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克-韋爾奇
傑克-韋爾奇（Jack Welch）的妻子蘇西（Suzy）週一宣佈了韋爾奇去世的消息，享年84歲。韋爾奇的死因是腎衰竭。傑克-韋爾奇是鐵路售票員的兒子，家族第一代大學生。他後來成為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在短短20年間，這位商界傳奇人物使GE的市場資本增長30多倍，達到了4500億美元，排名從世界第10提升到第1。他所推行的“六西格瑪”標準、全球化和電子商務，幾乎重新定義了現代企業。
出身貧寒的韋爾奇何以能夠叱吒商界？究竟是什麼樣的教育造就這位一代商界傳奇？讓我們看看這位創奇人物的教育經歷！（以下文字節選自《傑克·韋爾奇自傳》， 傑克·韋爾奇，[美] 約翰·拜恩 著，曹彥博，孫立朋，丁浩 譯，中信出版社集團出版）
建立自信
那是一個糟糕的賽季的最後一場冰球比賽。當時我在塞勒姆高中讀最後一年。我們分別擊敗丹佛人隊、裡維爾隊和硬頭隊，贏得了頭三場比賽，但在隨後的比賽中，我們輸掉了所有的六場比賽，其中五場都是一球之差。所以在最後一場比賽，即在林恩體育館同主要對手貝弗利高中的對壘中，我們都極度地渴求勝利。作為塞勒姆女巫隊的副隊長，我獨進兩球，我們頓時覺得運氣相當不錯。
那確實是場十分精彩的比賽，雙方打成2比2後進入了加時賽。
但是很快，對方進了一球，這一次我們又輸了。這已是連續的第七場失利。我沮喪至極，憤怒地將球棍摔向場地對面，隨後頭也不回地衝進了休息室。整個球隊已經在那兒了，大家正在換冰鞋和球衣。就在這時候，門突然開了，我那愛爾蘭裔的母親大步走進來。
整個休息室頓時安靜下來。每一雙眼睛都注視著這位身著花色連衣裙的中年婦女，看著她穿過屋子，屋子裡有幾個隊員正在換衣服。母親徑直向我走過來，一把揪住我的衣領。
“你這個窩囊廢！”她衝著我大聲吼道。“如果你不知道失敗是什麼，你就永遠都不會知道怎樣才能獲得成功。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就最好不要來參加比賽！”
我遭到了羞辱，就在我的朋友們面前，但上面的這番話我從此就再也無法忘記，因為我知道，是母親的熱情、活力、失望和她的愛使得她闖進休息室。她，格蕾絲·韋爾奇（Grace Welch），是我一生中對我影響最大的人。她不但教會了我競爭的價值，還教會了我勝利的喜悅和在前進中接受失敗的必要。
如果我擁有任何領導者的風範，可以讓大家發揮長處，我覺得這都應該歸功於母親。忍耐而又有進取心、熱情而又慷慨是母親的特點。她非常擅長分析人的性格特徵。對於遇到的每一個人，她總是有所評論。她說她可以“在一英里外嗅出騙子的氣味”。
她對朋友非常熱情慷慨。如果一個親戚或者鄰居來家裡玩，稱讚櫥櫃裡的玻璃水杯款式不錯，那麼母親會毫不猶豫地將玻璃杯拿出來送給他。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得罪了她，那你就得多加小心了。她會怨恨任何一個辜負了她所信任的人。我繼承了母親的性格特點。
除此之外，我的很多管理理念都可以從我母親身上找到原型，譬如下面這些原則：通過競爭去獲得成功，面對現實，利用欲擒故縱的方式來激勵別人，確定苛刻的目標，嚴格地跟蹤工作進展以保證任務的順利完成。她在我身上培養出的洞察力從未消失過。母親總是堅持要面對現實。她的一句名言是：“不要欺騙你自己。事實上它就是這樣。”
她總是警告我說：“如果你不學習，你將一事無成，絕對一事無成。學習沒有任何捷徑可言。不要欺騙你自己！”
這些就是每天縈繞在我腦海裡的生硬而又堅定的忠告。每當我欺騙自己，以為一筆交易或一項業務上潛在的嚴重問題會奇蹟般出現轉機時，母親的話總能糾正我。
從我入學開始，母親就告訴我優秀的必要性。她知道怎樣對我嚴厲，同時也知道如何擁抱我，親吻我。她讓我確信自己是被需要和被愛的。如果我帶回家的成績單上有四個A和一個B，我的母親就會問我為什麼得了個B。不過她最後總是會以祝賀我得了A來結束話題，然後給我一個熱情的擁抱。
母親總是不厭其煩地檢查我是否在做家庭作業，就好像我現在總是要檢查每天的工作一樣。我還記得小時候在樓上臥室寫作業的時候，老是聽到母親的聲音從客廳裡傳來：“作業做完了沒有？如果沒做完，最好就別下來！”
但只有在廚房的桌子上和母親一起玩金拉米牌（gin rummy games，一種雙人牌戲）時，我才感受到競爭的樂趣。小時候，我還在讀一年級時，中午一放學，我就像賽跑一樣從學校飛奔回家，希望能有機會和母親玩金拉米牌。每當她贏了我，當然通常都是這樣，她會將她的牌一下子扣在桌子上，喊道：“金！”這會使我一下子瘋狂起來。所以每次我都迫不及待地回家，期盼能夠有機會贏她。
我想這就是我在棒球場、冰球場、高爾夫球場和商場上頗有競爭心理的肇端吧。
也許母親給我的最偉大的一件禮物就是自信心。這也是我試圖在和我共過事的每一位執行官身上尋找並建立的東西。自信心給了你勇氣，並能充分釋放你的能量。它可以讓你承受更大的風險並獲得比你想像的更為輝煌的成功。幫助別人建立自信心是領導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來自於為這樣的人提供機會和挑戰，讓他們做從來沒想過自己能做的事情，即在他們每獲得一次成功之後，儘可能通過一切方式獎勵他們。
我的母親從來沒有管理過任何人，但是她知道如何去建立一個人的自尊心。我從小就得了口吃症，而且似乎根除不掉。有時候我的口吃會引來不少笑話，如果不是讓我難堪的話。在大學裡的星期五，天主教徒是不準吃肉的，所以我經常點一份烤麵包夾金槍魚。不可避免地，女服務員準會給我端來雙份而不是一份三明治，因為她聽我說的是“兩份金槍魚三明治”（tu-tuna sandwiches聽起來像two-tuna sandwiches）。
我的母親呢，總是為我的口吃找一些完美的理由。她會對我說：“這是因為你太聰明瞭。沒有任何一個人的舌頭可以跟得上你這樣聰明的腦袋瓜。”事實上，這麼多年來，我從未對自己的口吃有過絲毫的憂慮。我充分相信母親對我說的話：我的大腦比我的嘴轉得快。
多年來我一直不知道，母親在我身上傾注了多少關愛和信心。幾十年後，當我翻看以前我在運動隊照的照片時，我驚奇地發現，我幾乎總是整個球隊中最為弱小的一個。讀小學的時候，我曾當過籃球隊的後衛，那時我的個頭幾乎只有其他幾位隊員的四分之三。
然而，我居然對此從來沒有一絲察覺。現在，每當我看著這些照片時，我總禁不住嘲笑自己就像一粒小蝦米。可笑的是，我竟然從未意識到自己的個子小。這一點充分說明了一個母親可以為你帶來多大的影響。她給了我那麼多的信心。她對我說，我想做什麼都會成功。這句話總是縈繞在我的耳邊：“你儘管去做好了！”
我和母親之間的關係親密而且獨一無二，溫暖而又牢固。她是我的知己，我最好的朋友。我想這可能部分歸因於我是她惟一的孩子，而且是在她年紀比較大（對於那個年代來說）時生下來的孩子，當時母親36歲，父親41歲。在此之前，我的父母嘗試過多次，都未能擁有一個小孩。所以當我終於在1935年11月19日降生到馬薩諸塞州的皮勃第時，母親便將她所有的愛都傾注到我身上，就彷彿我是那被人意外發現的瑰寶一樣。
我並非出身豪門望族，但卻擁有更好的東西—無盡的愛。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都是愛爾蘭移民，他們和我的父母都沒有高中畢業。在我9歲的時候，我的父母才買下了我們的第一座房子。那是拉維特街15號一座很便宜的兩層磚石房，那個地方是愛爾蘭工人階級在馬薩諸塞州塞勒姆的聚居地。
我家房子的對面是一座小型工廠。我的父親總是提醒我說，這可真是一個優點。“人們總是希望自己的鄰居是一家工廠。在週末的時候鄰居總是不在，他們不會影響你。他們會很安靜。”我相信了他，從來沒有意識到他是在為我增加信心。
作為波士頓-緬因通勤線上波士頓至紐伯裡波特段的一名檢票員，父親工作非常努力。每當“老傑克”早上5點鐘穿著他那身熨得平整的藍黑色制服和被我母親漿得硬挺的白色襯衣離開的時候，他的神情就好像是站在上帝面前一樣。幾乎每天都是如此，父親週而復始地在10個固定的車站進行檢票工作：從紐伯裡波特、伊普斯維奇、哈密爾頓/溫漢姆、北貝弗利、貝弗利、塞勒姆、斯萬普斯科特、林恩、GE工廠到波士頓，然後再原路返回，總共加起來有40多英里。後來，我聽說他在波士頓郊外林恩的GE飛機引擎綜合建築群那裡還有固定的一站，不禁心下大樂。
每一個工作日，父親都盼著回到波士頓-緬因通勤線的列車上，就好像那趟列車就是他的一樣。父親喜歡和人們打招呼，邂逅有趣的人。每當他走過列車客座車廂的中間過道，他看上去就像是一名大使，一邊心情愉快地檢票，一邊歡迎著椅子上一張張熟悉的面孔，當他們是非常親密的朋友一般。
在每一個運營高峰，他都以微笑和熱情面對乘客，高聲地向大家說著愛爾蘭人特有的恭維話。而在家裡的時候，父親總是表現得非常安靜、內向，這正好和他在火車上快樂的性格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一點總是激怒母親，她會抱怨說：“你為什麼不帶一點在列車上瞎扯的廢話到家裡來呢？事實上父親很少這樣做。
父親是一位勤勞的工人，他工作的時間很長，而且從未耽誤過一天的工作。如果聽到了壞天氣的預告，他總是讓母親在前一天晚上開車把他送到車站。他就睡在列車的一節車廂裡，這樣明天就可以隨時準備上班了。
父親很少在傍晚7點以前回家，通常是母親開車到車站接他回家。父親回來的時候，腋下總是夾著一捆火車上乘客們丟下的報紙。所以從6歲開始，我每天就可以瞭解到時事和體育新聞了，多虧了這些被遺棄的《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先驅報》（Herald）、《記錄報》（The Record）。每天晚上讀這些報紙成為了我畢生的一種嗜好，直至今日我仍然讀新聞成癮。
父親不僅讓我開始知道了在塞勒姆外發生的事，還以切身經歷教會了我艱苦工作的價值。此外，他還做了另一件影響我一輩子的事情—他將高爾夫介紹給了我。父親告訴我說，他列車上的那些大人物談論的話題總離不開他們的高爾夫球賽。他覺得我有必要學學高爾夫，而不是現在我總在打的棒球、橄欖球和冰球。當球童是鄰居中大一些的孩子做的事情，可是在父親的慫恿下，我很早就開始參與了，9歲時，我在附近的肯伍德鄉村俱樂部當了一名球童。
我對父母的依賴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很多次母親出去接父親的時候，列車老是晚點。那時我有十二三歲，而列車晚點簡直令我瘋狂。我會跑出屋子，到拉維特街上看他們是否已經出現在回家必經的拐角處。我的心怦怦亂跳，擔心他們會發生什麼不測。我不能失去他們，他們是我的一切。
然而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為母親將我培養得健壯、堅強和獨立。她總是擔心她會死得很早，成為奪去她家裡所有人生命的那種心臟病的受害者。在我15歲以前，母親總是鼓勵我要學會獨立。母親曾經讓我一個人獨自去波士頓去看球賽，或者去看一場電影。我當年覺得自己這樣真是很酷，但每次母親出去接父親回來特別晚時就又不是了。
塞勒姆是一個讓男孩子們茁壯成長的好地方。這是一個有著強烈的工作道德和崇高價值觀的城市。在那個年代，沒有人給自己家門上鎖。星期六的時候，父母們甚至都不擔心他們的孩子什麼時候會去城裡的派拉蒙，在那裡，25美分可以讓你看上兩場電影，吃一盒爆米花，而剩下的錢還足夠你在回家的路上再去買一個冰激凌。星期日，教堂總是爆滿。
塞勒姆是一個鬥志旺盛、競爭激烈的地方。我喜歡競爭，我的朋友們也一樣。我們每個人都是運動員，在一起玩這種或者那種體育項目。我們組織自己的棒球、籃球、橄欖球和冰球比賽，比賽的場地是“大坑”，這是北街一塊被樹和後院包圍的塵土飛揚的平地。每到春天和夏天，我們就將地面上的碎石掃走，然後分組分隊，有時甚至排出自己的聯賽賽程表。每天我們都會從大清早一直玩到晚上9點差一刻，這時候城中心的汽笛聲會響起，意味著我們該回家了。
那個年代，一個城市裡有好幾所社區學校，這使得每一種運動都有著激烈的競爭—即使在小學的校園裡。我在由6人組成的皮克林語法學校橄欖球隊中做四分衛。我動作慢得可憐，不過我的胳膊非常強壯，還有兩個隊友相當能跑。我們在皮克林獲得了冠軍。我還是我們棒球隊的投手，學會了如何扔出曲線球和下墜球。
然而，上了塞勒姆高中以後，我發現自己在橄欖球和棒球項目中早過了巔峰期。我的速度太慢了，沒法玩橄欖球，而我在12歲時投出的具有殺傷力的曲線球和下墜球到了16歲時也沒有任何突破。我投出的快球甚至擊不碎一片玻璃，擊球者只需坐在原地等著球來就行了。我在高一時擔任首發投球手，到了畢業前夕，我變成了坐冷板凳的替補隊員。非常幸運，我還可以成長為一名還算不錯的冰球手，擔當了高中校隊的隊長和主要得分手，不過到了大學我的速度仍舊是我繼續提高的主要障礙。我不得不放棄。
真要感謝高爾夫球，這是一項不需要速度的運動。是父親早年的鼓勵使我到肯伍德鄉村俱樂部當了一名球童。每到星期六的上午，我就和我的朋友們在綠草坪公墓大門外的馬路沿上坐著，等待某一個高爾夫球俱樂部的成員用車載上我們，帶我們去幾英里外的高爾夫球場。在最炎熱的夏季，我們總會溜到一個我們稱做“黑岩石”的僻靜地方，脫光衣服在丹弗斯河游泳降溫。
不過更多的時候，我們都是坐在綠草如茵的小山上，等著球童的主管“雅士”思威尼（Sweeney）喊我們的名字。思威尼一頭鬈髮，戴著一副眼鏡，又高又瘦，每回他將球杆袋從球童小屋裡取出來，擺在半扇門上，然後叫道：“韋爾奇！”這時我就會馬上丟下手中的撲克或者是摔跤比賽，去看自己有什麼任務。
幾乎所有人都想給雷·布萊迪（Ray Brady）背球杆，因為他是整個球場上給小費最慷慨的人，而當時小費一般都給得很少。否則的話，你能指望的就只有每18洞所得到的1.5美元了。我們實際上是為星期一上午工作的，那時工人們都在修繕場地。這是球童們的上午，因為這時我們可以用我們撿到的高爾夫球和粘補好的壞球杆打上18洞。我們一般在拂曉的時候就會趕到那裡，因為他們會在中午時準時把我們趕走。
當球童給我帶來了賺錢的機會，更為重要的是讓我學會了這種運動，同時我還得以見到一些成功人士。通過觀看人們在高爾夫運動中的一些動作，我還發現打高爾夫球既可以使一個人表現得優雅，又可以使他顯得很愚蠢。
除了當球童外，我還做過其他一些工作。有一段時間，我送過《塞勒姆晚間新聞》（Salem Evening News）。我曾在假期的時候到本地的郵局幹活。有3年時間，我還在艾塞克斯街上的索姆·麥肯商店賣過鞋，報酬以抽取佣金的方式支付。每賣掉一雙普通鞋，我們可以得到7美分。如果你賣掉的是11號的“怪模樣”鞋—一種帶白邊、紫色鞋尖的鞋，你就可以得到25美分或50美分。那個時候，為了得到這額外的25美分，我總要把鞋拿出來，把它們穿到一雙臭腳上，並稱贊說：“您穿這雙鞋真好看！”
曾有一份暑期工給了我一個深刻的教訓，說服我去做那些我不想去做的事情。我在塞勒姆的帕克兄弟玩具廠（Parker Brothers）操作鑽床。我的工作就是拿一小塊軟木塞，用腳踩踏板，在軟木塞中間鑽一個洞，然後再把軟木塞扔進一個紙板做的大圓桶裡。每天我都要做好幾千個這種玩意兒。
為了打發時間，我總是做一種遊戲，就是在領班來將盛木塞的大桶倒空之前，儘量將桶底填滿。但是我很少能成功，這非常令人沮喪。每次回家我都感到頭疼，我很討厭這樣。這份工作我堅持了不到3個星期，但學到了很多東西。
小時候我的鼻樑上就架上了眼鏡。在我還沒到可以工作的年齡以前的每年夏天，塞勒姆操場上的玩伴們會搭乘一列特別列車去緬因州一個叫老果園海灘的遊樂園玩。這是我們整個夏天的一個亮點。我們一般早上6點半上車，兩個小時以後到達目的地。我們在遊樂園的兩個小時裡多次乘坐過山車，每個人身上帶的5美元左右的錢就花得差不多了。
我們還有一整天的時間，但是這個時候已經身無分文了。我和夥伴們於是在沙灘上搜尋可以回收的空瓶子。我們挨個兒詢問在沙灘上洗日光浴的人是否有空瓶子。一個瓶子賣兩美分，這樣我們就有足夠的錢去買熱狗，並且在回家之前還能再多坐幾回過山車。
另一方面，我從來沒有覺得窮困，我並不極力地奢求什麼。我的父母為我做出了許多犧牲，為我買最好的棒球手套，買最好的自行車。我的父親還允許母親對我溺愛，而且絲毫也不居功自傲。母親的確溺愛我。
母親帶我到芬威公園的露天看臺去看特德·威廉姆斯為波士頓紅襪隊鎮守左外野。她會下午早早地開車到學校來接我，帶我到鄉村俱樂部，這樣我就可以比別的球童來得早些。作為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她總是帶我到聖托馬斯教堂，這樣我就可以在6點的彌撒中做一名聖壇男童，而她則坐在教堂左邊的第一排長椅上祈禱。
母親是我最熱情的拉拉隊長，她曾給當地報紙打電話，要求他們為我的一點點成功發佈
消息，無論是從馬薩諸塞大學畢業還是獲得博士學位。然後她將這些剪報貼在一個剪貼簿上，在這方面母親一點都不感到難為情。
顯然，母親是我們家維持紀律的人。一次，我的父親看見我在他的列車上，那次是我和幾位同學逃學到南波士頓去慶祝聖帕特里克節（St. Patrick誷 Day）。父親當著我的朋友的面什麼話都沒有說，儘管我們當時都在喝著50美分一瓶的廉價麝香葡萄酒。
不過父親簡單地將這件事情告訴了母親，母親把我叫來，狠狠地懲罰了我。還有一次，我沒有去參加聖壇的男童排練，而是去我家附近的梅克公園結冰的湖面上玩冰球。玩的過程中，我一不小心掉到了湖裡，全身都溼透了。為了掩飾所發生的一切，我脫下我的溼衣服，將它們掛到樹上，然後在下面生起一堆火烤衣服。在1月的嚴寒中，我一邊打著哆嗦，一邊等著衣服乾透。
起初，我認為這是一個相當聰明的掩飾辦法，不過這種想法在我一跨進家門口後便蕩然無存。
我母親只用了一秒鐘就聞到我衣服上的煙味。逃避聖壇男童的活動對於母親這樣一個人來說真是一件大事，她平時總把耶穌受難像掛在牆上，手持念珠祈禱，還把我們教堂的老牧師詹姆斯·克羅寧神父尊為聖徒。於是她讓我坐下，逼我做懺悔，然後自行實施懲罰：把我腳上的溼鞋脫下來，用力地打我。
雖然母親很嚴厲，但她同時也是一個溫和的人。有一次，那時我還不到11歲，我在經過本城的狂歡節隊伍中偷了一個球。你知道，就是那種你可以扔出去，將金屬的牛奶瓶從底座上打下來贏得一個“丘比特仙童”（Kewpie）玩具娃娃的球。
沒過多久，母親就發現了這個球，並問我球是從哪兒來的。當我承認這是偷來的時候，她便堅持讓我到克羅寧神父那裡去，把球還給他，並懺悔我所做的一切。因為所有的牧師都認識我這個聖壇男童，所以我相信，我在懺悔室裡一張嘴，他們就會認出我來。我很害怕他們。
我問母親能否將球扔到北河裡去，那是一條穿過城鎮的混濁的小河。和她談判了一番之後，她同意我這樣做。於是母親親自駕車帶我來到北河的橋上，看著我將球扔到了河裡。
還有一次，當時我在讀高中畢業班，我給肯伍德鄉村俱樂部最吝嗇的一個會員當球童。那時候，我在那兒已經當了差不多8年的球童—就我的個人利益來說，時間也許太長了一點。我們打到了第6洞，從球座打出的球只須飛出100碼，就可以越過池塘。而今天，這傢伙居然徑直將他的球打到了池塘裡，離岸邊至少有10英尺。這時他要我脫掉鞋和襪子，跳到泥塘中去找他的球。
我拒絕了。而當他堅持的時候，我說了句見你的鬼去吧。同時我還把他的球杆也扔到了池塘裡，告訴他你自己去找球和球杆吧，然後頭也不回地走了。
這是我所做過的一件蠢事，甚至比我將冰球球杆摔到場地上還要糟糕。儘管母親非常失望，因為這件事情是以我的俱樂部球童獎金為代價的，但是她看上去好像很理解我的感受，她可以就這件事好好教訓或懲罰我，可她並沒有這麼做。
另外一個更令人失望的事情是：我喪失了一個獲取可免除4年大學學費的海軍ROTC（後備軍官訓練隊）獎學金的機會。在塞勒姆高中，我們一共有3個人通過了海軍的考試：我和兩位最好的朋友—喬治·瑞安（George Ryan）和邁克·蒂夫南（Mike Tivnan）。我父親為我搞到了州議員的推薦信，同時我也通過了一連串的面試。我的朋友也都通過了考試。喬治免費去了塔夫茨大學，邁克去了哥倫比亞大學。我希望能夠去達特茅斯學院或者哥倫比亞大學，但是我被拒絕了。
我始終都不知道箇中的緣由。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次拒絕最終成為了一次巨大的機會。在塞勒姆高中，我是一個為了學業而勤奮學習的好學生，不過並沒有人說我是出類拔萃的，所以我申請了馬薩諸塞大學的阿默斯特分校。這是一所州立大學，學費每學期50美元。加上食宿費用，總共不超過1 000美元，我就可以得到學位。
除了我的一個表兄以外，我是我們家族中第一個上大學的人。我沒有家庭的楷模或者榜樣去仿效，只有叔叔比爾·安德魯在塞勒姆的發電站當工程師。我非常喜歡“工程師”的頭銜，而且發現自己對化學情有獨鍾，於是就申請了化學工程專業。
我對大學的一些程序和要求知之甚少，我幾乎都沒有去過那些地方。我沒有考SA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以為在ROTC海軍考試中的成績已經足夠了。直到6月，也就是高中畢業的前幾天，我才得到我的錄取通知書。我肯定是被排在了尚待考慮的名單中—這一點不得而知。事實證明，到一個競爭不那麼激烈的大學，而不是我心目中想去的達特茅斯或者哥倫比亞，到頭來對我的好處可能更多。在當時的馬薩諸塞大學，我所面對的競爭使我更容易脫穎而出。
雖然我從來沒有缺乏過自信心，但是1953年秋天我在學校的第一個星期卻並不是很好。我非常想家，以至於母親駕車3個小時從家裡到阿默斯特的校園來看我。她想給我打打氣。
“看看周圍的這些孩子，他們從來沒有想過回家。你和他們一樣優秀，而且還要更出色。”
她說得對。回想在塞勒姆的時候，我不僅打球，幾乎什麼活動都參加一點，從當我們高年級學生班的司庫，到任冰球隊和高爾夫球隊的隊長，不過我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家，甚至都沒有參加過一次過夜的野營活動。我本來以為自己是一條硬漢子，老於世故而且獨立性強，可我完全被離家上學的感受擊垮了。和其他一些同學比起來，我似乎還遠沒有準備好上大學。我們這裡有從新英格蘭大學預科班來的學生，有從久負盛名的波士頓拉丁學校來的學生，他們在數學方面都比我強。我還覺得物理非常複雜。
我的母親卻對這一切隻字不提。她那些激勵的話確實奏效了，不到一個星期，我便不再憂慮了。
我掙扎著度過了大學的第一年，不過在考試中我的成績還不錯，可以得到3.7的平均分（4分相當於優）。在以後的4年裡，我年年都出現在系主任的名單上。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我申請加入了美國大學優等生榮譽學會，並搬到了他們在校園池塘旁的集體宿舍。我們這個集體的啤酒消耗量總是名列前茅，而且深夜紙牌遊戲和派對玩得比誰都兇。
這是一群非常不錯的年輕人，儘管我們遭到過一兩次留校察看，但我還是能夠一邊玩得非常瘋狂一邊仍然做完作業。我喜歡這兒的氣氛。
馬薩諸塞大學的教授們，特別是化學工程系的主任厄尼·林德塞（Ernie Lindsey），一直將我作為寵兒來培養。厄尼比較喜歡我並在整個學業中指導我，就好像我是他的兒子一樣。和母親一樣，他的支持給了我很大的信心。我曾經獲得幾份化學工程的暑期工作，一個是在賓夕法尼亞州斯沃斯莫爾附近的太陽石油公司（Sun Oil），一個是在俄亥俄的哥倫比亞南方公司（Columbia Southern），即現在的PPG工業公司。1957年，我是大學裡兩名獲得化學工程學位的最優秀學生之一。如果我選擇去麻省理工學院，我可能只會成為一名中等生。以我為榮的父母給我買了一輛嶄新的大眾甲殼蟲汽車作為畢業禮物。
在我讀大四的時候，很多公司都對我表示了接收的意願。我有很多很好可以選擇的工作，但是我的教授們都告誡我應該去研究院繼續深造。我拒絕了公司的邀請，並決定到尚佩恩的伊利諾伊大學繼續學習，因為我獲得了那兒的獎學金，而且這所學校在化學工程研究方面一直排在前五位。我想對我的專業來說，這是一所很好的學校。
我來到新學校還不到兩個星期，就結識了一位漂亮的女生，並約她出去玩。我們這次星期六晚上的約會太盡興了，最後來到樹林中的校園停車場旁邊。我那輛大眾車的車窗上蒙上了一層水霧，這時一道強光突然射了進來。那是學校的保安警察。接著，尷尬的我們就被抓了起來。我嚇呆了，擔心隨後可能產生的一些後果。
20世紀50年代是一個保守的年代，社會風氣跟現在有很大的差別。而我正好又在更保守的中西部。警察把我們帶到了校園派出所，並把我們關在那裡，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四五點鐘的時候才讓我們回家。
我的生活出現了危機。我想我可能會失去一切：我的獎學金、獲得碩士學位的機會、我的事業。而且最為重要的是，我想到了母親，如果她知道了我所做的一切，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反應。我的命運將在星期一見過教務長後見分曉，他將最後決定如何執行紀律。
星期日的上午，我積聚了全部的勇氣給哈里·德雷克莫（Harry Drickamer）博士打電話，他是化學工程系主任。而我對他的瞭解僅限於他那粗暴的名聲。雖然我很害怕，但我知道他是我惟一的希望。
“德雷克莫博士，”我說道，“我遇到了一個真正的問題，校園警察因為我瞎胡鬧抓住了我。我現在有點不知所措，我需要幫助。”
我將所發生的一切告訴了他，當時我的褲子差不多都快溼了。
“該死的，”他回答道，“在我所有的研究生裡，你是第一個做出這種事情來的。這件事交給我處理好了，不過你從現在開始最好繫好自己的褲子！”
德雷克莫所做的一切將我從尷尬處境中解救出來。我仍舊需要面對與教務長的艱難交涉，但是我沒有被驅逐出校。然而，這次恐怖事件之後，我和哈里走得更近了。我們之間建立了很好的關係，他同樣把我當做兒子一樣看待。我們為橄欖球比賽打賭，我們在新聞上發生爭議。在樓道里，哈里總會無情地嘲笑我，不是因為紅襪隊的事揶揄我，就拿我日漸稀少的頭髮開玩笑。
哈里在我的生活中起到了很重要的影響作用，他在我整個研究生學習中指導了我。我需要這種幫助。在伊利諾伊，我不如布魯克林理工、哥倫比亞大學或明尼蘇達大學的同學準備充分。所以在我的第一學年裡，我同樣也是掙扎著通過的，我必須為我的成績而奮鬥。我怎麼看都不像一個明星。
1958年，我完成了在伊利諾伊的第一學年，本來可以碩士畢業了，但當時整個國家經濟不景氣。沒有20份工作等著我，只得到兩個工作機會：一個是在塔爾薩附近的俄克拉荷馬石油精煉廠，一個是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魯日的乙基公司（Ethyl）。在去乙基公司面試的飛機上，我和我伊利諾伊大學的夥伴在一起，這時發生了一件事情。一位空中小姐過來對我說：“韋爾奇先生，想喝點什麼嗎？然後她轉過去對我的同事說：“加爾特納（Gaertner）博士，想喝點什麼嗎？
覺得加爾特納“博士”比韋爾奇“先生”聽起來悅耳多了，而我需要做的只是在學校再待上幾年罷了。所以我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就決定留在校園裡繼續攻讀我的博士學位。這樣做有好處，因為市場不景氣，而且我非常喜歡我在伊利諾伊的教授們，特別是德雷克莫和我的論文指導老師吉姆·威斯特沃特（Jim Westwater）博士。
在研究院，特別是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生活幾乎都是在實驗室裡度過的。早上8點來，
晚上11點回家。有時候我彷彿覺得人們是以你燈亮的時間來判斷你的。我的論文主要是寫蒸汽供應系統中的凝結問題，所以我會花數小時氣化水並觀察氣化水在一個銅盤上凝結。
日復一日，我用高速照相機拍攝表面上凝結的水滴的幾何圖案，我從這些實驗中推導出了熱傳導方程。可笑的是，寫一篇畢業論文讓一個人完全沉迷於其中，還以為自己是在做諾貝爾獎工作哩。
在吉姆·威斯特沃特的強有力支持下，我只用了3年時間就獲得了博士學位，幾乎比所有的人都要快，因為一般說來，一個典型的研究生需要四五年時間才能獲得博士學位。我根本不是攻讀學位的天才人物。為了學位所要求的兩門外語的達標，有一年暑假我連續3個月都在學習法語和德語。我走進考試的教室，把腦袋裡的東西往外倒。我往腦子裡灌輸的所有東西都從腦袋的另一邊倒了出來。我倒是順利通過了考試，但是如果一週後你再問我一個法語或德語單詞，我肯定答不出來。我的“知識”在我交上考卷後，立即就被清空了。
儘管我不是最聰明的學生，但是我可以集中精力去完成工作。有很多更聰明的學生完成他們的論文有困難，他們得不出一個結論，而我則完全是因為急躁的性格幫了我。
我一直覺得化學工程是商業職業所需要的最好的背景之一，因為課堂作業和必需的論文都教給你一個很重要的道理：許多問題都是沒有限定答案的，真正重要的是你的思維過程。一道典型的考試題可能會像這個樣子：一個滑冰者重150磅，在冰面上溜8字花樣，冰層厚一英寸。溫度每10分鐘升高一度，一直升到40度，同時風速是每小時20英里。那麼這個滑冰者什麼時候會掉進冰裡？
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
這對於大多數商業問題來說也是一樣的。這個過程幫助你更為接近事物陰暗的一面，很少會有非白即黑的解答。而且在更多的情況下，商業中對嗅覺、感覺和觸覺的要求和數字一樣重要，有時甚至重於數字。如果我們一定要等待完美答案的話，則會錯過整個世界。
等到1960年我離開伊利諾伊時，我已經可以肯定什麼是自己喜歡的，什麼是自己想要做的，還有同等重要的就是，什麼東西是自己不擅長的。雖然我的專業技術還算可以，但無論如何我都不是最出色的科學家。和我的很多同學相比較，我的性格比較外向，我屬於那種喜歡人勝過喜歡書、喜歡運動勝過喜歡科技發展的人。我認為對於一份既涉及技術又涉及商業的工作，這些能力和興趣將是非常適用的。
我的這種體會有一點像昔日的一種感覺，我覺得自己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運動員，但遠非是非常出色的。我想做的一些事情使得我和絕大多數博士有所不同。他們一般都會步入大學的課堂去授課，或者到實驗室去做實驗。我曾經不很認真地考慮過教書，甚至接受了錫拉丘茲大學和西弗吉尼亞大學的面試，不過最後我還是決定放棄這種選擇。
除了學位、長久的友誼以及思考問題的方式，伊利諾伊還給了我另外一樣東西：一位了不起的妻子。我第一次看見卡羅琳·奧斯本（Carolyn Osburn）是在學校的天主教堂裡，那時是四旬齋（復活節前40天），我和她都在那裡做彌撒。不過直到一個共同的朋友在市中心的酒吧裡介紹了以後，我們才算真正認識。
卡羅琳身材修長，漂亮、練達、聰慧。她以優異的成績從瑪麗埃塔學院畢業，並且獲得伊利諾伊大學每年1 500美元的獎學金，攻讀英國文學碩士學位。1959年1月在籃球賽上第一次約會以後，我們就形影不離了。5個月後，我們訂了婚，並於11月21日，也就是我過了24歲生日後的兩天，在她的故鄉伊利諾伊的阿靈頓結了婚。
我們蜜月的大部分時間都是駕著我的大眾車穿越鄉村、進入加拿大，去接受幾份工作的面試。非常幸運，我得到了好幾個工作機會，但其中只有兩個比較合適：一個是在得克薩斯州貝湯的埃克森公司（Exxon）研發實驗室工作，一個是在馬薩諸塞州匹茲菲爾德的GE新化學開發部門工作。
GE邀請我去匹茲菲爾德，在那裡我遇到了丹·福克斯博士（Dan Fox），他是負責公司新化學構想的科學家。這份工作非常吸引我。開發小組的規模比較小，主要是從事新塑料的研製工作。我覺得能夠回到馬薩諸塞很好。福克斯就像我以前的教授一樣，給我的印象是睿智而且值得信賴。在福克斯身上，我看到了一名教練和楷模的風采，他能使每一個和他共事的人都發揮出自己的潛能。
在GE，福克斯已經是一個英雄人物了，因為他為公司發明了歷新（Lexan）塑料。GE在1957年就開始銷售歷新了。這種產品是玻璃和金屬的替代品，應用範圍非常廣泛，從電熱咖啡壺到超音速飛機機翼上的輕型塗料，幾乎無所不包。
和其他發明者一樣，福克斯早已準備好著手下一個項目了，他希望能夠率先研製出一種叫做PPO（Polyphenylene oxide，聚苯撐氧）的熱塑產品。他告訴我PPO將會是下一代的偉大產品。他向我描述了這種產品無可匹敵的耐高溫特性，還說這種產品甚至可以替代熱水銅管和不鏽鋼醫療器械。他告訴我說，我將是第一個負責把塑料從實驗室裡拿出去投入生產的員工。於是在一週之後我接受了這份工作。
從1960年加入GE，韋爾奇一直為通用電氣服務直至退休！
傑克 ·韋爾奇生平
傑克·韋爾奇，1935年11月19日出生於馬薩諸塞州塞勒姆市。1960年畢業於伊利諾伊大學，獲化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加入通用電氣塑膠事業部。
1971年底，韋爾奇成為通用化學與冶金事業部總經理，並不斷晉升。
1979年8月成為公司副董事長，1981年4月，年僅45歲的傑克·韋爾奇成為通用電氣歷史上最年輕的董事長和CEO。
從入駐通用電氣起，在20年間，他將一個瀰漫著官僚主義氣息的公司，打造成一個充滿朝氣，富有生機的企業巨頭。
在他的領導下，通用電氣的市值由他上任時的120億美元上升到了4100億美元，也從全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排名第十位發展成位列全球第一的世界級大公司。
2001年9月退休。他被譽為“最受尊敬的CEO”，“全球第一CEO”，“美國當代最成功最偉大的企業家”。
如今，通用電氣旗下已有12個事業部成為其各自的市場上的領先者，有9個事業部能入選《財富》500強。韋爾奇帶領通用電氣，從一家制造業巨頭轉變為以服務業和電子商務為導向的企業巨人，使百年曆史的通用電氣成為真正的業界領袖級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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