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歐洲，鼠疫這個稱謂並沒有現代醫學上的意義，而是作為恐懼、死亡、饑荒等災難的代名詞，統稱為瘟疫。在神話和宗教文本中，瘟疫並非定位為一種在自然發生的流行性傳染病，而是時常作為神懲罰人間罪惡的一種手段。作為一種死亡感知，瘟疫與罪惡、懲罰和世界末日併合在一起，成為一種日常生活意識，在進入社會各個層面的同時，也加入了歐洲建築藝術形態的構建。
此文所要講述的，是黑死病與兩種建築形態的關聯，一種為顯性，另一種為隱性。
凡·戴
克為巴勒莫城在鼠疫爆發時期的守護神羅莎莉婭（S
aint Rosalia）所作的油畫
黑死病是鼠疫的一個稱謂，是一種死亡率極高的烈性傳染病。每當鼠疫爆發之時，效應並非一時，而是可以斷斷續續持續數10年甚至數百年，也不是一地，而是從村莊到城市，從城市到國家的快速傳播。例如公元541~700年之間，歐洲多次爆發鼠疫，讓人口減少了大約50%。1346至1353年間爆發的黑死病，則奪取約2500萬人的性命。在中世紀的歐洲，這種疾病時常被稱為“大規模死亡”。黑死病的概念首現於16世紀，用來稱謂1436年爆發的鼠疫。但“黑死病”只是中文的翻譯，在德語概念中，並沒有死的字樣，而是稱為“黑死”（Schwazer Tod）。從中更能理解，黑死病中的黑，並非針對顏色，而是指向鼠疫所帶來的可怕現實，就像瀰漫著死亡和恐慌的暗影。鼠疫流行之際，就像死神在大規模清理人間。
鼠疫這個概念的德語詞源（Pest）可以追溯到拉丁語（Pestis），在古代歐洲，甚至更久遠的年代，這個稱謂並沒有現代醫學上的意義，而是作為恐懼、死亡、饑荒等災難的代名詞，統稱為瘟疫(Pest)，不僅僅深深根植於記憶深處，也時常出現在希臘神話、聖經及各種古典文獻和宗教文本中。尤其是在神話和宗教文本中，瘟疫並非定位為一種在自然發生的流行性傳染病，而是時常作為神懲罰人間罪惡的一種手段。聖經的啟示錄甚至把瘟疫視為一個開啟世界末日的徵兆：“我看見一匹灰色的馬和名叫死亡的騎士，帶著地獄和權力，用刀劍、饑荒、瘟疫和野獸，殺去地面上1/4的人。（啟示錄6:8）。從中可以理解，尤其是在中世紀的歐洲，瘟疫作為一種死亡感知，與罪惡、懲罰和世界末日併合在一起，成為一種日常生活意識，進入各個社會層面的同時，也加入歐洲藝術形態的構建。這裡要特別強調一下，文中所說的藝術，尤其在歐洲的中世紀及之前的時代中，並不是現代人用來欣賞、收藏或投資的藝術品，而是一種溝通世俗與神界的媒介，例如繪畫、雕塑作品。教堂建築則通常成為凡人在人間抗擊災難和魔鬼的庇護所，同時也是消解罪惡，通向神界的一道靈橋。接下來的文本要講述的，是黑死病與兩種建築形態的關聯，一種為顯性，另一種為隱性。
人骨教堂：死者的“靈魂居所”
布拉格附近的人骨教堂（Kostnice Sedlec），就是黑死病塑造死亡與藝術的一個顯性例證。教堂於15世紀初開始建造，所在地是庫特納霍拉（Kutná Hora）的一個白衣會修道院墓地（Zisterzienser-Kloster Sedletz），在14世紀中葉亂葬著近3萬死於黑死病的人，15世紀初埋葬了大量死於胡斯戰爭的犧牲者。在雨水的沖刷下，不斷有死者的骨骼露出地面。相傳有一個半失明的修道士出於同情和修道，於1511年開始在這墓地上清理人骨，系統整理近4萬名死者的骨骼，洗刷乾淨後堆放於教堂中。波西米亞的王爵家族黑山（Schwarzenberg）於十九世紀購買了這塊墓地和教堂，並於1870年，用存放於教堂中的人骨來裝飾教堂，圖中所見的，就是人骨組合的黑山家族的家徽（圖1）。
圖1 人骨教堂 黑山家族紋章，14-19世紀，庫特納霍拉 攝影 © MN
這種用死者骨骼來裝飾教堂的做法並非孤例，雖然並不多見，卻是歐洲教堂建築的一種類型。人骨教堂的一種重要觀念，根植於啟示錄中的末日審判。其中有文字描述末日審判開啟的場景，有四位天使吹響號角，喚醒所有東南西北方位死去的人們，和活著的人一起接受基督的靈魂審判。有罪者將進入地獄，無罪者將進入天堂。地獄代表的是無盡懲罰，而天堂則代表救贖。末日審判之後，人間將不復存在，因此在基督教信徒的意識中，人生在世是一種修行，死亡只是一種睡眠，睡醒之後，無論是進入地獄或是天堂，都意味著進入一個終極世界。
圖2 人骨教堂 吹號角的天使，14-19世紀，庫特納霍拉 攝影 © MN
捷克的人骨教堂中，就有頭骨堆砌的四座塔，吹動號角的天使立於其端（圖2），表現的正是一種開啟末日審判的場景，用號角聲喚醒教堂中的逝者，也用對末日審判降臨的期待，來象徵對教堂中4萬多亡魂的終極審判和救贖。所以人骨教堂中堆砌如山的人骨營造的並不是對死亡的恐懼，而是死亡之後重生的希望。所以人骨教堂還有另外一個名稱，叫“靈魂居所”。
但是，這個居所中的靈魂深埋於史料和特定人群的意識深處，旁人無從感知。就如在今天，人骨教堂已經成為了一個旅遊景點。大約5歐元一張門票，進去之後，就混入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群，在人骨堆積之處獵奇，或停留在破裂的頭骨前，勾勒死者生前的最後一刻，或屈身於死者脛骨堆積的隧道入口，把思路透入黑暗，感觸死者的去處（圖3）。教堂空間瀰漫著一種骨灰的味道，就像焚燒過的塵土，也流動著活人的體味和身影，在死者的骨骸前停駐晃盪，一瞬即過，把死亡變成永恆，生者化為浮光掠影。與人骨教堂完全不一樣的是，中世紀一種名為哥特式的教堂，用特殊的建築結構和採光構造了一種奇特的空間，從感知層面來容納靈魂，但這魂魄並非源自死人，而是發自生者的寄託。
圖3 人骨教堂 骷髏山，14-19世紀，庫特納霍拉 攝影 © MN
哥特式教堂：生者的寄託
在中世紀時代，對黑死病的恐懼、十字軍東征兩百餘年所帶來的戰亂和大量占星家的可怕預言，塑造了末日審判即將到來的常識，也形成中世紀人們恐懼與期待的一個重要根源。恐懼出自地獄中的無盡懲罰，期待出於天堂的平和。恐懼與期待、地獄與天堂因此成為中世紀藝術的一個重要表現主題。但是，為了規避聖經中明確禁止偶像製作和崇拜的戒律，宗教會議把製作圖像的目的，限制於用於傳播教義和神性的嚴厲教條中。 所以中世紀時期的圖像塑造，大多具有符號化及精神化特徵，例如金色和反光代表神性和天堂；黑色及黯淡象徵魔鬼和地獄。而這種精神化表現的巔峰，並非出現於雕塑或者是繪畫，而是現於哥特式教堂。
圖4 巴黎聖母院 1163-1345，攝影 © MN
哥特式教堂承重體系的改善，讓教堂的牆體擺脫了沉重的負擔，不僅僅可以變得很薄，還能大量開鑿窗戶。尤其是中後期哥特式教堂的牆，幾乎被窗體通透，本來可以通體透亮，但大部分教堂內部空間，卻充斥著黑暗（圖4）。形成這種暗黑的一個重要根源，是教堂外牆彩窗的使用和教堂龐大、空曠的空間體量。色彩濃厚的彩窗把天光過濾成色光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阻斷了天光對教堂空間的照明。在哥德式教堂龐大的空間中，昏暗在視覺和意識層面，讓教堂內部的特定空間，看上去就像沒有盡頭。教堂的光亮集中在祭壇、高窗和側廊（圖5），形成特定的光區，像寶石一般在黑暗中閃爍。雖然五彩斑斕，卻絲毫也不顯媚俗，而是在教堂石質的柱體中，更在昏暗的壓抑中，營造了一種迷幻和沉靜的光效（圖6），就像人在黑暗的迷途和死亡的暗影中，看到了希望。
圖5 亞岷主教堂內殿，1220-1366，法國，攝影 © MN
圖6 巴黎聖禮拜堂二樓穹頂，1244-1248 法國 攝影 © MN
很多經院哲學把光視為神和天堂的化身。彩光散射的五彩斑斕之美，不是一種簡單的功能性感官享受，而是一種發生在精神層面和記憶深處的感應。柏拉圖的哲學中，美能喚醒慾望和愛，能觸及靈魂而進入純粹的思想和理性。在此基礎上，普羅丁的新柏拉圖主義思想把美理解為一種能淨化靈魂，探知純淨神性的神秘視覺經驗。三世紀新柏拉圖主義哲學家普羅丁（Plotin 204-270），把色彩理解為美的一種純粹形式，代表光對黑暗的征服。哥特式教堂的彩色之光打造了一種精神化和抽象化的天國，更是一種設置在彼岸的神性世界。這種光效之下，教堂中的暗黑既可以理解為世俗世界，在指向象徵和恐懼的同時也隱匿著一條通往彼岸之路。在此情景之下，哥特式教堂燦爛的玫瑰花窗，就像是一個懸浮於黑暗盡頭的太陽，也像一道通往迷幻彼岸的光門（圖7）。與人骨教堂完全不一樣的是，哥特式教堂中的暗黑和彼岸並沒有清晰的意義指向和源頭，既沒有刻畫黑死病之死，有沒有營造十字軍東征的動盪，而是一種高度抽象和精神化的，對世界末日與天堂，死亡與彼岸的感知。正因如此，這種建築空間發生的效應跨越了時間和地理的隔閡。直到今天，仍然能夠在各種不同的層面，不同的人生經歷中，引發去向不定的精神共鳴（圖8）。
圖7 蘭斯主教堂側廊玫瑰花窗，1211起建，法國，攝影 © MN
圖8 梅斯主教堂內部，1220-1520 ，法國，攝影 © MN
蘭斯主教堂側廊玫瑰花窗，1211起建，法國，攝影 © MN
黑死病於14世紀再度席捲歐洲。但是，對末日審判來臨的想象，並沒有隨著死亡的再度降臨而加重，而是在屍橫遍野的現實中破碎，讓人在死亡的逼近中，更加珍惜現世生活的歡樂，從而成為促使人文主義萌發的一塊重要土壤。這之後，在人本認知的作用下，藝術中的黑死病以各種顯性的形態，可以化身為渾身潰瘍的病人，或把潰爛附著於基督受難的軀體，也可以化身為天啟中的死亡騎士，或地獄的魔鬼，並和著不同的認知，出沒於人間、地獄與天堂三界。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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