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研路上多情致
劉城淮（1931——），湖南桂陽人。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歷任長沙市公安局副股長、長沙師專與教師進修學院助教、資興礦務局子弟中學校長、湖南教育學院與湖南師範大學教授及雲南社科院特聘研究員，資興市第八、九屆人大代表；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國際民間敘事文學研究會會員。出版專著《中國上古神話》（獲湖南首屆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中國上古神話通論》（獲雲南優秀圖書獎）、《探驪得珠——先秦寓言通論》（獲中國寓言學會優秀著作獎）等；編著《先秦寓言大全》、《神話經典》、《世界神話集》等；主編或副主編《中華古典名著精解》、《神秘文化精品系列》等。榮獲“湖南榮譽優秀社科專家”、“湖南高校優秀黨員”、全國藝術科學規劃先進工作者等稱號。
求學路上五信條
自七歲起，迄至今日，我一直跋涉在學習與科研的道路上。記得上世紀40年代初，我在桂陽大新鄉鑑湖小學讀書。十一、二歲就開始寄宿。當時生活較為艱苦，每餐兩個小菜，缺鹽少油且量少，八人一桌才兩小碗，只有星期六晚餐才打牙祭，可吃到少許油葷。許多家長為了給孩子補充營養，讓孩子星期日回家，再帶些熟菜返校。我父親篤信“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對我十分嚴格，規定每月回家一次，返校時不準帶菜。我心中不滿，但不敢違抗。母親也無可奈何，只是在我回家時多做點葷菜，聊作慰藉。記得有一次在校就餐，只有豆芽和青菜，我多夾了一點豆芽，同桌的陽同學挺不高興，將我告上“鄉政府”（當時學生會仿照政府組織，故稱）。儘管我成績出眾，又任“鄉政府”的宣傳幹事，“鄉長”還是責備了我。同學們覺得太過，給告狀的同學取了一個綽號“陽豆芽”。但我得到了教訓，知道為人要本分，不可攫取分外之物。從此，這成了我始終嚴格遵守的第一信條。
40年代中期，我來到桂陽縣中學學習，成績名列前茅。特別是語文成績優秀，參加全縣中學、師範作文比賽，還得了獎。可有天上午，因所居旅館開飯稍晚，我到校遲到了，恰好遇見教務主任李先生——他是我父親的朋友，視我如子侄，要求也特別嚴格。他嚴厲批評了我，還拉我到辦公室跪了一節課。當時我異常惱火，暗暗咒罵他；後來感到他雖然過火了，但讓我懂得了：無論何時何地，都不能違反紀律和規章制度。這是我人生中嚴格遵守的第二信條。
三年後，我到了南嶽南華中學學習，與一位同學成為知心朋友。他家境富裕，見我生活樸素，熱天穿布草鞋，冷天穿布鞋，便用一塊光洋買了雙回力球鞋送給我。但父親知道後，一字一句告誡我：為人要自尊自立，不要隨意接受人家的錢物。這一點，成了我人生中嚴格遵守的第三信條。
1950年初，我考入長沙明德中學。一次期中考數學，同桌要我告訴他題目答案，樂於助人的我毫不猶豫把答案寫在紙上，悄悄遞給他。不料被發覺了，兩人都捱了批評，他的試卷作廢。我不僅沒有幫上忙，反而害了他。這使我明白了：幫助別人，是好的品質，但必須符合原則，否則對兩人都會造成損害。這是我人生中嚴格遵守的第四信條。
1956年我升入北京大學，當了“調幹生”。看到考上來的同學年齡比我差一茬，已經25歲的我深感要加倍努力才行，因此上課認真聽講，心無旁騖，課後抓緊複習閱讀課堂筆記及有關書籍。星期日也很少休息，一個學期都沒有去故宮、頤和園等名勝古蹟遊玩，直到寒假才擠出時間轉了一圈。講授楚辭的蕭雷南副教授聽說我熱衷於古典文學，講《離騷》時讓我站起來朗讀開頭四句。我按照通常的讀音，將“惟庚寅吾以降”的“降”念成了jiàng；他立即糾正說“錯了，應該按上古音念成hóng”；接著語重心長地教導我們：學習要踏踏實實，一字一句不能錯。我滿臉通紅，在蕭先生要我坐下後許久，心仍然怦怦地跳個不停。由是，我始終嚴格遵守的信條又增加了第五條——踏實學習。
這五件事雖微不足道，但影響了我一生。它們讓我領悟到：學習文化時，一定要修好品德，否則文化成績再好，也無利於自身發展，反有害於社會；學習文化一定要踏實，才能學有所獲。推而廣之，工作亦然，為人處世亦然。我時刻牢記它們，身體力行。我也曾經幫助過一些人，但一不違反原則，二不收取錢物。我當校長多年，克己奉公，兩袖清風，從不以權謀私。我也沒有忘記李主任、蕭先生等，是他們給了我一聲棒喝，使我頓悟，淨化了心靈，讓我獲益匪淺。
神話王國任徜徉
北京大學講授主課的老師，都是在學術上卓有成就的學者。我敬仰他們，羨慕他們，決心像他們一樣醉心學術，潛心研究。
記得朱家玉老師講授《民間文學概論》，其中的神話深深地吸引了我。似乎我的基因裡具有一定的浪漫特質，與神話一拍即合，我便將其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了。俗話說，幹一行愛一行；其實，只有愛上一行，才能幹好一行。深愛從事的工作，是搞好工作的前提。我對神話也就一往情深地熱愛起來。
研究神話，首先要取得豐富的資料，而我國的神話著作很少，保存在古籍中的神話零零碎碎。怎麼辦？我就博覽群書，從書海中一點一滴地蒐集資料。慶幸的是，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非常豐富，我一種一種地借閱，從卜辭到清代各方面的著作，發現一點即摘抄在卡片上。當時還得到了遊國恩教授的指點——他擬編纂一部《楚辭長編》，召集我們幾位古典文學愛好者，在助教褚斌傑先生的指揮下，將八百多種有關楚辭著作中的種種說法，分別摘抄在一起，一字不落。他得知我在收集神話資料，叮囑我仿之。
神話與其他文學作品有所不同，是古人的百科全書，包羅萬象，涉足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地理學、海洋學、地震學、歷史學、民俗學、倫理學、宗教學、思維學、心理學、邏輯學、系統學、美學、哲學等53門學科。這需要研究者博學廣聞，促使我儘可能地朝這方面努力。
1959年大學裡興起了大搞科研與大批判的熱潮。同學們紛紛組織起來著書立說，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我班便批判過朱光潛、王瑤先生。朱先生拿了一些德文、法文著作給批判他的同學看，他們沒有學過德文、法文，都傻了眼，但還是硬著頭皮撰寫文章，只好亂批一氣。在學生當中，也出現了拔“只專不紅”的“白旗”的現象。有同學見我花在學習上的時間多，參加政治活動較少，就批評我。但我認為專很必要，紅必須體現在專上，不為所動，依然故我。不過我已積累了不少神話資料，有了若干想法，便用筆名“干將”寫了篇《批判〈中國古代神話〉》，發表在《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上，指出袁珂先生的《中國古代神話》的缺陷。這是我的首篇“論文”，也是中文系同學發表在中央報紙上的首篇“論文”，我當時挺驕傲。袁先生認為我的一些觀點值得商榷，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上發表了《關於〈中國古代神話批判〉答干將先生》。這使我反省到自己的一些觀點的確不妥。以後，我時不時地向袁先生寫信請教，作了他的門外桃李，但一直不敢告訴他的是：干將就是我！1981年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召開代表會，我與袁先生初次見面，才向他說明我就是干將，請他原諒。他聽後，驚訝了一下，隨即笑道：“不要緊！你那時是年輕的娃子（四川話），過點火、片面一點是難免的，沒有關係。”他的闊大胸懷令我不勝感佩，從此我們成了忘年交，經常探討問題，互贈著作。他還在養病期間撰寫了長篇評論《科學的探討 系統的研究——評劉城淮的〈中國上古神話通論〉》，發表在《民間文學論壇》上，肯定它“是至今所見用科學態度全面研究中國神話的僅有之作”，“一部具有開拓性的鉅著”，“突破了舊時論述神話的框框”，其獎掖後學之情，溢於言表。
1960年開始寫畢業論文。系領導要求同學們根據自己的長處，寫出具有自己的特點與新穎觀點的論文來。我以《漢族神話通論》為題，在導師吳組湘先生指導下構建了一個神話體系，字數達30萬，是當時歷屆北大畢業生最長的論文。我不免飄飄然，吳先生見之，諄諄教導：不要自滿，論文還很幼稚，以後要進一步加工。我幡然醒悟，謹記之。
畢業後，在長沙師專與教師進修學院教學之餘，我繼續廣讀各方面著作，博採資料。1961—1963年，由於“七分人禍，三分天災”，全國過著“苦日子”，我儘管處於吃不飽的狀態，仍然天天工作到午夜。1964年全國恢復發展，生活好轉，更有精力工作了。到1965年，我摘抄在卡片上的資料多達五百萬字。在此基礎上，我將《漢族神話通論》擴展為四十萬字的《中國神話通論》，所構建的體系更龐大，力求更完善。我將它寄給天津百花出版社，該社準備出版。
1966年突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粉碎了我的美夢。知識分子被貶成資產階級的“臭老九”。許多人捱了批判、鬥爭，有的還被打死或者自殺。研究人員無法科研，不少人看不到光明前景，灰心喪氣，學習林黛玉“焚稿斷痴情”，毀掉已寫好的文稿，賣光用節衣縮食的錢購買的書籍。我呢，由於學校解散，先下放農村，後調到資興礦務局，也喪失了科研的條件；不過，我認定將來還是會需要科研的，因而冒著背上“隱藏四舊”、“企圖復辟資本主義”的罪名以致遭批判的危險，一本書也不賣，一張卡片也不丟，書稿更視為珍寶，堅定地將它們收在兩口舊木箱裡，隨身帶著。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知識分子與億萬人民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科研工作的春天來臨了。不過，我所在單位是中學，我則擔負著培養教師與學生的雙重任務，沒有多少時間重入神話領域。但人逢喜事精神爽，我心中的陰霾一掃而盡，愉快地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與其他同志一道，幫助六十多名教師獲得了專科證書，將普通中學辦成了重點中學，向高等學校輸送了一批又一批新生。1986年，我調到湖南教育學院，又有了機會研究神話了。當時我年屆五十，深感時間不足，在開兩門課之餘，全身心投入研究當中，每天工作到深夜，節假日很少休息。但不幸降臨了，從1985年起，我的胃潰瘍愈來愈嚴重，經常痛得我寢食難安，有時上課也痛，我便按著腹部繼續講。同學們勸我休息，我不忍耽誤他們的學習，硬撐著。課餘，我將《中國神話通論》修改成60萬字的《中國上古神話》，側重於整理、探究每個神話的前世今生，198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向海內外發行。
從1959年開始的神話研究夢，終於實現。近三十年的研究心血終於沒有白費，這其中的苦樂酸甜，還真只有自己能夠體會！
學研有法需精神
學習與研究，都是需要方法的。沒有方法，學不能成，研究也不會有突破。這是我多年總結的經驗。
我在研究神話當中，注意採取正確的方法。雲南出版社編審陽關在《構築一座宏偉的神話學殿堂》一文對我的著述評價道：“以馬克思主義的有關原理作基本指導，運用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觀照神話寶庫，博採眾家之長，揉和古今精粹，緊密結合我國神話起源、發展、演化的具體實際、提出了自己的神話理論體系”（《湖南教育學院報》1992年8月）。我認為，方法是著作具有科學性的保證。
同時，學術研究貴在創新。創新是學術的生命與價值所在。而這，需要氣魄，要勇於獨出機杼，敢於向前輩“叫板”。我力求如此。如“《中國上古神話》新建了一個巨大、嚴密的中國上古神話系統”，“《中國上古神話通論》則進一步新創了一箇中國神話學理論體系”（《人民日報》1993.12.14《劉城淮研究上古神話出新論》）。馬克思說：“任何神話都是用想象和藉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隨著這些自然力之實際被支配，神話也就消失了。”我卻指出：“某些自然力已被支配，也可能有關於它們的神話產生，——很多原始神話，就是初民在實際上支配了某些自然力之後，才結下的果實”（《中國上古神話通論》）。郭沫若斷定鳳凰的模特是孔雀；我則根據大量資料，否定了他的觀點，而認定鳳凰的主要模特兒是雉類與鷙鳥類。聞一多考證龍的模特只是蛇類，我則進一步考證馬類、蜥蜴類也是龍的主要模特。由於證據充足，許多學者均表示贊同。
學術研究還需要開放，汲取他人之長，彌補自己之短。如神話學有多個學派，主要的有隱寓學派、歷史主義學派、傳播學派、浪漫主義學派、象徵型古典型藝術學派、宗教儀典學派、自然學派、人類學派、歷史民族學派、心理分析學派、社會學派、功能學派、結構主義學派等。它們各有其正確性，也各有其缺陷；而其主張者，往往固執己見，否定別人。我則不然，不管什麼學派，只要有精華，便吸收之，消化之，以完善自己的理論。概括我的科研之道，便是十六字“真言”——情深、志大、氣雄、意堅、學博、思多、心廣、法正。
學術研究也與人的精神氣質緊密相關。甚至，有時就是靠著一股精氣神扭轉乾坤。我的格言是：“人生價值在貢獻，健康一日做一天。待到不能工作時，再當快活逍遙仙。”正是靠著這麼一股蠻勁與倔強，我在教學和神話研究上才有所作為，實現了“兩不誤”。上世紀80年代，我長期帶病工作，胃部出血日趨嚴重，卻茫然不知。1987年5月的一個深夜，我終於扛不住了，伏案研究時昏倒在地。慶幸家人及時發現，立即送我到醫院，接連輸了600CC血才得救。我那時的血色素只有正常人的一半，醫生深表驚訝。治療了幾個月，病情穩定了，醫生建議開刀，但我放心不了下學期的兩門課，直到把兩門課講授完畢，方住進醫院。醫生檢查，已不止是潰瘍，而是胃癌了。幸好還沒有擴散，將胃切除了五分之四。醫生和家人沒告訴我真相，但不久，我終於察覺到了，一時有些頹喪。好在我歷來性格開朗，加上家人的鼓勵，很快扭轉了情緒——我心想，頹喪不僅無助於治病，反而會加重病況；而樂觀是治病的良方，大大有助於健康。與其坐而待斃，不如堅決跟病魔鬥爭。當即寫下“置死亡於度外，存事業於胸中”，作為座右銘。
多次住院化療，我堅持用看書來忘懷痛苦。醫護人員囑咐我多休息，我笑笑說：“看書樂在其中，是治病的良方。”平日，領導要我上一門課，我堅持講兩門，常說：“與學生在一起，其樂無窮，對身體大有好處。”在家裡，愛人勸我少看書寫稿，我說：“寫寫看看，身體健壯。”我按“一花五葉”生活：樂觀愉快，適當工作、注意營養（每天吃六頓）、加強鍛鍊、醫療與休息。為此，我還被省抗癌協會評為“一級抗癌明星”。
退休後，我堅持老有所樂，老有所為。現已完成的專著有《世界神話三論》、《中華古代寓言發展史》，編著《中華神話文化大辭典》、《世界寓言集》、《古詩文名句辭典》（三人合作），正在撰寫的有《中華古代小說發展史》。希望天假以年，讓我見到出版。
本文轉自《名家故事——湖南優秀社會科學專家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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