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林黛玉读书之时，凡遇“敏”字，皆念作“密”，写字遇着“敏”字，也要少写一二笔。黛玉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她的母亲名唤“贾敏”。这就是中国古代颇为独特的一种文化——避讳。
所谓“避讳”，指对于本朝帝王或尊长的名字，既不能直接说出来，书写时遇到这些字，也必须用改字或缺笔等方法来表达，以示尊敬之意。
避讳流变
避讳之俗起源甚早，甲骨卜辞中，替商王占卜的贞人，从不称呼商王的名字，而是以“王占曰”“王卜曰”代之，然商王对于他的诸侯臣子，却从来直呼其名，故有学者认为，“古人有意识地避讳至少在商代时就已经出现了”。
而避讳作为一种制度，在周代正式确立。如《礼记·王制》规定，“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意思是掌管礼仪的太史，拿着简册文书向天子进奉报告时，应避讳先王的名字、忌日及国家凶、灾、忧患事件。不过与后世相比，当时的避讳规则并不严格，《礼记·曲礼》规定：
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
“嫌名”指与人名字读音相近的字。“不讳嫌名”便是说，避讳时只需避本字，而不用避同音字。而“二名不偏讳”则是说，名有两字者，若仅提及其中一字，无需避讳。如孔子之母名“徵在”，则孔子只能将此二字单独使用，不能连在一起用。
但从汉代开始，避讳向着病态的方向，一路狂驰。先是避嫌名，也就是同音字也要避讳。嫦娥原叫姮娥，就因为汉文帝名叫刘恒，“姮”与“姮”同音，人们只好赶紧替月中仙子改了名。接着，除了避名之外，还要避“字”。且不管是“名”还是“字”，都要偏讳。
到了六朝时期，士人甚至为了避父、祖之讳，而辞官不做。如写《后汉书》的范晔，曾被任命为太子詹事，因其父名叫范泰，“太”“泰”同音，故推辞不就。这虽非法令规定，然当时习尚如此。
唐朝初期，对避讳的要求尚不严。唐太宗即位，下令无需“偏讳”，只要“世民”两个字不一起用，便无需避讳。但高宗、武则天这两口子上台以后，不但把前朝避讳的花样捡了起来，甚至写进法律。避讳开始法制化了。官员上书奏事，在文书中犯讳，便要挨几十大板，此且不论，同时还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者，徒一年。”这条法律的解释更绝：
府有正号，官有名称。府号者，假若父名卫，不得于诸卫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长安县职之类；官称者，或父名军，不得作将军，或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类。皆须自言，不得辄受。
“诗鬼”李贺悲催一生的根源，即在于此。仅仅因其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他就不能参加进士科考试！
到了宋代，避讳范围进一步扩大，已经发展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宋仁宗曾赐近臣蔡襄字曰“君谟”，后有以“君谟”为名而中进士者，仁宗闻而发怒：“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至徽宗世，连皇帝相关的称号都要禁用，臣民不得以“龙”“天”“君”“帝”“上”“圣”“皇”等字为名。又启避孔子、老子名讳之先河，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等等。如此世界，无怪乎会闹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荒唐事来。
蒙元因异族统治，避讳一事颇为宽松；朱明之世，又渐严苛。清朝统治者虽是满人，然青出于蓝胜于蓝，避讳之法登峰造极，由此引发出不少文字狱。著名的“《明史》案”，所犯八大罪中，“呼太祖为某子”，触犯庙讳是一条重要罪证。乾隆朝举人王锡侯，编纂了一部名为《字贯》的字书，因书中不避康、雍两朝庙讳及乾隆御名，致被乾隆处斩。乾隆在上谕中写道：
竟有一篇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悉行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交刑部审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
到民国时，随着君主专制的终结，数千年的避讳制度，终于被扔进了垃圾堆。
避讳方法
古人既将避讳视之极重，不敢怠忽，自是生出不少“妙法”。大抵而言，其常用之法有四：空字、改字、缺笔、改音。
因避讳而空其字，似是最古之法。其例之法，除空其字不书外，或作“□”，或称“某”，或径书“讳”字。《书·金縢》：“惟尔元孙某。”按孔传，元孙指武王，而“某”则代指武王之名，“某名，臣讳君故曰某”。《南齐书》成书于萧梁朝，因梁武帝之父名“顺之”故，书中凡遇“顺之”，皆写作“□”。
改字之法亦古，通常以同义字代替，在汉代即已盛行。汉代为避高祖刘邦讳，文书中每以“国”字代替“邦”字。《论语》“何必去父母之邦”之句，即被改作“何必去父母之国”。而《史记》中恒山作常山，微子启作微子开，盈数作满数，则是分别避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惠帝刘盈讳。
颦儿所用缺笔之法，源于唐。高宗显庆五年（660）诏书中，有“比见钞写古典，至于朕名，或缺其点画”之句，可见显庆初年已有避讳缺笔之事。乾封元年（666），于志宁的碑文中，“世武”即被写作“世卅”；而《赠泰师孔宣公碑》中，“愚智齐泯”，“泯”作“汦”，都是缺笔法的实证。以后缺笔之字渐多。
改音之法，则针对读音而言。此法不详源于何时，但多见用于“圣讳”孔丘，元人著《至正直记》云，读经史凡遇丘字，则读若“区”。而在清代，“丘”则改读期音。
还有拆字法，即将君主或尊长的名字拆成偏旁写出。如唐宪宗本名“淳”，即位后改名“纯”，《顺宗实录》遂云：“初，广陵王名从水傍享，至册为皇太子，始改从今名。”罗隐《贺昭宗更名表》云：“左则姬昌之半字，右为虞舜之全文。”“昌”之半字为“日”，虞舜名重华，此仅指“华”字，“日”与“华”左右相合，即为“晔”。
此外，还有曲说，或正文不书其讳，而改用小字注出等法，然皆与拆字法一般，较不常用。
避讳之弊
语言文字，本交流之工具，无端强占某些字词，于当世百姓而言，极不便利。但有误犯，轻则挨笞受罚，重则性命无存。蒲松龄有《司札吏》一文，谓某从三品游击官，妻妾甚多，严命下属避其诸妻妾之乳名，一日某小吏禀事之时，误犯其讳，游击大怒，即以砚台击杀之。避讳之荒唐，可见一斑。
而避讳的最大流弊之处，在于淆乱古文书。如三国辽东太守公孙渊，字文懿，《晋书》因避唐高祖李渊讳，故称其字为“公孙文懿”，结果后人不明，误懿为端，又将公孙复姓讹为单姓。一个于史有名的人物，就此被改头换面。今本《史记》有言：“王者以民人为天，民人以食为天。”按司马贞索引，此语出自《管子》，本作“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而唐人避太宗讳，将“民”改写为“人”，后人在“人”旁小字注以“民”字，孰料后人不察，竟将“民”“人”二字连写，致成今状。此类讹误，不可胜记。
避讳之用
由于各朝各代避讳不一，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故学者可以反而用之，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
其一，可为研究古代语音提供佐证。如东汉郑玄，在解释《礼记》中“嫌名”一词指同音字时，曾举例“若禹与雨”。这说明郑玄所处之世，“雨”与“禹”同音，但在北宋年间的《广韵》中，动词“雨”已破读为去声，这就可以看出一个字的语音变化。
其二，可为历史研究提供帮助。《史记·孝景本纪》有句云：“立皇子彻为胶东王。”“立胶东王为太子，名彻。”按司马迁恰处该世，万不敢直书武帝名，由此可知此处非太史公原文，必后人所加。另外还可用以解释古书的疑滞， 辨别古书真伪及时代等等。故史学大家陈垣有言：“避讳学亦史学中一辅助科学也。”
避讳制度虽已死去百年，与今普通人民无涉，然有此二用，吾人便不得讥研究此者：“茴香豆有几种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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