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痛”“我們失去了一位好兄弟”——3月10日零時12分，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法制大隊民警韋性軍看到微信群裡突然跳出的兩條信息，背靠著牆，癱坐在了地上，哽咽著：“怎麼可能？幾個小時前，‘王大’還在和我們一起工作，討論案情，他才38歲啊……”他口中的“王大”是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法制大隊副大隊長王益民。抗擊疫情以來，王益民一直奮戰在一線。3月9日下午，王益民突感身體不適，經全力搶救無效後於3月10日凌晨不幸殉職。
3月11日上午，記者來到王益民生前工作的法制大隊。他辦公桌上的電腦“嗡嗡”響，仍然在“工作”狀態，打開頁面出現的是他正在辦理的一個案件卷宗和相關的法律法規條款。座位旁擺著厚厚兩疊法律書籍，一本寫了大半的筆記本詳細記錄著工作計劃，桌子底下的白色收納箱還沒來得及收拾。
“‘王大’調到法制大隊工作3個多月，幾乎沒怎麼休息過，只要有任務需要，他總是隨叫隨到。”韋性軍說，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他更忙了。除夕夜前，有的地方出現了涉疫類違法犯罪，他立刻牽頭梳理了相關案例和適用法律條款彙編，幫助基層民警偵辦案件。2月27日，上城公安分局紫陽派出所正在偵辦疫情期間全局首例額溫槍詐騙案，王益民提早介入，指導民警固定證據、規範辦案程序等工作，僅用了6天時間就完成案件辦結，創造了分局刑事案件辦理最快速度，並促使犯罪嫌疑人退贓退賠，挽回被害人損失。3月9日那天，經過一天一夜值班後，按照慣例本該是王益民難得休息的日子，但他依舊繼續上班辦理手頭的案子，哪怕領導口頭下了強制休息令。
作為一名法制“新人”，能把案子辦得又快又好，無可挑剔，並非偶然。一起共事的3個多月裡，孔冬寧打心眼裡佩服這位搭檔，“他有時很健忘，有時卻記憶力驚人。”孔冬寧說，3個多月來，他和王益民一起吃中飯不超過5次，每次一到飯點，王益民總說“你們先去，我看完這個案子再說”。等到大家回來，他早已忘記吃飯。後來，同事們發現個細節——王益民有個習慣，每天早上他都會多買2個包子，而這也就成為他誤了飯點之後的午餐。王益民患有高血壓，吃藥比吃飯忘得還快，但對於案件他記得格外清楚。“有一次，我參與一起案件辦理，快到辦理期限，還是王益民提醒了我。”孔冬寧很好奇，“你怎麼還記得我的案子？”3月10日，當孔冬寧整理王益民遺物時發現了一個記事本，發現每一起案件提交答辯、提交證據、開庭時間都記得清清楚楚，“這大概就是他的秘訣吧。”
參加疫情防控以來，王益民一共參與偵辦了5起涉疫類行政案件和2起刑事案件，除了法制業務的本職工作，他還要承擔上城區集中隔離點的執勤任務。“他常常兩頭跑，晚上執勤到凌晨，第二天又早早就趕到單位，面對困難，他總是不避不讓，面對任務，他總是勇於擔當，從來不說自己又加了多少班，幹了多少活。”同事們說，從基層派出所到反恐大隊再到法制大隊，只要工作有需要，他就沒有上下班，沒有白天黑夜。
雖然工作嚴謹認真，甚至不苟言笑，但熟悉王益民的人都知道，他的內心有多溫暖。王燁是王益民在基層派出所工作室的“關門弟子”，他還記得第一次獨自處理一起家庭糾紛，久久不能調解成功，年輕氣盛的他火氣“噌”地一下上來了，在門外一直觀察的王益民把他叫到一旁，“處理糾紛，要站在雙方的角度上，各自勸說，關鍵是你自己要擺正情緒，客觀地處理！”隨後，王益民帶著他做了整整10個小時的“示範”，成功化解了糾紛，雙方握手言和，臨走前還不斷道謝，“我想這大概就是師傅的人格魅力吧，現在每每碰到複雜的案件，我總是想起師傅的那句話，辦理案件一定要辦得精細，不留‘後遺症’，讓當事方都無可爭議，這是作為一名警察的職責所在。師傅，您的話，我永遠不會忘記！”王燁幾度泣不成聲。王益民離開後的這段時間，王燁想找幾張和師傅的合影，留個念想，可遺憾的是，到頭來只有視頻裡零星的幾個片段。
記者瞭解到，38歲的王益民有個幸福美滿的家庭，兩個孩子，一個8歲，另一個只有4歲。今年秋天，他們原本將喬遷新居，可是如今新家還沒佈置好，他就走了。
關鍵時刻衝得上去、危難關頭豁得出來。和王益民一樣，在疫情防控和保障企業復工復產兩大戰場上，成千上萬的浙江公安民警都在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初心和使命，履行從警時的錚錚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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