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二年（1404）是朱棣在位的第三个年头。这一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有一件事震惊了朝野。
这年科考的第一场考试，前7名无一例外都是江西人。不仅如此，当年共有进士470人，其中有四分之一都是江西人。怎么会是同一个省份的人呢？会不会作弊了？很多人这样想，连朱棣都这样认为。但人们查来查去并没有发现作弊的证据，朱棣只好认可了这个结果。
无独有偶。四年前，建文帝时期的一次科举殿试结果也让人倍感意外。一甲三名是江西人，二甲头名和第二名也是江西人，这结果足以让其他省份的学子眼红。
但眼红归眼红，科考相对公平的，江西人在明朝科考上胜出并不是偶然事件。在明代之前的宋代，江西人在科考上取得的成绩同样令人侧目。
有一个故事想必大家都很熟悉。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参加了会试。主考官欧阳修非常欣赏一份考生的试卷，想把他列为第一。转念一想，这不会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吧（当时是誊写密封阅卷）。为了避嫌，欧阳修把这个成绩改成了第二名。于是，苏轼就这样成为榜眼，而曾巩则登进士第一。
与曾巩同登第一的还有曾巩的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他们都是江西南丰人。当然，于江西而言，这样的成绩似乎还不够理想。这科还出了两位大思想家，一位是程颢，另一位是张载。程颢是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其理学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张载是北宋关学学派创始人。两人同列“北宋五子”。
以上科考并不是个案。唐代以来，江西人在科考上几乎保持了绝对的优势。有资料显示，唐代以来，江西籍进士有万余名，占全国的10?上，其中皇帝钦点状元近50名，这在科举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江西人在科考上胜出并非偶然。江西北接江浙，南连广州，处于南北交通要冲，素有“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形胜之区”之称，这样的位置就是躺着也能发展。南宋以来，随着人口南迁，经济文化重心逐步南移，江西深受其利，经济文化发展较为迅速，很快就达到了人文昌盛、经营四方的状态，到明清之时更是以“多儒雅之风”，“文物颇盛”而著称，“耕读传家”成为大家公认的准则。在这种改背景下，江西想在科举上有所成就想来也是自然之事。
当然，这是明清之前的状态，进入近代后，随着科举考试渐渐步入尾声，江西的并没有重塑以前的辉煌。个中原因不难理解。一方面，近代以来，随着上海的兴起，传统由江西至广东的商业运输路线完全衰落，江西经济地位逐步下降；另一方面，江西深受太平天国祸害，人口几乎锐减了一半，恢复生产又困难重重。在这种背景下，军队粮饷、摊派式的劝捐，强制性的厘金，接踵而至，传统的“耕读传家”的准则再难传续。受种种不利因素影响，江西也就无可避免的没落了。
这是地理之殇，也是时代之殇，更是人文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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