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先那篇充满火药味的《请诛邪教疏》引起了熬拜等人的高度重视，立案工作效率自然很高。就在杨光先到礼部投诉的9天后，康熙三年八月初五日（1664年9月24日）以皇帝的名义下发的指示就到了礼部，要求他们会同吏部审讯汤若望。
康熙三年八月初七日（1664年9月26日），这场审案大戏在礼部拉开大幕。参演人员除杨、汤两位主角外，礼、吏、兵、刑、三法司等衙门，以及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等官员。
在审理过程中，汤若望、杨光先多次在法庭上交锋，杨光先从天文、历法、地理、宗教等方面对汤若望进行批驳，汤若望则竭尽全力进行辩解。
控辩双方首先就历书应该推算多少年，展开交锋。
杨光先：新编的历书只有200年，这就是不忠!大清朝万寿无疆。你编历书至少也要推算万年才行，弄个只有200年的历书，这不是诅咒大清短命吗！
汤若望：按新法编历书，可以无穷无尽地推算下去。之所以分为前二百年历书，后二百年历书，只是为了方便而已。
杨光先：汤若望敢于在颁行天下的《时宪历》封面上特意写上“依西洋新法”五字，就是出卖主权呀！这分明是让天下万国都知道大清朝是以西洋为正统呀！
汤若望：这是掌印官员的事，不是我的意思。
后来就进入了学术辩论阶段。杨、汤二人就“一天应该划分为100个还是96个时刻、顺治十八年应该闰七月还是十月、春分秋分冬至夏至之间的间隔要不要一样、太阳运行是否是匀速等学术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
他们满嘴的“节气”、“中气”、“交宫”、“宫宿”，“中星”、“紫气”、“起管”等一大堆术语，估计那些审案的官员肯定都听晕菜了。这咱就不说了，因为我也晕了。
他们的学术争论还涉及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荣亲王葬期的选择是否有问题。
杨光先指责汤若望用洪范五行的方法不对，因而年犯三杀，月犯生杀，日犯党杀，时犯伏吟，四柱无一吉者。强调洪范五行又名灭蛮经。汤若望用这方法，也是居心不良。
以上这些玄之又玄的东西，审案人员听得糊里八涂，但他们关于地球的争论，可能大家却听明白了。这要归功于杨光先的引导。
杨光先：天主教能够在中国传播，主要是靠推行西洋新法，而新法的病根就在地图。汤若望刻印的地图把大地画成一个大圆球，简直是太可笑了吧！
如果世界各国都在一个大圆球上，那岂不是 “球上土人之脚心，与球下国土人之脚心相对”吗？“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横立倒立之人”，天下只有蝇虫之类的东西才能横立倒立。
又说，我们都只能站立在楼板之上，你汤若望如果能倒立在楼板之下，我才能相信有和我们脚足心相对的国家。他又说，水是天下最平的，不平则流，“果大地如圆球，则四旁与在下国土洼处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倾？”难道有“圆水、壁立之水、浮于上而不下滴之水？”
他又比喻满盂之水说，“若望能侧其盂而水不泻，覆其盂而水不倾，予则信大地有在旁在下之国土”。不然，“则大地以水为平，而无似球之事”。
他说，天和地“如二碗之合，上虚空而下盛水，水之中置块土焉。平者为大地，高者为山岳，低者为百川，载土之水，即东西南北四大海。”
杨光先这一通高论说得审案官员点头称是，却弄得汤若望满头大汗。他沒有快速洗脑的本事，真恨不得把哥白尼、麦哲伦等老乡拉来帮忙，替他把事说明白。此时他一定很后悔，当初咋就没有找机会建议顺治帝举办几期高级官员学习班，给大老爷们搞搞科学普及呢。
看来，岂止是秀才遇到兵有理有说不清，洋秀才遇到土秀才也照样说不明白。
同汤若望有理说不清一样苦恼的是，还有那群审案官员。不知他们没本事没魄力，要是平时处理下级官员之间的纠份，早就跟玩似的分出输赢来了。可眼前这桩案件涉及皇家、关系朝廷，到底咋断，他们根本说了不算。最后还得看熬拜的眼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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