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典故“是可忍，孰不可忍”，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它出自《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和《漢書·劉向傳》，大意是，當時魯國政權中有三股勢力，其中尤以季孫氏權勢為重，他不僅不把國君放在眼裡，甚至自比天子。舞樂按禮制是：天子八佾（八人為一行，叫一佾；八佾是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佾，卿、大夫四佾，即季氏只能用四佾。可是季氏卻故意打破常規，偏在自家庭院設置了六十四人的大型舞樂隊。所以孔子談到季氏時，就憤怒吼道：“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用現在的話就是說，他竟然敢在自家的庭院裡違背周禮，用六十四人的樂舞隊奏樂舞蹈，如果這樣的事情都可以被容忍，還有什麼是不能容忍的!
當然，後來也有學者從孔子一慣倡導的溫良恭儉的品性修養上分析說，“忍”是“忍心”的意思，可譯為“這種事情季家都忍心做了，還有什麼事情他們不忍心做呢？”，說明孔子並沒發脾氣。這倒不是今天討論的重點，權且認為孔子當時確實發了火。那麼，孔子這聲“吼”，預示著什麼呢？
這還要從周朝周公制訂的的禮樂制度講起。顧名思義，禮樂制度是由“禮”和“樂”兩個部分組成。先說“禮”，“禮”的本質是“異”，即差異，就是顯示社會中各等級之間的差異。也就是說，貴者有貴者之禮、賤者有賤者之禮；尊者有尊者之禮，卑者有卑者之禮；長者有長者之禮，幼者有幼者之禮；親者有親者之禮，疏者有疏者之禮。這是各色人等之間各自的行為規範，人人必須遵守，絕不可混淆，更不得有所逾越，這樣就形成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的上下尊卑關係。如果大家都遵守“禮”，那麼這個社會的運行就非常有序了。所以，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裡所謂的“禮”，實際上就是體現了嚴格差別的社會等級。再說“樂”，當然是指音樂，但又不是簡單的“音樂”，而是附帶了濃厚的政治色彩、社會色彩。《樂記》說：如果君臣上下一起在宗廟中共同聆聽音樂，就可以達到“莫不和敬”的效果；如果同族老小一起在鄉里共同聆聽音樂，就可以達到“莫不和順”的效果；如果父子兄弟在家庭中共同聆聽音樂，就可以達到“莫不和親”的效果。
可以看出，周公制禮作樂的“精妙”所在，即“禮”製造差異，“樂”營造和諧，兩者雙管齊下、相輔相成。有了“禮”，人們不會去爭，有了“樂”，人們不會去埋怨。難怪孔子要對周公頂禮膜拜，不但自喻為周公，而且連做夢都要見周公，稱讚說“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因此，當他聽到季孫氏公然“僭越”禮制時，憤怒一聲高吼，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孔子這聲“吼”，“吼”出了禮崩樂壞日益加深的焦慮與不安，同時也預示著一個奴隸制時代即將瓦解，一個封建制時代即將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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