接近34萬億元的2020年重點項目投資計劃清單，除了交通、能源等傳統基建領域外，各地區都加速推進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智慧城市、教育醫療等新型基建項目建設。需要注意的是，“新基建”涵蓋的範圍也越來越廣。除了眾所周知的以5G等為代表的科技創新領域，傳統基建領域中的補短板領域或者新興子行業也是新型基建，比如交通運輸短板領域的冷鏈物流，能源行業短板領域的特高壓和充電樁，民生基建領域的公共衛生和醫療等。從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來看，穩投資勢必要挑起大梁。
三是“新型基建”有新的節奏。上面說的34萬億看起來很多，但多數是未來幾年的累計投資，不是一年的投資總規模。而當初的4萬億，則是計劃外的投資。這一次的基建投資，多數都在各地的投資計劃之內，不過在疫情影響之下有所加強，一些地方加快了推進速度，一些投資項目為提前到2020年開工。
四、“新型基建”是新的地區。2019年中國城鎮化率為60.6%，而發達國家平均約80%，中國還有很大空間，但城鎮化的人口將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我們預測，到2030年中國城鎮化率達71%時，新增2億城鎮人口的80%將集中在19個城市群，60%將在長三角、粵港澳、京津冀等7個城市群，未來上述地區的軌道交通、城際鐵路、教育、醫療、5G等基礎設施將面臨嚴重短缺。
五、“新型基建”會有新的政策手段。會議指出，“加強用地、用能、資金等政策配套”“要注重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這是說的政策。近年經濟社會領域“疫”情頻發，經濟持續下行，先後遭遇2015年股災、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2019年民營經濟離場論、豬價大漲、2020年新冠疫情等重大挑戰。暴露出經濟社會大轉型背景下，一些政策一刀切層層加碼、誤傷民企中小企業、部分領域改革進程緩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創新短板、社會治理無序等問題，制度短板凸顯。值得深思，深層次體制機制改革的緊迫性提升。改善營商環境、大幅減稅降費尤其社保繳費費率和企業所得稅、落實競爭中性、建立新激勵機制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家積極性等。
六、“新型基建”會有新的效率追求。投資效率是資本配置效率與利用效率的綜合體現。從本質上看，投資效率所揭示的是投資成本與投資收入的關係。投資效率的高低意味著投資消費比例是否具有靜態上的合理性及動態上的可持續性。
要用促進消費回補和潛力釋放來檢驗“新型基建”。
對於這場新型基建，風險還是不小的。“4萬億投資”畢竟是有教訓的。有幾點需要注意，或者稱之為建議。
要重視市場的主體力量。投資與消費比例過高，並非是市場選擇的結果，而是政府為了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而做出的選擇，這一選擇既有消費不足而導致的被動因素，也有政府基於激勵的主動因素。這一模式從短期看，會增加經濟的波動幅度與頻率，從長期看，出於對短期利益的追逐會消弱長期增長的基礎，主要表現為資源的浪費、環境的破壞及對決定經濟長期增長因素的忽視，如市場機制、企業家精神、科技創新，而這些因素正是一國經濟結構轉型及長期增長的源泉所在。因此要進一步放開基建領域的市場準入，擴大投資主體，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項目要對民間資本一視同仁。這次應該是市場和政府合力的結果。政府以開放的心態允許市場在更大的空間裡試錯，民間投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若非那麼多的資本前赴後繼尋求風口，中國大概不會擁有體量龐大且仍在快速擴張的互聯網經濟，不會將中國市場的規模優勢發揮到極致。市場和企業將面對更多未知，這不是熟悉的配方和味道，需要大膽創新和不斷試錯。市場會在這樣的投資中承擔更多，也只有市場才能把這樣的投資做好。政府要做的是退後一步，創造條件讓市場放手去做。
要投資與消費的結構平衡。投資與消費的關係是理論界與實務界非常關注的問題， 對於一個發展中大國而言，投資與消費的關係問題應該遠比 理論描述更為複雜，因此，在理解國外發達國家經濟結構變化趨勢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客觀條件，如何優化投資與消費的內部結構以及完善兩者動態互動機制，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現代化經濟體系是我們考慮的重點。調整投資領域，在補齊鐵路、公路、軌道交通等傳統基建的基礎上大力發展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智慧城市、數字經濟、教育、醫療等新型基建，要與新的經濟佈局與結構調整結合起來。
要有新的政策配套。過去“四萬億”投資伴隨著貨幣的空前寬鬆，刺激是全方位的，而這一次貨幣政策仍舊相對謹慎。無論是貨幣寬鬆力度還是信貸寬鬆力度，均非當年可比。但是，要看到企業面臨的勞動力、環境、土地要素成本持續上升，進一步抵消了減稅降費對企業減負的效果。我國企業面臨著行業壟斷、服務業開放度較低導致的高昂的土地、電力、天然氣、石油、物流、融資等基礎性經營成本，在國際競爭中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將伴隨人口紅利的消失而衰減。新的政策配套，不光在勞動力、環境、土地要素成本方面，減稅仍然是重要政策。
要考慮投資回報率。投資成本反映了資本品供給的充裕程度及能否得到有效利用，即經濟資源的稀缺程度與技術進步狀況。投資收入反映了資本是否配置到其產出符合市場需求的領域，從而是否具有繼續擴張的空間。投資效率揭示了資本供給與產出需求之間的內在關係，因為資本供給與產出需求的靜態結構及動態變化反映了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係。因此，這些錢，要麼來自於財政，要麼來自民間投資，要麼來源於債務。顯然，財政空間有限，目前財政收入增速已經創下新低。而以城投債、專項債為代表的債務雖是主流，但也面臨城市債務居高不下的局面，這些債務一旦持續疊加，很容易帶來金融風險。這次特別要謹防基建背後的債務，防範金融風險。要用新的方式，可能不得不適當加槓桿，也必然是審慎和剋制的，會顧忌仍在以各種方式擴張的地方債務。基建投資方式上要規範並推動PPP，避免明股實債等，引進私人資本提高效率，拓寬融資來源。這幾次的高層會議，都明確提出“發揮好有效投資關鍵作用”。有效投資，是關鍵中的關鍵。大搞減稅基建將增加地方債務負擔、財政收支平衡壓力大，這也是有道理的。然而在經濟下行壓力大的時候財政還要保收支平衡，將使企業居民雪上加霜，財政應該搞跨期平衡，從平衡財政轉向功能財政。
要以新型消費的標準來檢驗投資。消費才是今天中國經濟的“關鍵”。這意味著我們需要在拉動消費方面下更多的功夫。這並不表示我們不看重投資，我國經濟增長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實際上，投資在經濟戰疫中扮演的角色很可能超過大部分人的預期。不能刺激消費，這樣的投資會帶來失敗，這是新型基建要時刻關注的。“新型基建”搞得對不對、好不好，檢驗的標準是什麼？
就是政治局常委會提出的“把被抑制、被凍結的消費釋放出來，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費、升級消費培育壯大起來，使實物消費和服務消費得到回補”。這是這次“新型基建”的動因，也是衡量“新型基建”的標準。從一開始就明白這個道理，並且把這個標準一以貫之。這次“新型基建”就會不走彎路，就有取得成功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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