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二世而亡的原因-----成也法家敗也法家，車裂商鞅後的秦法已經變味
秦國自商鞅變法後，在接下來的這一百多年裡，連續四位君主都能保持強勢，對戰國其他國家都能保持壓倒性的優勢。然而才剛剛平定六國，盤整華夏十六年，在最強盛的時候，傳到二世就滅亡了。有時我想，如果二世不亡，胡亥那樣折騰也他活不了幾年，秦傳到第三代，會什麼樣。即使國力稍有下降，秦也有修正的時間，開始一個強大的盛世吧。就不會有持續幾年的楚漢之爭導致天下凋敝，漢武帝舉天下之力和匈奴的戰爭了吧，就不會有儒家的假仁義影響中國兩千年了吧。
可惜歷史沒有如果。為了尋找秦滅亡的原因，仔細閱讀史書，細細分析秦的歷史，發現了秦毀於蟻穴的蛛絲馬跡。這得從法家三派說起。
諸子百家的思想，他們自身就是混雜的，互相影響借鑑的。比如孟子，他是儒家，但他的很多觀點都與墨家是相同的。而他卻又罵墨家，可見儒家也有門戶之爭。比如荀子，身為儒家，他卻充分的認同法家法治派思想。比如墨子，雖然批評儒家，但也繼承了部分儒家的思想，同時又兼具法家的依法治國思想在裡面，墨家因重點不同又分為三派，齊墨，楚墨，秦墨。
縱橫家、兵家、計然家、法家這種極度務實的學派，他們之間幾乎可說是完全相互貫通的，而且是兼用的。只是他們更注重於哪一方面而已。
從上，我們就能很客觀的來看待法家三派，法、術、勢!
法家三派的核心思想，依法治國，執法一視同仁，沒有高低貴賤，貴族犯法與庶民同罪，但側重的點不同。
法家勢派慎到
大秦帝國法家慎道圖片
慎到強調君王就好比龍，雲霧就是權勢。他提倡君王要治理好自己的國家首先是保證自己的權勢絕對穩固。藉助君王制定並依法執行的法律來管理好國家。
認為國家不需要賢臣，需要的是能臣，在慎到的思想中，“賢臣”指的是那些獨立見解很強，很得人心之人。這種人多了，君主就變得勢危了，百姓也許就會聽他們的，而不是聽你君主的。所以不一定用賢臣，但是可以用“能臣”，能臣就是辦事很得力的臣子，但是他們不去想多餘事情，而是一心一意的做自己的‘份內事’。同時也不尊忠臣。慎到認為，這個世界上絕對不乏忠臣。忠臣不代表他就是能臣，他不一定能辦妥事。國家需要的是忠於職守的能臣，而職守不能越過自己的職位。
慎到是一位法家的理論家，在他的理論中，一切都很合理，但實質的執行過程中，由於君王擁有了絕對的獨裁權，君王的沒有約束，那麼君王自身就要保持一個非常精明和清晰的頭腦，必須是明君。一旦遇到庸主，將寸步難行。所以慎到的勢制跟儒家推崇的忠君都有了一個同樣毛病，就是“人治”成分的擴大。
慎到的構建是，君王是個超級明君，制定很好的法律，每個人都依照這個法律依法辦事，違法的人，無論王公貴族，都依法論處。沒有貴賤和差別；這樣一來這個國家就會人心所向，人的積極性也很高。一片和諧。
慎到的“人治”是針對君王一個人，但是這個君王又是國家的主心軸，君王亂治，國豈能不亡？
慎到在齊國時期的齊威王早年不理朝政，致使內政混亂，官員糜爛，外強欺辱。所以齊威王后來勵精圖治，從自身做起，大察國內的貪官汙吏，嚴明法律。吏治清明，齊國強盛一時。後來攻進了燕國都城，差點滅了燕國。
法家術派申不害
申不亥在辯論
申不害對於勢派與法派是高度認可的，他也強調君主的權位要穩固，政令才能有效下達。而一系列在韓國的變法，跟商鞅的實施方案是差不多的，一樣是開阡陌，廢井田，提倡有功則賞，大用有能力的人才，強調累積國家財富，收繳各大貴族的私兵，重視兵器製造。
不過他認為光有法制和勢制這兩樣還不夠，而重點在於君王要具備心計，春秋戰國時期，臣弒君的事太多了。所以提醒君王也絕不相信任何一位大臣，人可以用，但不能過於信任。君要做到無為，讓臣子摸不準君王的心思，只有這樣做，臣子就看不見君王的底牌而有所圖謀，也少了很多拍馬屁者。
申不害提出用‘術’的方式去勘察貪官汙吏，讓他們乖乖辦事。
玩弄權術，申不害並不是第一人，其實自古以來，人為了自保，都要用術，術也可以稱之為謀略，只是術主要形容於官場的政治鬥爭中。既然有馭臣之術，必有欺君之方，爾虞我詐，你爭我鬥，反而讓朝局政治變得極其不穩定。臣子害怕君王，必然要想盡辦法欺君，又要避免其他臣子妒忌自己，而加害自己。所以申不害的術在一定時期實現了政治清明，官員盡心辦事，但這並不能長久，有部分“聰明”點的臣子，就學會了鑽空子，陷害其他政敵。
申不害授給韓國王族，導致韓國王族極其推崇這套駕馭臣子之術，韓昭侯與申不害之後的韓國，被老貴族服復辟，丟棄了申不害強調的依法治國思想，而對於申不害的“術”，則是樂此不疲。韓國之所以再無法振作，也在於“術”以根入韓國官場，根本無法給有抱負的人以施展空間。韓國最搞笑的一個陰謀術是，為了讓秦國沒有精力來攻打自己，派水工鄭國去說服秦王大興工程，修建鄭國渠。結果人家秦國巴不得，韓國得以苟且十年，結果鄭國渠修好了，灌溉鹽鹼地，秦國多出了多少肥沃的田地，使關中從此無災年，秦國更強大了。
法家法派商鞅
盡公不顧私的商君
商鞅堅持的是法家最主流的思想，依法治國！
這裡不是說商鞅就一點不提倡勢與術，只是商鞅知道法家的那2個思想可用，但是要慎用，不能濫用。法家強調中央集權，其實就是為了保證君王的絕對地位，使臣子沒有實力作亂。
商鞅堅決要求任何事情，只依法辦事，君王也不能逾越法律而為所欲為，對官員的作為，以定期考核的業績為準！執政成績優秀的，重賞，加官進爵；而毫無成績的，罷官辭退。鼓勵官員直言。誅行不誅心，也就是說，即使此人有重大嫌疑，如果他沒有犯法，也不能去懲治他，畢竟他並沒有做。這極大避免了君王與官員的“人治”做法。要知道，有權利的人，總是不自覺的會利用手中的權利，去保護自己的，所以當他預感到對自己有威脅時，就會先下手為強！但這有時候畢竟是主觀臆測。
電視裡經常能見的一句話：“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得不說這話是唐宋之後儒家之言，和前秦諸子的儒家思想有著很大的差別）但是在商鞅的秦國是不允許的，你要懲治任何人，首先得有充分證據，不得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君王保有權勢沒錯，但是要贏得人心，就不能毫無顧忌，想怎樣就怎樣。必須要通過合理的證據收集，審判去處理。決不能憑君王心情狀態，就對臣子進行處罰。臣子犯錯，根據法律規定，執行相應的懲罰。臣子有重大貢獻，也要依據法律制定的獎勵措施，不能君王一高興，就亂賞。做任何事都有一個規定好的標準。這樣才能讓所有人信服。
儒家在這方面就完全沒做到，對於功臣，也許君王一高興就重賞。而如果過段時間其他人，也有同樣的價值功勞，可惜君王心情不好，就賞得少。處罰時，也是由君王心情決定，所以導致的就是臣子的不服，憑什麼他得的比我多？或者憑什麼我就要受到這樣的懲罰？
這也就是法治與人治的顯著區別之所在。
商鞅強調的就是“誅行不誅心”，任何事件都要講證據。只有公開的擺在檯面上執行，才能讓所有的人信服。心裡想犯罪和實際行動去犯罪是完全不一樣的，必須等有實際犯罪行動後才能抓捕。
那是不是“法派”就那麼完美了呢？也不盡然，只能說，它適用於當時的年代，畢竟那個時代法制是為君王服務的。法家法律的制定，也是由君王與大臣定義的，所以當時無論諸子百家哪家的思想，對於君主都是沒有具體約束。
沒有任何一個硬性指標，沒有一個對君王階段性出錯的懲罰。所以導致什麼呢？君王一點一點的犯錯，比如君王只是今天逾越了法律的一條而已，而這種做法，它不會導致這個王朝的立即崩壞。但是“千里之堤潰於蟻穴”，最終經過君王一步步貪婪的慾望而導致王朝的覆滅。
秦國，成也法家，敗也法家！
秦始皇
成也法家
法家三派真正成功的是法家的法派商鞅，他的變法使秦國不僅強大起來，而且能延續秦國的強大，傳續六代，而統一了中華。
敗也法家
秦法自商鞅之後，秦惠文王，武王，秦昭王早期都還算基本遵守商鞅的法治原則，就算偶有逾越，但也沒有觸及最根本的軍功，賞罰制度。
然而到了秦昭王后期，高層的人事任免基本就不再以軍功製為主了，比如我們知道的應侯範睢。靠著權謀遊說秦昭王廢掉穰侯魏冉，就得以當上相國，之後沒有實質性功績，又得以封為應侯。雖然做丞相和封應侯後立下很多大功，對秦國貢獻很大，但這已經違背的商鞅法的精神。要知道商鞅被秦孝公重用後，按秦軍功爵位，一步步建功立業，差不多20年，收復河西后才被封為商君的。後來範睢因舉薦官員錯誤，舉薦的官員又有通敵行為，按秦法，是要被懲處的，結果秦昭王念他立下諸多功勞，竟沒有按律法追究，還讓他繼續做相國。這是我們知道的第一個導致大壩倒塌的第一個蟻穴。後來又有蔡澤靠著遊說，沒立什麼戰功和政績的情況下有被秦昭王封侯拜相。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是秦昭王不經過秦法審判流程，判白起有罪，賜死。在秦國開了君王人治的先河，王大於法第一次擺上檯面
接下來秦國不按秦法任免官員的事例就多了，呂不韋，嫪毐等等治國基本偏離了秦國的法治，呂不韋為了改變秦法甚至編寫《呂氏春秋》，製造輿論。還蓄養門客，公然違反秦不得蓄養門客，閒人，蝨民的法令。在秦國高層，此時秦法基本當然無存，秦法的功能只是用來管理庶民了。也給了陰謀者看到了秦法的漏洞
接著到秦始皇，壞法更加嚴重，雖然沒殺過功臣，但經常一怒之下就做出違背秦法的行為例如隨意頒發《逐客令》，又隨意收回《逐客令》，隨意大規模遷徙豪民等等。給人喜怒無常，隨意變更法令的感覺，所以扶蘇即使突然收到讓他自裁的命令也認為是真的了。
秦王朝毀滅的敗筆是秦始皇用了韓非的勢制（秦王見《孤憤》《五蠹》書，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證明秦王嬴政非常欣賞韓非的學說），從此確立了皇權大於法律現實，秦始皇之前幾位秦王是還沒完全做到皇權大於秦法的。秦始皇違背了商鞅的“王在法下”的思想，商鞅強調的就是君王也無任何權利去逾越法律的限制。秦始皇是明君，不代表他的子孫也是。皇帝犯法，大臣已經不敢勸阻。
直到秦二世的胡作非為，施行暴政，隨意變更法律，也沒有大臣死柬。結果不僅激起了百姓不滿，連秦國官員也都紛紛不滿，導致眾叛親離，快速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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