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追溯古代民族政策，早在公元前479年，左丘明为《春秋》作注时，曾在“子产论政宽猛”一文中表述

先秦奴隶社会，氏族部落持续发展使得生产与管理逐渐分离，作为一家之主的氏族部落首领，逐渐开始行使管理权力。同时，部落之间的也慢慢形成了新的外界关系。日积月累，强大的氏族部落转化成了国家载体，也就是国家的雏形。其间除了部落转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外，落后的部落也没有被淘汰，随之便衍生了国家与部落的关系。

“夷狄”算得上是我国古代夏朝开始对周边少数民族部落的称呼，在《史记》《论语》《尚书》等著作中分别有记载，夏朝北部有北蛮、南方有三苗、东方有九夷、西部有西戎。在古人的心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与周边部落间经常发生讨伐征战。在国家与部落间不断的碰撞与冲突中，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必然会出现一种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产物。

先秦时期，部落人民在劳作的场景

羁糜笼络：秦汉时期，中央集权与早期贵族势力碰撞的产物

1、秦朝羁糜政策的确立与特点

司马相如作《难蜀父老》：“盖闻天子之牧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司马迁注释：羁，马笼头；糜，牛缰绳。可引申为“笼络”之意。

公元前338年，秦惠文王即位，他沿承秦国各代君王一统河山的愿望，大兴征伐。当秦国在东部诸国间取得初步胜利之后，随即对征战策略作出了相应的转变，把秦国铁骑的矛头转向了巴国、蜀国等西南地区。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应巴国的要求，命令张仪、司马错率领大军南下征讨蜀国。然而狡猾且贪婪的秦惠王，暗使张议等人在灭掉蜀国后，率军回国时，又顺道向东灭了巴国。

当时张议、司马错带领秦国精兵，以摧枯拉朽之势仅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便斩杀蜀国国君，俘虏了巴国君主。

秦惠文王赢驷：北扫义渠，西平巴蜀，东出函谷，南下商於

从这一点来看，秦国对“羁糜政策”的实施，是中央集权与地方贵族势力对峙的结果。当巴蜀两地被秦国收复，原来的统治者们转化为了地方贵族阶级，秦蜀之间的矛盾也转化为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的矛盾。秦王朝使用“羁糜政策”的态度是主动的，虽然完成了"统"，但是却不能顺利实现“治”，中央王权就必须与地方贵族势力达成某种一致。由地方贵族势力保持对地方的直接统治。此时中央王权与地方贵族势力间是安抚、拉拢的关系，中央王权在名义上实现一统江河，间接实现了对地方区域的控制。

2、西汉“羁糜政策”的演变与体现

迫于武力威慑而成型的羁縻，与大秦帝国几十年的力量积蓄不同，建立于乱世时期的西汉王朝国基并不是那么稳定。西汉立国时期，匈奴势力趁机收回了被蒙恬占领的河套以南地区，

公元前202年，西汉建国。经历了楚汉之争而国弱民疲的汉朝，甚至还出现“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这样的尴尬局面，连马匹都不够谈何在边远贵族势力面前“秀肌肉”呢？加上刘邦分封的那帮铁哥们——异姓诸侯王们都与中央王权神貌分离，中央集权控制还任重道远。与此同时，在广阔的草原上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部落们。通过各种形式形成了部落联盟，但是这些地方贵族势力根基也并不稳定。草原北方的“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部落，实际上都还虎视眈眈的看着匈奴势力。自古以来马背上的草原部落，一直是不易牢牢把握的。地方贵族势力还不具备对抗中央的实力，当他们面对西汉中央递来的橄榄枝，自然是会欣然接受。可以认为，中央王权与地方贵族势力共同促成了西汉糜政策的开启。

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听从大臣娄敬的意见，使宗女嫁匈奴冒顿单于，和亲政策使得西汉羁糜政策进一步深化。和亲羁糜政策对于中央集权控制地方贵族势力的积极作用有三点：

第一：血缘关系的搭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匈奴与汉朝间战争的发生；

第二：和亲时大量的经济利益的输出，加剧地方势力对中央集权的依赖。除了送过去的“公主”以外，陪嫁的还有中原地区农耕文明的结晶，例如工具、种子、手工制品甚至能工巧匠，由于少数民族的牧畜经济的不完整性和脆弱性，逐渐使得匈奴依赖上中原地区；

第三：中原地区与匈奴互通互市，使得匈奴在意识领域受到很大冲击，草原民族粗狂豪放的性格不再一成不变，在交流中也学会了道德礼仪，相当于磨平了草原狼锋利的牙齿。

西汉与匈奴的疆域对比图

西汉对匈奴实施的“羁縻”有着众多的积极意义，首先是稳定了国内局势，使得西汉人民可以享受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其次是深化了中央集权与贵族势力的关系，避免征战的同时减少了基层群众的苦难；再然后是西汉十四朝对匈奴的“羁縻”政策，间接地令乌孙、乌桓、鲜卑、西域诸多的地方贵族势力纷纷顺从汉朝、臣服中央王权；最后是在这一机制下，封建中央王权与地方贵族势力实现了和平共处。

土司制度：元明年间，中央集权与新贵族势力关系的再次演变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消亡，以及唐宋时期的历史演变，北方旧贵族势力与中原中央集权在不断对抗中角色逐渐互换。直到公元1271年元朝建立，意味着原北方旧贵族势力成长为了新的中央王权。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了地方新贵族势力与中央王权角逐的舞台。

公元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建立元朝

远溯先秦时期，西南地区就有南蛮，巴，蜀等诸侯国或者氏族部落。西南山区独特的地理面貌，使得基层村寨间相离较远，也使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央王权无法深入到村村寨寨。而作为村寨部落原始管理者的土官、酋长等新贵族势力，逐渐被中央王权所安抚、拉拢。

元朝在与西南地区新贵族势力相处中，中央统治者采用以下几点方法对待新贵族势力：一是设立土司官职，例如宣慰使、宣抚使、长官司等;二是启用西南地区新贵族势力代表等大部落首领为土司，实现以夷制夷;三是明确了土司土官的义务，包括征税，朝贡等等。此时的土司制度已经确立，让土司制度体现中央王权真正控制地方贵族势力，还是在明朝。

明朝对土司制度的完善，主要思想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明确为新贵族势力设立区别于流动官员的职位，二是改变元朝以及前代对待新贵族势力安抚，宣慰的态度，变成了真正的驾驭。

明太祖朱元璋画像

公元1372年 (洪武五年)，播州宣慰使杨铿归顺明王朝，朱元璋授杨铿“金牌银印铜章衣币等物”，诏杨铿仍领播州宣慰使。明王朝每置一土司，皆定其赋税。同时还对土司的官职品阶、继承世袭、进贡制度、征收赋税、征调讨伐、奖赏惩处等都做了更为明确规定，粗略考究主要有以下方面：

1、在军事上加强了土司的整体力量，以官兵一千人，土兵两千人为守卫。平时，土司必须保卫族民的安定，防止治下发生叛乱、暴动等事；战时，土司必须听从中央的统一调度。例如洪武十四年，沐英南征云南，朱元璋就曾命令土司杨铿做先锋，来新贵族阶级表示对朝廷的忠诚。万历年间，杨铿的后人杨应龙多次受朝廷调遣，屡立战功。

2、在官职品阶上制订明确的制度，例如宣慰使司设置宣慰使一人，官阶从三品；设置同知官阶一人，辅助宣慰使治理民政，官阶正四品；设置副使一人，辅助宣慰使行驶军令，官阶从四品：此外还设置佥事、经历、都事各一人，分别是正五品、从七品、从八品。在土司的晋升与承袭上“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 使得土司这一新贵族势力，名正言顺的成为了中央集权体系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3、在文化思想建设上，从明朝接受西南地区新贵族势力的归顺后，就积极鼓励或推举土司子弟进入国子监深造学习，并给予丰厚的待遇。

明朝疆域全堪图

“土司制度”与“羁糜政策”之间的独特关系

羁糜政策与土司制度实行的原因，以及性质和目的是相同的，都归根结底于中央王权与地方贵族的关系。在我国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部落关系错综复杂，各族社会经济发展也十分不平衡。例如征收赋税，万里之外的封建王朝没有办法在深山密林中翻山越岭前去收取税务。中央王权如果想要实现大一统，无论是形式上的还是真真切切的，都必须考虑借助地方贵族势力。

土司制度也是羁糜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是贵族势力转变后的必然产物。羁糜政策是一种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比较松散的行政制度，册封旧的地方贵族势力，即少数民族酋长作为地区长官管理地方行政。一般要求向中央朝贡，但大多流于形式，赋税也只是象征性的缴纳或者直接免去。总而言之是一种存在很大局限性的政策，旧地方贵族势力与中央王权的关系也随之若即若离。随着社会发展，发生了一系列角色转变，例如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南方边远地区发展的进步缓慢。

唐朝鼎盛时期全堪图

羁糜政策产生于秦汉，兴盛于唐宋；土司制度产生于元朝，兴于明清。两者都是中央王权与地方贵族势力碰撞间产生的必然的产物；

改土归流：历史前进的车轮下，贵族势力终将消逝。

1、明朝虽“改土归流”，却未能彻底实现。

当新贵族势力成为了得到了中央王权认可的土司土官后，他们与当地百姓的关系也发生了些微变化。从之前的的自取自用，演变为了还要向朝廷缴纳赋税，土官们开始对内残暴统治属民。

“永乐十一年，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乃其地为四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而以长官司七十五司隶焉。属户部”

明成祖朱棣

被压迫的属民们，不得已必然会发起叛乱，再加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土司们也逐渐贪婪起来，不时会发生抵抗中央政策，侵扰接壤汉民的事情。明正统年间，维摩、阿迷、弥勒三州壮族人民发动了反土司起义，最后被明军和土司联合镇压；1442年，弥勒州土司带人到部落间催征粮税，早已不满土司的各族人民，杀其从、夺其马，土司落荒而逃。可谓“属民苦土司久矣”，作为中央王权的明王朝不得不屈从于各族人民“愿得流官以治”的要求，削弱新贵族势力，对弥勒州进行“改土归流”，以减轻阶级矛盾。

明朝的改土归流多是被动进行的，只有民怨载道或土司造反，方能引起统治者重视。以至于许多改土归流的实施并不彻底，土司新贵族的势力并没有得到多少削弱，卷土重来“流官”与“土司”交替统治的现象时常出现。

反映明军围剿土兵叛乱的图画

例如嘉靖年间四川芒部的改土归流后，次年芒部土司联合相邻各州起兵反叛，流官奔逃，朝廷派兵讨伐却以大败结局。四川巡抚奏疏称：“乌蒙、乌撒、东川诸土官与芒部互为唇齿，自芒部改土归流，诸部内怀不安，是以反者数起”，皇帝只能遂依奏废流官而重设土官

2、清王朝把握时机，“改土归流”得以实现。

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即位。这位在历史上颇有争议的皇帝在位共十三年，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加强了封建王权的高度集权统治。与此同时，对服地方新贵族势力“土司制度”的诸多弊端逐渐显现：首先是在土司治下，所有的山林，耕地、水源都归属土司所有。大部分土民只能依附土司生存，严重影响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其次，由于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种特权，加上世代沿袭致使一些土司变得目无王法。鱼肉土民，夺其牛马，生杀肆意。

代表地方新贵族势力的土司们日渐膨胀，俨然成为了独立王国，严重影响了封建中央王权在地方的渗透。 “土人知土司而不知朝廷”的情况终将消逝，彻底化的“改土归流”成为必然。

雍正四年，大臣鄂尔泰上奏朝廷《改土归流疏》：“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租赋，以靖地方”公开建议朝廷尽快着手“改土归流”。 于是雍正四年开始，云贵川、黔东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政策正式推行。

清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

3、改土归流的主要特点与意义

第一，改土归流直接推动了中央王权影响了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渗透。“改土归流”首先取消了土司的世袭制度，切断了土司制度的沿袭。同时，在土司治下之地设置流官，从制度上把土司取而代之。

第二，改土归流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清朝朝廷在取消了土司制度后把土地，山林，水源等资源收为国有，分配给当地土民。同时制定统一的税制，减轻了土民的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大大促进了经济水平的发展。

第三，改土归流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与时效性。云贵川、黔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大杂居状况存在了几千年，民族特性决定了改土归流的政策难以彻底的执行。以土司为代表的地方贵族势力，大多有着深厚的根基，具体政策的推进收到了他们的阻挠；再加上不同氏族品性各异，存在不少地方土民生性蛮烈，不服管教。从而致使改土归流政策出现“时效性”与“不彻底性”。清史记载从雍正四年到宣统 “改土归流”从未间断过。

地方官吏奏拜皇帝

“改土归流”使得中原文明更好的影响了西南地区，维护了清朝的稳定。同时也有利于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化的深入落实，使得新贵族势力逐渐成为了时代车轮下的辙印，领主势力进一步向地主阶级靠拢，封建中央集权的一块疥癣得以治愈。

结语：

从秦汉羁糜政策，到元明土司制度，再到清末改土归流的推行，可以看出这是我国历史上，封建中央王权与地方贵族势力之间一场漫长的博弈。

在西方封建社会,那里的王权实际上处于一种和贵族阶级，宗教力量、自治城市等各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形式并存的局面，它们之间有配合，也有争斗。虽然各种法令也在被实施，但是就算在以“神授王权”为标志的君主权力最集中的时期，西方君主手中的行政权、司法权也从来不是完整的。

反观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权与地方贵族势力的关系，君主中央集权永远是不断深入的。羁糜政策、土司土官、改土归流等各种政策的实施，经过几千年的磨合、演变，都无时无刻不在推动历史的巨轮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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