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北大東門外燕東園小樓的興趣，是被楊鐮先生講到的紅柳喚起的。那是七八年前一個上班的日子，我剛走進古代文學研究室，正在興致勃勃高談闊論的楊先生，放下端在手裡的大搪瓷水杯，遞給我一本他的新書《在書山與瀚海之間》。我邊稱讚這個書名取得精彩，邊打開翻閱起來，一眼就看到其中講到的兩株紅柳。
書中寫到，居住在燕東園的楊先生，一次在散步時忽見園中“王家花園”附近有兩株形貌很是罕見的柳樹。二十歲就新疆插隊並從此與天山瀚海深深結緣的楊先生，一眼認出是生長在西部戈壁的新疆紅柳。如此品種的紅柳必是從新疆移植無疑，而且能生長到如此生意婆娑，粗可合抱，其樹齡當在一百五十歲以上。這究竟是一位遷居北京的新疆維吾爾官員寄託鄉思的標本，還是某個王姓封疆大吏從新疆返京時移植？楊先生頗感狐疑，甚至推測會不會就是最後一屆清廷任命的新疆布政使王樹枏？如今王家花園在北大附小內，我多次經過，竟從未留意。楊先生見我如此感興趣，又聽說我就住在燕東園，不禁眼睛一亮，說自己從小在燕東園長大，這個園子的故事可是不少。
楊鐮先生的父親是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楊晦，當年曾任北大副教務長兼中文系主任。他們一家住燕東園37號。在他的描述下，我開始把每天在燕東園經過的那些西式小樓，和許多名字一一對應起來。楊先生住的37號，東側曾經是我幾乎天天要去買菜的菜攤，蔬菜水果新鮮，還有現殺活魚，吸引買菜人絡繹不絕，特別是早晚附小、幼兒園上學、放學，這裡更是熱鬧。菜攤後面的37號小樓，永遠關閉著前面的鐵籬笆院門，彷佛和旁邊的喧鬧全不相干；每天放學後在園中瘋跑追逐的孩子，好奇地在籬笆前探頭探腦，再怎麼嘰嘰喳喳，也打不破院中的寂靜。
楊鐮先生小時候是燕東園孩子中的調皮大王，他就在這個院子中成長成一個遠赴新疆插隊的青年。他說自己離京赴疆前，居住在燕東園22號的馮至先生，送給他一本斯文·赫定的傳記；後來居住在23號的地球物理學家李憲之，給他講過當年西部考察的故事，冥冥中預示了他與天山大漠維繫終生的緣分。從新疆回京後，他仍然在37號小樓住了很長時間，有一段時間，他白天照顧生病的父親，晚上就去圓明園村子裡暫租的一間民房，點著煤油燈讀書寫作。點燈的煤油是去中關村加油站打來的。在楊先生的描述下，這個如今籬門深掩的小院子，一下子生動起來。
燕東園23號小樓
聽楊先生講述不久，又一個偶然的機緣，讓我對燕東園小樓的故事，有了更濃的興趣。那是2014年初，吳小如先生以《吳小如詩詞選》獲得《詩刊》社首屆年度“子曰”詩人獎。頒獎典禮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吳先生因年事已高，沒有參加。典禮結束後，我離開觀眾席正準備打車回家，同時走出觀眾席的周啟銳先生問我去哪裡，我說回燕東園。他說巧得很，他正要去燕東園見朋友，我可以搭他的順風車。一路上，周先生說起他也是在燕東園長大，見我對燕東園很感興趣，他的談興也一下子被激發。到了燕東園，他說今天難得，不如我們就在園子裡看看各處小樓。
那是一個寒意頗濃的冬日，我們在園中一座座小樓看過來，講到各個小樓曾經居住的主人。冬日的園中，樹木蕭疏，視野開闊了許多，形態各異的小樓，從春夏的濃蔭中呈露出來，彷彿在敞開它們各自的故事。當時，我們還路遇一位老教授，她也是在燕東園裡長大，當年和周先生是玩耍的小夥伴，見面很是親切。
這些偶然的機遇，讓我越發留意起燕東園小樓的歷史和故事；遇到和燕東園有關的記述，也就不再滑過，有時甚至還會因為某個有意思的記述，而去進一步搜尋文獻中的線索；一個個人物和故事，就像拼圖一樣，拼出這個小園的片羽吉光。
燕東園是燕京大學的教授公寓區。1929年9月底，燕大舉行了包括燕東園在內的校舍落成典禮。燕東園的前身，是明清時期的成府。今天燕東園南側吉永莊的位置，曾經有一座剛秉廟，1927年身為清華國學導師的王國維，在頤和園投湖自盡，停靈於此。這和《紅樓夢》庚辰本脂硯齋批語中提到的“剛丙廟”，是同一個地方。周汝昌先生認為剛丙當作“剛炳”，這個廟是明朝司禮太監剛炳（綽號剛鐵）為自己建的生祠。楊鐮先生則提到他們全家1952年搬到燕東園時，小廟還在，就在燕東園南牆外幾十步遠，他曾多次到廟裡向僧人打聽剛丙是誰，據說是一個滿族將軍，隨乾隆下江南時（生殖器）受傷，便在此廟居住養傷。周汝昌先生的意見雖不能定論，但多有史料佐證，而楊先生的說法，則更像是廟的來歷模糊後的新演繹。這個小廟一直和燕東園相伴，直到北大修建物理大樓時才拆除。
燕東園初建時佔地77餘畝，有小樓19座，建造費用為29.5392萬元。如此的建造費用，在當時頗為高昂。周啟銳先生說，小樓建造使用的主要木材，都是從美國進口的紅松。鄧雲鄉在《文化古城舊事》中描述這裡的環境：“（園中）大樹是不少的，在這些老樹蔭下，蓋了近三十幢灰磚兩層小洋房，又用圍牆圍了起來，這便是燕東園。當年燕大的中外知名教授大多都是住在這裡的。那在當年真可以說是首屈一指，連清華南院的教授宿舍也是比不上的。這些小樓中都是打蠟地板、壁爐、地毯、水汀、高級衛生間、冷熱水，有陽臺、庭院，家家小樓前又都種著玫瑰、丁香、藤蘿、玉簪……在庭院中就可賞花。”燕東園的小樓，其建築水平和居住條件，不僅在建成時的中國首屈一指，就是在建成半個世紀以後，它仍然是人們心中名教授高級生活待遇的一種標尺。北大歷史系以研究現代化而知名的羅榮渠教授，在上世紀80年代初訪問美國，感嘆美國物質生活水平之高，就提到美國中小資產階級家庭的水平，比北大燕東園小樓的條件還要好。
當年在燕大和清華兩校都任教的錢穆先生，曾經對比兩校的不同，認為清華的建築是西式的，內裡卻是中國式的學府，燕京大學表面上中國味道，內裡卻很美國：“（燕大）路上一磚一石，道旁一花一樹，皆派人每日整修清理，一塵不染，秩然有序，顯似一外國公園。即路旁電燈，月光上即滅，無月光始亮……又顯然寓有一種經濟企業節約之精神。”錢穆先生的體會顯然是從酷似中國古典園林的未名湖區得來，而燕東園的建造風格，則有著更為突出的美國特色。燕東園的整個園區，分為東西兩個部分，中間以一座西式小橋分割東西，兩個區域的中心，都是一個公共活動的廣場，每個廣場周圍環繞著若干座小樓。東區是20-29號，西區是30-42號。如果從空中俯瞰，整個園區就像是一副眼鏡，中間的小橋，就像是架著眼鏡的鼻樑。東西兩區的廣場，既是園中居民散步健身的輕鬆樂園，也會舉行一些重要活動。1952年，北大、清華、燕大三校合併，合併後新北京大學的成立大會，就是於當年10月4日在燕東園東操場舉行，當時的校長馬寅初、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教育部部長馬敘倫等人皆到會。公共生活頗為豐富的廣場，以及圍繞廣場建立的整個園區，都是典型的歐美城郊庭院別墅區的設計風格，和中國古典園林多有不同。
園中每座小樓都是西式的，具體的樣式又形態各異。園子東牆內的27號，後因建幼兒園拆除。據陳芳回憶，這座樓是典型的南洋風格，這是一座兩層磚木結構小樓，每層有200平方米左右，處處不講對稱，南窗大，東西窗小。小樓南面一層東部有一個陽臺，陽臺頂部嵌有花崗石小飾件，這個設計源於歐洲古典建築簷口下的裝飾圖案。整個小樓東部呈曲尺形，小樓西北部還凸出一個小側樓，在南洋稱“班閣樓”，英文說法是Bangolor（單棟別墅），它與整棟別墅實際是連著的，現在新加坡還能看到這樣的房子。歐洲文藝復興以後，東西方文化在南洋交匯，英國人將雜糅的南洋風帶回歐美，又在燕東園的修建中，把它呈現在27號小樓上。這種奇妙的建築故事，在燕東園形態各異的小樓中，應該都有體現，只是缺少細膩的講述吧。
曾經居住38號的張景鉞教授的兒子張企明，對居住四十三年之後被拆除的38號小樓，也有細緻的回憶：“小樓位於園子的北邊，東西方向的院子和空地都很大，東房外一片竹林有一百多杆，靠近圍牆有杏棗槐椿，還有一棵半朽的大柳樹，院子中間有數株山櫻和玉簪，沿著甬道原來有兩排黃花。從飯廳的西窗望出去，空氣澄澈，沃野平疇，西山似乎就在眼前。”無論怎樣的筆墨，都很難完全呈現燕東園獨特的景觀，搖曳在廊前簷口的光影，更是隻能留存在此間人物的心中。曾經居住在燕東園的中央美院教授李宗津，其夫人是北大教授周珊鳳，他曾經繪有一幅燕東園風景，是小樓後院月亮門的一角，滿是靜謐安寧的氣氛，是他晚年油畫的代表作。
最令人感興趣的，當然是活躍在燕東園中的人物。
燕大時期，燕東園在教授遷入之初，就成立了園會，負責園內事物的管理。燕大西語系米德（Lawrence M. Mead）教授，擔任園會的秘書。燕東園還成立了網球聯合會，請燕大教職工及其家屬在燕東園打網球。教授們入住一年後，園會又在負責購置兒童活動器具，修建遊樂場。當時為此事接受校刊採訪的，就是米德先生。這位米德先生頗為熱心學校的事務，1933年在燕大兼課的顧頡剛邀請胡適到燕大演講，米德又負責為胡適照相。
燕東園37號小樓
燕大時期燕東園的人物，有著許多生動的故事。西區廣場北側37號，居住過燕大校長陸志韋。陸宅西側的小樓是36號，當時居住的是燕京大學神學系教授趙紫宸，陸、趙兩家關係非常要好。當時園中各家之間是以松牆相隔，陸、趙兩家的松牆間有一小口相通，可以更方便地往來。趙的女兒趙蘿蕤在燕大西語系畢業，她與陳夢家婚後一段時間仍然住在燕東園。中華書局原總編、著名唐代文學專家傅璇琮先生曾回憶，他當年在清華大學中文系讀書時，陳夢家曾邀請他們幾個同學到燕東園家中閒聊，趙蘿蕤還招待他們喝咖啡。陸志韋校長這裡的客人就更多，不過若論近鄰間的走動，他和住在廣場南面31號的昆蟲學家胡經甫，是要好的朋友。胡的女兒回憶：“陸先生多是身穿襯衫、西服褲，手拿一本書，邊看邊從他家走過足球場直到我們家，邊召呼一聲邊推門而入。”
燕東園36號小樓
胡經甫後來遷入東區的22號樓，陸校長日寇佔領時被迫搬出燕東園，抗戰勝利後遷回，就搬入南洋風格的27號，兩人都到了東區。解放戰爭即將勝利時，平津兩地大學就南遷問題議論紛紛，陸校長明確表示燕京大學要留下來。據陸的兒子陸卓明回憶，1948年春，陸的老朋友胡適和夫人偕一位美國老人來到陸家，兩人談得頗不愉快。希望勸陸南下的胡適，未能如願。從陸宅告辭出來時，他的臉色很是不好看。這一幕應該就發生在27號，可惜小樓現在已經拆除了。
至於許多求學的學子，更是經常出入陸校長的小樓。據孫升福回憶，陸校長和學生的關係十分融洽，會和學生一起打橋牌，還會託學生蒐集一些晉察冀、陝甘寧邊區發行的郵票，當收到這些平時不易見到的郵票時，會如獲至寶，十分高興。過春節時，一大幫學生來家中拜年，見校長出來，領頭的學生一聲令下，十多個學生齊刷刷跪倒在地，陸校長也一起跪下，大家哈哈大笑。
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俞敏教授，是著名的語言學家，當年是陸校長的研究生。燕大被日寇封閉後，俞敏的學習被迫中斷，他很傷心地說：“我那時就像一隻爬牆的蝸牛，費勁地爬著、爬著，呼地吹來一口風，啪一下就給它打回到地下，一切又得從頭來。”陸校長沒有忘記他，抗戰結束後，他把在臺北工作的俞敏召喚回燕園，給他找住處，提供學習的便利，使俞敏很快學有成就。俞敏很難忘這段經歷，仍然記得陸校長幫他找的南校門外羊圈衚衕的小院，記得院中的薔薇、葡萄、杏樹、李樹、洋井。相信他也不會忘記當時在燕東園陸校長家中請益的情景。
西區36號趙紫宸宅西側的35號小樓，居住過燕大新聞系教授劉豁軒，他來燕大前是在天津辦《益世報》 的知名報人，後辭去報社的職務到燕大任教。他和新聞系的學生一起創辦《燕京新聞》週刊，讓學生在實踐中學習，效果很好。抗戰時期，他被日本人從家中抓走。
西區還有很有名的“鳥居高林”之說，是指31號居住的人類學家林耀華、32號居住的語言學家高名凱（高之前32號居住過燕大經濟系李泰來教授）、33號居住的日本教授鳥居龍藏。從燕東園西門進來五十米，左轉上幾級臺階，就是一條通往廣場的小路。小路的兩側分別是32和33號，連同32號東邊的31號，都有一簇簇竹林圍繞。鳥居高林，既是諧音，也頗有幽雅高逸的意趣。
31樓向東，還有兩座小樓，現在被圍入北大附小西門內，是41號和42號。燕大物理系主任謝玉銘就居住於42號，他的女兒謝希德後來成為復旦大學校長，如今北大附小的小學生歡樂奔跑的空場，正是謝校長小時候玩耍的地方。
燕東園32號小樓
燕東園的東區，是21號—29號，容庚居住在24號小樓。1934年9月1日，燕京大學考古學會成立，社址就在24號樓，第一批成員共八十四人，容庚、徐中舒、劉節、唐蘭、魏建功等五人為執行委員。陳夢家就在此年9月，成為容庚的研究生，專攻古文字學，和住在36號小樓的趙蘿蕤相識也正在此時。
1952年新北大成立後，燕東園成為北大教授的公寓，這裡依然活躍著眾多著名學者的身影。東區陸校長原先居住的37號，後來居住過化學教授孫承諤、中文系教授楊晦、西語系教授盛澄華等。西邊的36號居住過生物學家趙以炳、陳閱增、心理學家桑燦南。34號在燕大時期居住的是張東蓀，1952年以後，遊國恩居住在這裡。遊先生精研楚辭，是著名古典文學專家，他自1952年三校合併後，就擔任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學研究室主任，當時著名唐詩專家林庚先生任副主任，兩位先生任職長達十餘年，精誠合作，對北大中文系的古代文學專業發展，做出極為重要的貢獻。
當時林庚先生住燕南園，遊先生住燕東園。許多學生都很難忘在遊先生家裡請益的情景。一位老學生回憶先生書齋的雅緻：“滿院是花木翠竹，宛如世外桃源。他的書齋掩映在花木叢中，百葉窗上搖曳著扶疏的樹影，雖是在白晝，卻使我想起歸有光描寫的‘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那種美好情致。進了書齋，窗明几淨，一塵不染，古色古香，樸厚典雅。靠牆矗立著幾個精緻的玻璃門書櫥，櫥裡是一函函一摞摞古舊的線裝書，也有不少洋裝書，鐫刻著綠色隸書的箱裝古籍尤顯古雅清逸。牆上有一兩幀字畫，桌上有文房四寶。書齋也像它的主人那樣，溫柔敦厚，嚴謹整潔，又玲瓏剔透。”接待來客的遊先生，那天“穿著淺素色中式對襟小褂，中式褲子，腳上是黑布鞋，隨意又瀟灑”的遊先生對學生要求很嚴格，生活上則很關心，據北大圖書館系老教授白化文回憶，先生會在家中招待“入室”弟子，每次請客，必有一隻燉雞上桌。
何其芳
五十年代初，北大文學研究所副所長何其芳居住在42號樓，北大文學研究所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前身。何其芳對文學所的建設厥功至偉。他的客廳沒有遊先生那樣雅緻和整潔，來往的客人更多。他把大量的時間精力投入到文學所的創建工作中。曹道衡先生回憶，1954年上半年，每星期一下午，何其芳的家裡會有一個小型的《詩經》討論會，遊國恩、餘冠英、範寧、陳友琴、胡念貽等先生都會參加，會上對《詩經》的每一首詩的篇義和辭句都進行討論。曹道衡當時作為一個年輕學者參加此會，感到很有收穫。熱切投入學術工作的何其芳，在生活中是一位可愛的父親。在燕東園長大的樊宏之子樊平回憶：“當年每到晚飯時分，何先生就滿園子去喊在園中瘋玩的兒子何凱歌回家吃飯，白白胖胖、大大咧咧的何其芳，穿個大背心，手裡拿個大蒲扇，邁著八字腳，操著一口四川音，滿燕東園叫著：‘何凱歌，吃飯了！’他走路多像愛鬥蟋蟀的濟公喲，淘氣的我跟在他後面學，一搖一擺，樂不可支。”年輕時寫下那麼多綺麗新詩的何先生，變成慈父就成了這樣的模樣，想想真是有趣。
西區的30號小樓，如今在北大幼兒園西門內，法國文學專家羅大岡在此居住多年。《昆蟲記》的譯者王光曾經多次到這裡向羅先生求教。羅先生對他說，無論如何要翻譯一部法國文學作品，還親自推薦路易·菲利蒲的小說《斐得立老爹》讓王光翻譯。小說有十多萬字，王光用了六七個月的時間譯好，羅先生認真審閱，提出許多意見。王光翻譯花了許多心血，他問羅先生能否出版，話音剛落，羅先生一下子嚴肅起來，正色道：“翻譯東西不要總是想能否出版，只當是一次作業，這樣你才能慢慢提高。”王光聽罷，有一種很強的得不償失的感覺，後來把譯稿拿回家中反覆看羅先生用鉛筆提示的一些地方，又聯想到羅先生曾對他說過在法國時他用節省下的飯費請人對他的文章找毛病的故事，恍然大悟，體會到羅先生扶植青年的一片苦心。王光不久受作家出版社委託翻譯法布爾的《昆蟲記》，他極其認真地完成，羅大岡審閱了全部譯文，肯定他“對原文理解深，譯得比較好”，併為此書撰寫了長序。此書1998年7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深受好評。
西區的31號樓，在林耀華之後，居住過美學家蔡儀、古典文學專家浦江清、物理學家王子昌；32號在高名凱之後，居住過數學家段學復。33號居住過油畫家中央美院教授李宗津和北京大學英語系教授周珊鳳夫婦，以及德語專家楊業治教授；34號居住過化學家邢其毅，在遊國恩之後，又居住過心理學家周先庚。35號嚴仁賡教授與夫人葉逸芬都在經濟系工作，嚴仁賡曾任北大教務長，後到經濟系任教。嚴仁賡的祖父是創辦南開大學的嚴修，而葉逸芬的祖父是中日甲午海戰中“靖遠號”軍艦管帶（艦長）葉祖珪。
燕東園40號小樓
38號居住過生物學家張景鉞和動物學家崔之蘭夫婦；39號居住過經濟學家樊宏、無線電專家杜連躍、圖書館系教授潘詠祥等；40號居住過計算機專家徐獻瑜；41號在何其芳先生之後，居住過語言學家岑麒祥，理論物理學家胡寧；42號居住過法學家陳守一。
燕東園的東區，同樣是碩學雲集。21號北半側是金嶽霖的舊居，周啟銳回憶小時候常看見金先生騎個小三輪車，車把一拐就進了21號的院子。金先生家門口有一棵棗樹，結出的棗子非常甜美。棗子成熟時，園中的小朋友常來打棗，這當然會讓院子變得吵鬧，金先生讓小朋友先回家，說回頭把棗子送過來。小朋友後來果然在家裡收到金先生家保姆送來的棗子。21號的小樓，在燕東園眾多的小樓中，顯得有些平淡。如今它的西側是每日人來人往的小區主幹道，朝向馬路的一面無遮無攔，失去了庭院深深的幽靜，很難把它和大學者金嶽霖聯繫起來。金先生之後，21號居住過美國史專家陳芳芝。
左側建築為金嶽霖舊居
21號另一位居民，則是著名體育學家林啟武。林啟武是泰國華僑，早年留學美國，曾先後在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擔任體育教學工作。他第一個把六人制排球引進國內，第一個在中國培訓出乒乓球國際裁判，第一個把國際射箭技術及其規則引進國內，也是國內研究體育社會學的第一人。林啟武樂觀開朗，在家裡和孩子們像朋友一樣相處，有空就一起做遊戲。在家裡的客廳的地毯上，他讓幾個孩子一齊上陣，直到把他的頭和四肢都按到地上就算贏，還戲稱這個叫“五體投地”；還組織全家人開晚會，大窗臺是舞臺，窗簾是幕布，孩子們輪流表演，父母坐在對面欣賞。林先生健康長壽，直到2011年4月才去世，享年104歲；他應該是目前為止在燕東園生活時間最長的居民了。
22號在1952年以後居住著德語文學專家馮至與哲學家賀麟。兩人在西南聯大時就在一起共事，馮還受賀的約請，翻譯了席勒的《審美教育書簡》。1952年新北大搬到燕園，他們一起從北大沙灘中老胡同的宿舍中搬過來。馮居住在22號的前半部，賀居住在後半部。馮至先生在這裡一直居住到1970年，在這裡重譯出版了《哈爾次山遊記》、《海涅詩選》，編選了《杜甫詩選》，出版了論文集《詩與遺產》等。賀麟在這座小樓裡，和王太慶合譯了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著名新詩專家、北大中文系教授謝冕，50年代末剛畢業留校任教不久，馮先生託人請他來燕東園寓所談談對中國新詩的看法。這樣不拘年輩、不拘學科的自由學術交流，在燕東園一定有過很多很多。
燕東園22號小樓
23號居住著西語系教授嚴寶瑜，這位出生在江陰的老教授，被稱為有著“古井止水一般的境界”，但他大概是北大最關心音樂教育的教授。在從事德語專業教學之外，他還志願擔任中外音樂史和“貝多芬”、“莫扎特”、“19世紀歐洲浪漫主義音樂”等專題音樂課的教學。北大各種課外音樂活動，他也是積極的推動者。
說起對音樂的熱愛，曾經居住在41號的北大數力系教授董鐵寶，是一位天才科學家，也酷愛古典音樂，收藏了不少珍貴唱片。據說他當年取道巴黎回國，到巴黎後，一下飛機就直奔巴黎大劇院聽音樂會。著名鋼琴家、作曲家，曾任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的老志誠教授，聽說董教授家藏有法國音樂家德彪西的唱片集，欣喜若狂，很想借去一聽，當時董教授已經去世，董教授的夫人擔心丈夫生前珍愛的唱片有什麼閃失，拒絕了老教授的請求。沒想到，幾天後，瘦小的老先生居然自己提著個足有五十斤重的德國大錄音機，一步一歇地來到燕東園，董伯母不好再拒絕，老先生錄下了久違的德彪西，滿意而歸。園中熱愛古典音樂的人很多，化學家孫承諤、德語專家楊業治都是樂迷。楊教授翻譯的奧地利著名音樂理論家愛德華·漢斯的名著《論音樂的美》，自1978年出版後，發行量近四萬冊。楊教授的孩子們也受到感染，女兒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兒子也幾乎到了無一日無音樂的地步。
與23號毗鄰的24號，長期居住著兩家：朝南一面，是氣象學家謝義炳和李孝芳夫婦；朝北一面是史學家週一良教授和鄧懿夫婦。周先生在這裡居住了四十三年，寫作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但常年居住在朝北一面，也頗以為苦，曾寫下“四十三年陰山背後”以解嘲。
25號居住的是著名阿拉伯語專家馬堅，他在這裡傾注全部心血，完成了120多萬字的《阿漢詞典》。在此之前，中國高校的阿拉伯語教學翻譯，使用的是一位伊斯蘭教學者王靜齋阿訇（1871-1949）早年編譯的《阿漢字典》，它實際上是編者從埃及出版的一本阿英字典直接翻譯過來，收詞少，內容陳舊，完全不適應新的需要。馬堅教授自費購買了許多工具書，25號樓的書房裡到處都堆滿了參考書，顯得十分擁擠。當時國內阿拉伯文印刷技術十分簡陋，為了校對每一個阿拉伯字母的讀音符號，馬堅先生用三年時間嘔心瀝血，視力也因此急劇下降。25號的小樓，見證了他拿著放大鏡一條條校對的辛勞。
26號居住著西語系法語教授吳達元。吳先生在翻譯方面最重要的貢獻是翻譯了被譽為“法國大革命序曲”的法國戲劇家博馬舍《費加羅的婚禮》。上過吳先生課的學生，都很難忘他的神采，柳鳴九回憶“他的生活方式，至少他的著裝方式，基本上是洋派的。頭髮梳得整齊而光亮，偏左的一條發縫筆直而一絲不亂，戴一副金絲眼鏡，平日總是穿西裝，而且特別嚴整、配套，內有馬甲，領帶打得極有功力，皮鞋鋥亮，整個衣著裝束沒有絲毫休閒隨便的影子。‘人如其文’，整齊、潔淨、利索、規範，就像他爽淨、利索的語法課一樣，也像最為有規有矩的法文語法，與北大不少名教授的不修邊幅，正形成一道截然不同的‘風景線’”。這讓當時許多沒有出過國門的年輕學子，似乎看到了巴黎，聞到了法蘭西的氣息。他在燕東園26號的書房，也是“窗明几淨，雅緻非凡”。與吳教授同住26號的，則是哲學家洪謙教授。26號後被北大幼兒園徵用，現在已經拆除。
南洋風格的27號，曾經居住過美學家朱光潛先生，周啟銳提到朱先生晚年患病臥床，一天家人突然發現他不在床上，竟然趴在一樓通往二樓的樓梯上，原來他臥病時也在思考問題，想去二樓書房查一下資料，誰知體力不支倒在樓梯上。
朱光潛
28號小樓，如今在北大附小院內，整修一新，這裡居住過多位史學家，包括翦伯贊、邵循正、商鴻逵等人。商鴻逵每天清晨五點即起，在燕東園散步後開始工作。他被大家稱為燕東園起得最早的人。
29號在如今北大幼兒園西門南側，已經拆除，這裡居住過經濟系趙迺摶和周炳琳教授。厲以寧教授一直很感念周、趙兩位前輩在困難歲月裡對他的關愛和鼓勵，從學生時代起，厲以寧就多次到這座小樓裡，向住在樓下的周先生和住在樓上的趙先生請益問學。他大學畢業留校時，被分配在資料室工作。接受分配之後他到燕東園29號去看周、趙兩先生，周先生建議他把北大圖書館所藏的兩種重要經濟史雜誌《經濟史雜誌》（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和《經濟史評論》（Economic History Review）上刊載的經濟史論文一一編寫摘要，供教師參考，並說這不僅對大家有好處，厲以寧自己也可以從中受益。厲以寧認為周先生這一建議使他終身受益，周老師把他領進了西歐經濟史這一學術領域。那一天，他從周家出來，又去看趙先生。趙先生已經聽說他分配在資料室工作，開導他說：“你沒有當教員，當了資料員，心裡要想開些，不要計較名分，只要有真才實學，名分算個什麼？”如今燕東園北門外有一家羊大爺涮肉館，羊肉實在，價格公道，很受周圍居民歡迎。有一次在飯館牆上，我看見厲以寧先生在飯館過八十大壽聚會的照片，當時還很驚訝。厲先生名滿天下，八十大壽何以在這個小飯館裡？看了他對周、趙兩位經濟學前輩的追懷，就可以理解，小小的燕東園對他實在有著特殊的意義。
29號還居住過化學家唐有祺院士和她的夫人醫學家張麗珠教授。唐院士是上海南匯新場人，我曾經去過上海這個古色古香的小鎮，見到唐院士的故居，那是小鎮的驕傲，不成想他在北京的故居，就在燕東園幼兒園旁。他的夫人張麗珠被譽為“神州試管嬰兒之母”，是中國試管嬰兒技術最早的探索者。如今他們生活過的地方，縈繞著孩子們天真可愛的嬉鬧聲，永不寂寞，這中間真有不可思議的因緣。
說起園中的風雅，俞平伯三十年代曾在許季珣宅中，參加谷音社友的曲敘；五十年代，羅大岡家中常有愛好京劇的學生前來學戲，她的夫人馬宛頤京劇唱得極好。悠揚的鋼琴聲也時時迴響在園中。徐獻瑜先生的夫人是鋼琴教育家，他們所住的40號，正在園中小橋旁。橋上往來的居民們，每每會聽到橋旁飄來的美妙琴音。
從落成到今天已經整整九十載的燕東園，曾經給多少人留下美好的回憶，已經難以計數了。當然，這小小的園子，也同樣經歷了許多離別。曾經在燕大任教的鄭振鐸，當時就居住在燕東園，因為種種複雜的矛盾，他不得不在1935年去職，離開了燕東園。像這樣無奈的離去，因為各種原因，不斷在園中發生。更有像翦伯贊以及居住30號俞大絪教授在園中痛苦地結束自己的生命，就更令人悲傷扼腕。
這個寧靜的小園，是大地的一隅，不可能置身於山河風雨之外，但它所獨有的風雅與美好，呈現了中國近百年知識界的精神追求和學養意趣。很多在園中生活過的人，都難忘這裡的一草一木。然而，難忘和懷念究竟意味著什麼呢？荷爾德林專家楊業治，在他居住33號小樓期間，翻譯過荷爾德林的詩篇《懷念》，詩中寫道：“在那清風流動的尖角地/在種植葡萄的山地旁/多爾朵涅流過那裡/和美麗的加洛納/匯合，海一樣開闊地/湧出了河流。海取走/但又給予記憶/而愛也使勤勞的眼睛注視。/但留存著的，是詩人所創建。”楊先生對詩意的解說同樣值得品味。他說：“把詩的結句理解為指未來的事物，也許更有意義”。楊先生的意思或許是這樣的：懷念是愛，愛會挽留流逝的生命，而這份對流逝之物的眷戀，又來自愛對未來的創造。沒有對未來之美的創建，就不會有眷戀往昔的懷念。
我不知這樣理解是否準確。楊先生在燕東園33號的書窗前，寫下這一段解說時，或許不曾想到，他解說的詩句和自己身處其間的燕東園有什麼聯繫，然而他點出了詩中的精義：懷念不是傷逝的頹唐，更是創造未來之美的蓬勃的力量。這是人間一切懷念的價值，也是懷念燕東園這個獨特小園最有吸引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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